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晓倩
图源：视觉中国两年前，女骑手潘宁带着一家四口人告别了10平米蜗居生活，搬进上海9号线终点站的居民楼。
新居六十平米的空间承载了多重功能，墙上贴着外卖平台服务的多项细则，桌上摆放着一瓶鲜花——这里既是潘宁的家，又是她的工作场所。
与大众印象中的外卖从业者形象不同，潘宁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穿着一身淡色的毛呢外套。但是依然能看出她皮肤的底色和点点雀斑，她下午3点左右才吃完午饭，即便当上了站长，潘宁的工作轨迹依然追寻着站点的爆单时间。
下午5点左右，随着晚高峰的逼近，潘宁的手机每隔两分钟就会响起一次。“宁姐，有个订单联系不上顾客需要报备。”“宁姐，有个订单需要转出，麻烦你后台调度一下。”电话那头还有无数个小状况、小需求等待着她处理。
潘宁的站点环境 图源：受访者供图从骑手到站长，她们拿到了升职剧本
这是潘宁升为站长的第三年，早上9点准时开早会、迎接午高峰（10：30~13：30）、等待晚高峰（17：00~20：00）、整理站点骑手一天的工作数据……潘宁每一天的生活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一开始，升职带来的不确定和不自信占了上风。从骑手到站长，跨越的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工作难度和压力呈几何式增长。
站长没有一刻是闲着的，送餐高峰期的时候，她需要一刻不停地监控后台的异常订单，当骑手闲下来时，她又要想着如何针对骑手的业绩展开管理，包括招人、鼓励业绩下滑的员工、培训新员工。“我担心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不能服众，而且以前从来没有尝试过管理类的岗位，会有点想要退缩。”
在老公的鼓励下，潘宁接过了站点负责人的接力棒，手下管理着近百名骑手，其中90%以上都是男性。潘宁的老公也曾是站点的中流砥柱，最了解站点的人情世故，为了替潘宁镇住场子，离开外卖队伍一年的丈夫重新归队，当起了潘宁的副手。
正式上任的前一天晚上，潘宁失眠了，第一次早会她还没完全调整状态，说话声音有点虚，手心直冒汗。这种紧张和不安的情绪比她第一次送餐都要强烈。不过，所有并肩作战的兄弟都给了这位“女战士”最热烈的掌声。
逐渐进入新职业状态后，潘宁的关注重点从个人单量转向整个站点的业务数据，甚至细化到每个骑手的异常单量和用户评价，哪个骑手状态不对劲，哪个骑手的差评变多了，哪个骑手开始逆袭……潘宁都能捕捉到他们的细微变化。
成为站长以后，潘宁学会了excel表格制作，等到所有人都下班之后，站点只剩下她一个人，她会打开文件一遍遍地核对情况，整理出一份详细的工作日报，这项繁杂的工作经常要持续到晚上12：00。
潘宁并不是唯一拿到升职剧本的女骑手。
三个月前，24岁的长沙女骑手王勋也来到了职业生涯的中转站，一向大大咧咧的她还没完全适应不跑单的生活，每天睁开眼，她会习惯性地打开手机后台刷脸开工，然后将身体的每个细胞拉到送单状态。
由于站点的骑手来自五湖四海，每个人的性格和处事风格不同，站长是串联起整个站点骑手关系的关键人物。“我很担心会有骑手不愿意和我分享他们的情绪和工作上的困难，有的骑手很内向，我得旁敲侧击地引导他们说话。”
就像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一颗石头，王勋的加入给站点的“男人帮”带来了全新的活力。王勋的办公桌上经常会换上不同的鲜花，给这个稍显粗糙的站点装点了一份生机。“朋友们，爆单开始了！”王勋是站点工作群的气氛担当，每当爆单时间逼近，王勋的问候和鼓励从来不会缺席，紧接着站点骑手就会开启接龙模式——搞起来，搞起来。
王勋在站点附近开晨会 图源：受访者供图无论是潘宁，还是王勋，她们都在减少系统监控下可能出现的细微错误。为了避免遗漏异常订单，潘宁站点的背景音乐是后台系统的声音，系统连接着音响，设备声音定格在最大音量，这是潘宁抵抗睡意的方法。派单异常的声音不断传来，比如订单超时、订单被取消等等，催促着潘宁第一时间解决出现的问题。
和老练的潘宁不同，此时的王勋还在努力适应新岗位带来的挑战。“总要闯一闯的。”王勋声音里仍然带着不确定性。
霸榜的狠角色，在体力的竞赛中杀出一条血路
虽然潘宁已经坐稳了站长的位置，站点里的老人对她的工作风格习以为常，但她单薄的身体和温和的性格总是降不住新人。
“站长总是给我挑毛病，让她自己来试试。”被潘宁指出毛病的新人心中不免会有些埋怨。此时，老员工就会拿出潘宁往日的履历唬住满脸青涩的新骑手。
2016年，27岁的潘宁正式成为一名骑手，彼时外卖骑手还是新鲜的工种。一开始，她就感受到了来自同行男性的全方位碾压。外卖骑手的两个必备技能——爬楼梯和骑电瓶车，潘宁都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别人爬6楼可能一口气就上去了，我一般要爬到三楼休息一会，到了6楼再缓一下气息，才敢敲开客户家的门。”
当部分骑手拎着十来单外卖闯进“车海”时，潘宁甘愿慢下来。
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有的骑手“嗖”地一下就能和她拉开差距，但她始终小心翼翼地站在斑马线一侧。她的送餐方式是一单单地送，只要还在送餐途中，就会在后台选择“忙碌”，主动放弃随时都可能挤进来的派单。
站着用餐是骑手的常态姿势 图源：受访者供图起初，潘宁的策略是以在线时长来争取单量，为了不耽误送餐准点率，她在工作期间从来不喝水，每天两趟送餐高峰期之后，她是少数还在坚持开工的骑手，但是非高峰期零散的单量始终敌不过高峰期，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潘宁的月工资要低于站点平均水平，甚至只有别人的一半。
然而一个月后，她熟悉了方圆3公里之内的大部分居民楼、写字楼和商圈的地段和注意事项，比如哪些小区是无法进去的，哪些是事故高发地段。细致的观察和细致的服务终于给了潘宁漂亮的回馈：从业多年以来，一次差评都没有找上门。
“多劳多得”是外卖系统中永恒不变的规则，这也刺激着一部分女骑手不断冲击着自己的体能上限。
为了过年加班的补贴和奖励，2020年的春节，王勋没有离开长沙，也阴差阳错地成了疫情期间站点唯一一位骑手。那段不愿有人外出的日子里，她一个人担起了所有的订单站点，虽然每天接收的订单不超过10单，但是大多数单量都是三四十斤起步，王勋记得自己一个人送过12箱牛奶。“小妹妹，辛苦啦！”这是当时王勋听过的最暖心的鼓励。
长春骑手李妍也是女骑手中的“狠角色”，长期霸占着榜单第一，是当之无愧的外卖一姐。
李妍的职业生涯不算长，2020年初，从酒店后厨转行做外卖员的她，身上带着一股子“狠劲”。“后厨工作也很累，经常要起早贪黑，但是3000元的收入永远不能有额外的存款。”外卖行业的收入构成让李妍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她的目标很纯粹，就是赚钱，这个信念能长久地支撑她一遍遍奔波在东北寒冷的街头。
遗憾与缺失，放弃了漂亮的衣橱
骑手的特殊工作方式使得她们经常会忘记当天是周几，用早晚班去分割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在骑手圈子里，也没人会关心每天吃什么，用餐时间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候，等到用餐高峰期一过，他们会挤在时间的缝隙中，用几个馒头和凉拌菜拼凑成的骑手餐应付一下饥饿。
刚来上海，潘宁一家四口挤在10平米的逼仄空间里，这被称为他们“临时的家”。她和丈夫打地铺，儿子和婆婆挤在窄窄的床上。除了一台电视之外，再没有任何家电设备。
出于安全考虑，等到5岁的儿子下午4点放学后，潘宁会把他锁在小屋里，她和丈夫则各自在晚高峰时期奔命，直到晚上八点左右才回家，婆婆在超市的工作也要熬到晚上11点。这样的权宜之计持续了两年，儿子也在一个人的房间里锁了两年。
一次，潘宁像往常一样收工回家，一向乖巧听话的孩子当着她的面哭了。当晚，儿子因为饥饿，翻遍家里所有的柜子，只找出唯一一包方便面，却不小心用热水烫伤了自己。
那一刻，潘宁的心理防线被彻底攻破。入行多年，她从来没有抱怨过生活，唯一的遗憾是陪伴儿子的时间太少，儿子的休息时间也受他们影响，每天都熬到晚上12点，他也习惯了家里时不时会冒出异常订单的提醒。
骑手的崩溃往往发生在一瞬间，有人说，送外卖就是与死神赛跑，和交警较劲，和红灯做朋友。潘宁经常把工作上的不顺利隐藏起来。
有一次上海暴雨，潘宁的电瓶车没电了，此时离送餐点还有1公里，她一路推着电瓶车才顺利把订单送到客户手中。因为客户单元门出故障，王勋也吃到过不少闭门羹，有一次不耐烦的客户从楼上丢下钥匙，但钥匙又卡在了单元楼间隙的大棚上，王勋只能从小区物业那里借来一张桌子，才走进了单元楼。
“心里不可能没有情绪，但是我们做服务行业脾气一般都被磨没了，有怨气也不能表现在脸上，只要用户不给我差评，一切都能接受。”王勋所在的长沙站点总人数是51人，巅峰时期女骑手数量达到16人，撑起站点三分之一的力量。她们融入进骑手的队伍中，不刻意观察，很难看出她们与其他骑手的差别，骑手服是她们全年唯一的服装。
不过，女骑手也是流动率很高的一群人。王勋身边的“战友”换了好几批，如今整个站点最年轻的女员工反而成了老兵。王勋计算过自己转行后的逛街频率：从一个月一次压缩至半年一次。有时候，骑着电瓶车经过繁华的闹市区，不断逼近的送餐时间却不允许她多看一眼橱窗里的衣服。
在长沙这座网红城市，永远不缺少年轻的都市丽人，她们穿着潮流的服饰，画着精致的妆容。相比之下，王勋过惯了素面朝天的生活，繁华的物质世界对她没有吸引。她只有一个念头：好好赚钱，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南方的夏天总是特别漫长，燥热一直延续到10月，王勋从来没用过防晒霜，皮肤也被晒黑了好几度，她舍不得在自己身上付出不必要的开支。看着脸上因为烈日下留下来的晒斑，“管它呢！就当是奋斗人生的馈赠。”王勋坦然地说道。
橘子洲头的微风能给她带来安全感。“我觉得穿骑手服超酷的！”她享受永远在路上的感觉，在紧迫的送餐时间里体会到了自由。
理想生活不在大城市，而是远方的家乡
大多数女外卖员选择这一行时，或多或少会遭遇周围人的反对和质疑。
一开始，潘宁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你一个女孩子去送什么外卖？怎么比得过男人？”王勋也没在第一时间向父母坦白自己的决定：“当时放弃学前教育工作又开了一家蛋糕店，因为疫情蛋糕店一直没有单量，才开启了外卖之旅，害怕家里人觉得我三心二意。”
女骑手跳入外卖系统中，也被善意包围过。每次她们把订单送到客户手中时，对着一张青涩的脸蛋，客户也会投入钦佩或者诧异的目光。
官方数据显示，2017年到2018年，美团外卖的女性骑手由最初0人，达到了8%的占比。新京报智库发布的《2020年外卖骑手职业报告》提到，1046份调查问卷显示外卖骑手中由87%为男性，13%为女性。
“女骑手可能送得没那么快，但是差评率会普遍较低，像是外卖汤撒了、没有送到餐就点送达等情况很少会出现。”潘宁的婆婆也辞去了超市后厨的工作，加入了女骑手的浪潮中。
多位女外卖员毫不忌讳地向时代财经表示，一开始踏入外卖行业都是为了改善生活状况、还清负债。调研数据显示，6成全职骑手月收入高于5000元。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骑手的平均工资一般能超过1万元，接近当地的平均工资水平。
尽管收入水平提高了，她们往往依然过着简朴的生活，把攒下来的每一笔钱送回老家。她们的理想生活并不在大城市，而是在远方的家乡。
过去的一年时间里，王勋做骑手赚来的上万元救了妈妈的命。去年年初，王勋母亲被确诊为肺结核重病，一次复查要消耗近万元的诊断费用。那段时光，王勋一边过着拮据的生活，一边接受母亲病情的变动带来的心理压力。
“每次和医生了解完状况，我都会一个人悄悄地哭上很久。”这可能是王勋成为骑手后最脆弱的一段时间，好在最终，王勋等来了康复的结果。
现在她定下了一个目标：买上一辆房车，带母亲和姐姐去看没有经历过的风景，因为她喜欢永远在路上飞驰的人生体验。
骑手“一姐”李妍还走在超越自我的路上，她加入了精英骑手团队。相比其他骑手队伍，这里的配送标准更高，每周高峰阶段在线时长和送单准时率都有要求，这让很多男骑手都望而却步，而且成绩吊车尾的骑手随时可能要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尽管来到上海打拼将近6年，潘宁一家的生活半径依然没有离开过松江。她不能离开站点太远，区域里的公园和欢乐谷成了他们偶尔打卡的场所，她和儿子都没有去过迪士尼乐园。
成就感是潘宁踏入外卖行业的意外收获，她没想到自己能把站点经营得有声有色。每次公司开年会，潘宁是全场上台领奖次数最多的站长，她带领站点拿下了区域内所有优秀的奖项。也是在当上站长后，潘宁和丈夫用打拼多年省下来的钱，在老家开封市买下了新房子。
站点人员流动率很低，有的骑手会短暂离场，但是每次要重新杀回外卖市场时，潘宁站点总是他们的第一选择。“站点不仅是骑手平时工作的固定场所，也希望能给骑手带来归属感。”潘宁说完，立马又接起了工作电话。
（时代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