“三十难立”是当下很多博士生面临的问题。来自学业与生活的双重压力，使他们成为最焦虑的社会群体之一。该不该给“穷”博士生们继续加薪、如何加薪？博士生培养规模的扩大又给这一群体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在这方面，我们能否与国际“接轨”？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了博士生们和已经是“过来人”的专家们。
■ 本报记者 冯丽妃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每每被人提及这个关于薪资的“灵魂拷问”，北京某“双一流”高校博士生田静（化名）都觉得张不开口——读博期间那点儿补贴与同龄上班族相比，少得有些可怜。
“博士期间一年花费在4万元左右，每月的补助只有学校发的1500元。”田静向《中国科学报》记者“透底”，博士补贴“显然不够”开销，她就到一些机构做研究性项目的兼职，赚一点“外快”。
好消息是，最近她刚入职教育部某研究所，多年孜孜不倦的求学终于觅得了一个不错的归宿。
受学校、地域、专业等影响，我国在校博士生的补贴差异很大。但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博士们的回答都是“不够花”。
“不够花”的补贴
时晨（化名）是北京某国立科研机构的博士生，每月到手补贴3500元左右。“我个人平常不会靠家里支援，但周围的博士生大多都是不够的，从恋爱到社交，博士生花销还是很大的，很多博士生属于‘月光族’。”他说。
“博士生阶段补贴少，在一定程度上推迟了其婚恋年龄。”上海某研究所博士生高峰（化名）告诉《中国科学报》，自己一个月补贴大概在3000~5000元之间，在学校住宿、食堂、办公室等条件的保障下，个人生活没有问题，但离开学校消费就不够了。身边谈恋爱的同学大都需要家里支援，而且少有同学成家。
对于成家已经两年的博士生张历（化名）来说，用补贴满足生活需求基本不可能。作为某“双一流”高校电子工程领域的博士生，“月薪”8000元、每年补贴超过10万元的他可谓是博士生里的“富户”了，但他也饱受生活压力之苦。去年，他和妻子在两家父母的支持下买了房，他的“工资”远低于硕士毕业的妻子，每个月一万多元的房贷大部分也要倚仗妻子。
“当前博士生待遇过低，国家或学校需要在经济上给予更多支持，每月5000元以上才能满足生活需求和理想追求。”时晨说，科研本身较为枯燥，且读博年限长、压力大，同样会面临成年人需要面对的生活压力。待遇过低会在博士生和已工作的同龄人之间形成巨大反差，加上较大的科研压力，很容易消磨掉大部分博士生的科研热情，导致其毕业后不会选择留在科研领域。
“如果划一个标准，博士生作为国家科研队伍中最重要的群体之一，承担着大量的基础科研工作，收入水平不应当低于所在城镇职工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国内某“双一流”高校理工类专业的博士生李宣（化名）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我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7727元。李宣每月各类补贴加在一起约5500元，略高于这一标准。不过他表示，身边的博士生对补贴不满意的占多数，除了与同龄就业者相比收入差距较大之外，随着博士生扩招，他们对当前及今后职业发展的焦虑也在逐渐提升。
“一个非常突出的矛盾是，现在博士生延毕率越来越高，但延期的博士生收入会大幅减少。”他说，“比如，一些人被停发国家补助或导师补助，部分高校博士生还存在延期不提供住宿等情况，这给延期毕业的博士生带来更大的生活压力。”在他看来，至少应当综合考虑延期原因调整补贴。
田静表示，自己身边也有一些科研“好苗子”，本科或硕士毕业后从事了金融、计算机行业的工作。“从个体角度看，这是‘月亮与六便士’的选择，没有对错，但还是有些可惜。”她感慨地说，国家应该给予更多支持，才能吸引优秀人才从事科研。
学生还是打工者？
“喊穷”的博士生们该不该加薪？一些专家认为，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界定博士生的身份“属性”：是学生还是打工者？
采访中，有专家认为，博士生的身份仍是学生，所以“补贴”不能完全与工资标准相比较。
“读博是一段学业，选择读博通常是为了更好的理想，或未来更好的生活。这一阶段，最为重要的应当是读好书、提升自己，在未来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价值。”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副教授刘利对《中国科学报》说，“俗话说‘舍得’，有得必有失，在达到未来更高目标的道路上，常需要在某些方面做出‘牺牲’。”
事实上，刘利在读博期间也体会过生活的不易。尽管如此，他依然认为，“国家、高校、导师应当努力解决博士生的基本生活问题。如果国家制定最低标准，相信导师们肯定会响应，但不应把读博士看成工作来对比‘工资’标准。”现在，他尽量给课题组博士生高一点的补贴。
不过，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刘永谋看来，理想的读博状态应该近似于一种工作或“准工作”状态。这意味着要参照科研人员的待遇来执行，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应该完成特定的助研、助教工作以及基本科研任务。
刘永谋认为，对于今天的博士生，特别是诸如北京这样大城市的博士生来说，每月补贴1500~2000元无疑过低。据北京市2021年最新通知，该市最低工资标准不低于2320元。一些文科博士生的补贴仍低于该标准。
“这些钱刚刚够维持基本生存，现在的博士生一般在25~30岁之间，不可能光‘活着’就了事。”刘永谋说。
此次采访中的其他多位专家也认为，在当前的现实条件下，“加薪”是合理的。
“一些博士生期待的四五千元的薪资并不高。”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长聘副教授李锋亮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硕士生毕业后的月薪较高，要想吸引优秀的博士生源，就要减少这些优秀生源就读博士的机会成本。”
在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教授彭湃看来，如果博士生每个月的补贴提高到城镇居民最低工资水平，是“很正常的期望”。在欧洲，一旦成为博士生，就会被作为公共事业单位的正式职员来对待，学校和导师会给学生发放相当于一个全职研究者一半或是3/4的薪水，一般足以补偿住宿、生活等基本支出。在美国博士生还可以获得助研（RA）或是助教（TA）的津贴，同样足够满足生活所需。
“长期以来，困扰我国博士生教育的问题之一，就是博士生的生活补助金太低，导致博士生的求学和生活压力很大。”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向《中国科学报》表示，“所以有人戏称博士生是中国学生中最焦虑的群体。”
他举例说，压力之下，有的博士生期望早点儿毕业找工作，于是选择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的课题做毕业论文；有的博士生则花大量时间去打工挣钱，但很难处理好学业和打工的关系，结果钱没赚到，学问也没做好；还有的博士生因为被导师吩咐做一些无关的课题，难以专心做自己的研究，精神上十分焦虑。
“反观欧美发达国家的大学，博士生基本上没有太大生活压力，能够耐心地做自己的学问，不赶毕业时间，六七年获得博士学位也很正常。”熊丙奇说。
“蛋糕”如何做大
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近40年来，我国博士生基本补贴不断增加。根据教育部和财政部相关文件，1985年，国内博士生每生每月补贴为76元（有工作经验加15元）；1991年提高到90元、100元、110元三档；1994年为190元、210、230元；1996年为240、260和280元。
2009年，在施一公、王小凡、饶毅等科学家的建议下，我国博士生补贴大幅跃升，统一提高到1000元。很多人称，它让博士生工资“从贫困走向了温饱”。
最近一次博士生“涨薪”是在2017年。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提高博士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的通知，我国中央高校博士生从每生每年12000元提高到15000元，地方高校博士生从每生每年不低于10000元提高到不低于13000元，使得平均每人每月补贴再增长约250元。
当前，从全国整体来看，国家对于博士生的补贴额度远远大于各校的补助水平。同时，国家奖学金额度也是博士生的重要“经济来源”，每生每年3万元。但其每年仅能覆盖1万名博士生，很难满足庞大的博士生招生规模的需求。
随着近年来高校扩招，我国博士生招生人数出现突飞猛进的增长。根据《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0年，我国博士生招生11.60万人，在学博士生46.65万人，毕业博士生6.62万人，博士培养规模已居世界第一。
在此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提高博士生的补助？很多专家认为，做大博士生补助的“蛋糕”，不能仅靠国家财政兜底。
目前，我国博士生补助主要由四部分构成——国家基本补贴，学校、导师补贴，奖学金，以及SCI论文或项目补贴。近年来，许多高校为招揽一流博士生来校做科研，都纷纷“放大招”，提出更具吸引力的待遇。
例如，去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挂出从博士阶段开始每人每年保底收入10万元的招生公告；南开大学表示每年将在国家拨款的基础上，增投自筹经费1亿余元，在校顶尖博士生每年可累计获得各类奖助学金超过10万元；清华大学也表示，要确保博士生每年最低资助标准不低于5.1万元。此外、哈尔滨工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工业大学等都对博士生奖助学金进行了调整。
在给研究生补贴方面，刘利表示，国家关于科研经费管理的改革也做出了“松绑”，国家关于科研经费管理的改革也做出了“松绑”，导师更有机会给予研究生更高的补助。
“比如，导师对于横向课题经费支配的自由权就很大，在发放工资时，他们可以尽可能多地考虑学生利益；即使是规定一定比例的纵向课题，有时候也可以提出劳务费不封顶的要求，用来发劳务费。”彭湃也表示。
与此同时，彭湃认为，博士生教育实质上有一定的雇主和雇员的性质在其中，存在一定的利益纠葛，在工科等应用型学科中尤其如此。因此，仍然需要通过制度规定增加导师应负担的份额。
在他看来，针对一些应用性学科，还可以尝试纯项目制的导师制模式。“比如有的导师开公司，或者能筹集到经费，就可以用项目里的钱招博士。”他说，“与欧美国家不同，我国的博士生招生是‘计划制’，导师的招生名额和方向等能够转换的空间不大，导师很难有资助积极性。”
“就像一个企业生产产品一样，导师自己招收和培养的学生也会有一定的学术标准，并且有很多的质量管控手段，如论文抽检、论文外审等，约束力一样很强。”他补充说。
除此之外，专家还建议从其他社会渠道筹集经费，从而做大博士生补助这块“蛋糕”。
“尤其要提高行业、产业与企业对博士生教育的投入。“这样也能吸引优秀博士生毕业后去行业、产业与企业就业。”李锋亮说，“政府财政支持可以向基础学科、‘冷门绝学’以及去中西部就业的学生倾斜。”
彭湃也表示，重要的是让那些有意愿投入到博士生教育里的个人或企业参与进来。我国曾开展的委托培养制度（由委托单位资助学生）并没有过时。现在很多企业都有研发需求，可以给导师设立项目，从项目经费中支付一部分补贴给博士生。
不只为“体面”生活
专家表示，解决博士生待遇的问题，扩大博士生补贴结构多元性，不只是为了让博士生有一个“体面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改革学术资源配置体系。
刘永谋认为，博士生每月补贴“额度”不能简单地从“让他们吃饱吃好、安心读书”的角度考虑，而应该与他们所要承担的基本教学科研任务紧密相连。
对于这一点，当前仍存在诸多问题。刘永谋表示，首先，各高校对博士生应该承担的教学科研任务并没有清晰的界定。其次，很多博士生对自己任务的理解，就是发表拿到学位要求的规定数量核心期刊论文，并完成一篇博士学位论文。“别的事情，从理论上说都可以不管。”此外，导师带博士生基本没有额外的补助，对于自己要做什么、学生要做什么也是模模糊糊。“总之，三方都是糊里糊涂、差不多就行的状态，均靠在实践中把握。”他补充说。
反观国外，他表示，博士生招生主要遵循“市场规律”，学校有多少钱、教授有多少项目，就招多少学生，每年学校和教授自主调整。
我国博士生的工资改革同样要有通盘的考虑。“近些年来，文科博士点扩招得厉害，很可能与扩招文科博士生不需要建实验室、不需要其他硬件投入，一张床、一台电脑就可以‘开工’有关。”刘永谋说，博士生增加了，经费来源却没有什么变化，当然没有钱发给博士生。国家应该考虑社会需求，严格控制文科博士点和博士生的数量。
彭湃也表示，不同学科存在补贴差异很正常，应“具体学科具体对待”。如在人文学科知识生产中，主要的工作是导师在做，博士生尚处于入门状态，补贴可以适当低一些。但对于工科等学科，博士生基本上是全职劳动，就应该高一些。
熊丙奇也表示，尽管当前我国拥有世界第一的博士生规模，但不等于世界第一的质量。“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改善博士生求学期间的生活待遇是十分紧迫的任务，应围绕‘加薪’探索博士生培养的新机制，建立更完善的学术管理机制。”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