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要孩子的年龄，越来越晚了。
一说到高龄生育，人们往往想到高龄产妇。对女性而言，生儿育女一直都有年龄门槛，一方面是因为女性的生育能力有月经这个显著标识，古人已发现女性绝经以后再难怀孕；另一方面，现代医学也反复证实，高龄妊娠不仅会增加胎儿各种疾病的发生率，也会相应增加母亲的妊娠并发症风险。
然而，男性的年龄问题并没有受到同样的重视。文学作品中常有“老来得子”的情节。老年男性娶妻生子，似乎也并不少见。现代男性更是普遍晚婚晚育。不管什么族群，学历是高是低，家乡在南还是在北，趋势都是一致的——男人们把生育往后推了又推。
2017年，斯坦福大学医学中心的泌尿学教授迈克尔·埃森伯格（Michael Eisenberg）就曾发表过一个研究，介绍了美国男性生育年龄越来越大的情况。在1980年代，美国只有4%的新生儿爸爸超过40岁，而如今，大概有10%的新生儿的爸爸们超过了40岁。
对于父亲而言，年龄是生育门槛吗？“高龄父亲”，又有哪些生育风险？
高龄妈妈的背后，
往往有个更高龄的爸爸
临床上对于高龄孕妇的定义为≥35岁。优生学中对高龄孕妇的生育风险研究非常多，数据也很翔实。对于孕妇健康而言，高龄妊娠有更高的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前置胎盘、胎膜早破、产后出血等妊娠合并症的发病率。对于胎儿健康而言，高龄母亲有更高的早孕流产率、染色体异常和结构异常发生率、胎儿窘迫、胎儿生长受限发生率以及围产儿死亡率等[1-10]。
然而，在高龄孕妇相关的研究数据里，常常没有将父亲的年龄因素列入考虑。而高龄妈妈的背后，往往有个更高龄的爸爸。
女性在孕育一个孩子的过程中承担了绝大部分的责任，使得人们容易将重点放在孕妇身上，从而忽略了父亲的影响。
其实，很多风险并不是母亲一个人的锅，高龄父亲也有责任。毕竟父亲要给孩子提供一半的染色体，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细胞复制的错误率增加——这可是不分男女的。2017年，《自然》期刊上一篇论文对父母子女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分析子女身上一些新突变到底是来自父亲还是母亲。结果发现，来自母亲的新突变数量每年增加0.37个，来自父亲的新突变每年增加1.51个，父亲的新突变产生率比母亲的还高[30]。
虽然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学术界也有在关注父亲年龄与不良妊娠结果的关联性。
此前的研究数据显示，高龄父亲会增加胎儿唐氏综合征的风险，还会让孩子有更高的精神分裂症[11]和自闭症[12]风险。
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些关联，最近斯坦福大学的学者干脆回顾了四千万新生儿的数据，得到的结论是，男性生育时的年龄越大，新生儿与孕妇出现健康风险的几率就越大[13]。高龄父亲会增加胎儿遗传疾病的发病率，还可能和孕妇的一些妊娠并发症有关。
爸爸年纪大，
伴侣怀孕难
多少岁以上算“高龄父亲”？美国生殖医学会定的标准是40岁以上。斯坦福这个回顾研究所用到的数据中，高龄父亲的年龄线一般划在35以上或者45岁以上，45岁以上的“超高龄父亲”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明显。
45岁以后，男性的生育能力明显下降。临床上用妊娠时间（TTP）评估生育能力，即夫妻在不避孕的情况下从同居到怀孕所需要的时间。一个样本量为2112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即使女方依然年轻，男方年龄大的情况下，妊娠时间也会显著延长。即使伴侣不到25岁，45岁以上的父亲导致妊娠时间超过一年的风险，依然五倍于不到25岁的父亲的风险[14]。这个结论是在调整过男女双方的年龄、避孕药具的使用、饮食、生活条件等可能的影响因素之后得出的，并排除了不孕症和妇科疾病治疗等情况。
男性生育能力的下降，一方面是年龄增长以后，雄激素水平下降，性欲下降，性生活次数减少，勃起功能障碍增加；另一方面是因为青春期以后，每次精子干细胞分裂都会累积有害突变，导致精子质量下降[15，16]。随着男性年龄增大，精子的浓度下降，活力变差，形态异常率升高，不但让伴侣更难自然受孕，在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等辅助生殖技术中，也会降低受精卵和胚胎成活的概率，即使在控制了女方年龄的前提下也是如此[16]。也就是说，当父亲高龄时，试管婴儿的成功率也会大幅降低。
精子会出现各种形态异常，当异常的精子比例太高时，怀孕就会变得困难丨medicoverfertility.com
因为父亲年龄似乎对辅助生殖技术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专业协会常常建议精子捐献者年龄不超过39岁。而一些精子库更是将精子捐献者年龄限于34岁以下[17]。
父亲年纪大，
母子风险高
除了降低受孕几率，父亲的年龄也会影响妊娠结局。
2012年的一项回顾性分析表明，父亲45岁以上时，早产、低出生体重儿和晚期妊娠胎死宫内的发生几率都有所上升[18]。高龄父亲与精神分裂症、自闭症、强迫症等精神与认知相关疾病的关联也有大量数据支持[15，19-25]，虽然具体机制尚不明确。研究还表明，高龄父亲与儿童癌症如白血病、非霍奇金淋巴瘤和儿童中枢神经系统肿瘤有关联[26，27]。
斯坦福新研究里，在调整了孕妇年龄之后，也依然发现了男性年龄的明显影响：
45岁以上的男性，其孩子早产的可能性升高了14%，出生体重不足的可能性升高了14%，需要进新生儿加护病房的可能性升高了14%，癫痫发作的可能性升高了18%。
50岁以上的男性，其孩子出生时需要新生儿机械通气的可能性升高了10%，需要进新生儿加护病房的可能性升高了28% 。
这些问题原本的绝对风险并不高，因此升高后也依然属于小概率事件。然而，这些信息仍然值得男性们认真参考。
至于高龄父亲对于孕妇妊娠并发症的影响，目前的数据仍然存在争议。一部分研究表明，高龄父亲并不会增加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等妊娠并发症的发病率[13，28]，而另一部分研究却又发现，随着父亲年龄的增加，不仅伴侣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风险会增加，胎盘早剥的风险也会相应增加[18，29]。斯坦福的新研究就显示，对于45岁之后的男性来说，他们的伴侣在怀孕期间得妊娠期糖尿病的几率，比参照组（25-34岁的男性）高了28%。
想要孩子的男人们，
还是抓紧时间吧
长期以来，生育、怀孕、分娩，似乎都是母亲的事情。相关研究也主要围绕女性展开。社会不断规训女性“要抓紧时间”。在发生流产、早产、胎儿发育异常时，女性不但身体受创，还会被责备“谁叫你不早点生育”。有时候，这种自责甚至会给女方留下长期的抑郁与痛苦。
其实，女性很可能背负了额外的道德负担。假如伴侣双方年纪相仿，责任至少不能全归于女方。
一个健康孩子的出生，是“团队合作”的结果。“推迟生育”的风险不仅女性有，男性也有，只是父亲带来的风险主要反应在母亲和孩子的健康上。女性推迟生育的风险是自己承担，而男性推迟生育的风险则很大一部分由伴侣承担。
目前关于高龄父亲与孩子风险的关联研究，已经足以提示男人们一件事：如果人生规划里包括生儿育女，男性应该尽量在35岁以前完成生育计划，哪怕是在45岁以前也比之后强。如果要暂时搁置生育计划，男性可以考虑在35岁前就冷冻精子，以免未来给婴儿和伴侣带来潜在健康风险。
澳大利亚一个调查发现，75%的年轻人低估了女性年龄对生育的影响，95%的年轻人低估了男性年龄对生育的影响。两性都需要意识到，推迟生育是有风险的。不要问生物钟为谁而鸣，对想要孩子的人来说，那个倒计时，时刻在进行。
参考文献
[1]JOLLY M， SEBIRE N， HARRIS J。 The risksassociated with pregnancy in women aged 35 years or older[J]。2000，15（11）：2433-2437。
[2] SEOUD M A， NASSAR A H， USTA I M.Increased risk of cesarean delivery with advancing maternal age：indications andassociated factors in nulliparous women[J]。 2001，185（04）：883-887。
[3] SEOUD MA， NASSAR AH， USTA IM，et al.Impact of advanced maternal age on pregnancy outcome。[J]。 American Journal ofPerinatology，2002，1（1）：1-8。
[4] 周莉，张为远。高龄妊娠与糖尿病[J]。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2006，22（10）：734-736。 DOI：10.3969/j.issn.1005-2216.2006.10.007。
[5] DELBAERE I， VERSTRAELEN H， GOETGELUK S.Pregnancy outcome in primiparae of advanced maternal age[J]。 2006，1030-35。
[6] 罗红，罗晓琴，王云霞， 等。高龄产妇并发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对围生期结局的影响[J]。中国优生与遗传杂志，2007，15（6）：58-59。 DOI：10.3969/j.issn.1006-9534.2007.06.029。
[7] 臧玲，吴瑛，孙枫， 等。胎儿心脏畸形在高危与低危孕妇中超声检出率的研究[J]。中华超声影像学杂志，2008，17（12）：1038-1040。 DOI：10.3321/j.issn：1004-4477.2008.12.007。
[8] 刘晓莉，邹丽颖，陈奕， 等。孕产妇年龄对妊娠及分娩结局的影响[J]。中华医学杂志，2014，（25）：1984-1988。 DOI：10.3760/cma.j.issn.0376-2491.2014.25.017。
[9] 杨敏，郭志伟，蒋婕。探讨影响高龄初产高危妊娠与结局的相关因素[J]。中国实用医药，2016，11（27）：281-283。 DOI：10.14163/j.cnki.11-5547/r.2016.27.188。
[10] 唐大欣，朱芳，王珊。高龄孕妇妊娠结局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海南医学，2017，27（8）：1340-1342。 DOI：10.3969/j.issn.1003-6350.2017.08.049。
[11] 吴月静，刘祥，赵高峰， 等。父亲生育年龄与子女罹患精神分裂症的相关性分析[J]。中华医学遗传学杂志，2011，28（3）：266-269。 DOI：10.3760/cma.j.issn.1003-9406.2011.03.006。
[12] 苏林雁。自闭症：父亲高龄生育也增加患病风险[J]。大众医学，2017，（6）：52-53。
[13] Y.S。 Khandwala， V.L。 Baker， G.M。 Shaw，D.K。 Stevenson， Y。 Lu， M.L。 Eisenberg， Association of paternal age withperinatal outcomes between 2007 and 2016 in the United States： population basedcohort study， BMJ （2018）， https：//doi.org/10.1136/bmj.k4372。
[14] M.A.M。 Hassan， S.R。 Killick， Effect ofmale age on fertility： evidence for the decline in male fertility withincreasing age， Fertil。 Steril。 （2003）， https：//doi.org/10.1016/S0015-0282（03）00366-2。
[15] R。 Sharma， A。 Agarwal， V.K。 Rohra， M.Assidi， M。 Abu-Elmagd， R.F。 Turki， Effects of increased paternal age on spermquality， reproductive outcome and associated epigenetic risks to offspring，Reprod。 Biol。 Endocrinol。 （2015）， https：//doi.org/10.1186/s12958-015-0028-x。
[16] R。 Ramasamy， K。 Chiba， P。 Butler， D.J.Lamb， Male biological clock： a critical analysis of advanced paternal age，Fertil。 Steril。 （2015）， https：//doi.org/10.1016/j.fertnstert.2015.03.011。
[17] Sperm Donation， （2018） （Accessed 1January 2019， https：//www.mayoclinic.org/tests-procedures/sperm-donation/about/pac-20395032。
[18] A.P。 Alio， H.M。 Salihu， C。 Mcintosh，E.M。 August， H。 Weldeselasse， E。 Sanchez，A.K。 Mbah， The effect of paternal ageon fet al birth outcomes， Am。 J。 Mens Health（2012）， https：//doi.org/10.1177/1557988312440718。
[19] D。 Malaspina， S。 Harlap， S。 Fennig， D.Heiman， D。 Nahon， D。 Feldman， E.S。 Susser，Advancing paternal age and the riskof schizophrenia， Arch。 Gen。 Psychiatry （2001）， https：//doi.org/10.1001/archpsyc.58.4.361。
[20] J.S。 Brandt， M.A。 Cruz Ithier， T.Rosen， E。 Ashkinadze， Advanced paternal age， infertility， and reproductiverisk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Prenat。 Diagn。 （2019）， https：//doi.org/10.1002/pd.5402。
[21] C.M。 Hultman， S。 Sandin， S.Z。 Levine，P。 Lichtenstein， A。 Reichenberg， Advancing paternal age and risk of autism： newevidence from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and a meta-analysis of epidemiologicalstudies， Mol。 Psychiatry （2011）， https：//doi.org/10.1038/mp.2010.121。
[22] S.L。 Conti， M.L。 Eisenberg， Paternalaging and increased risk of congenital disease， psychiatric disorders， andcancer， in： paternal Influ， Hum。 Reprod。 Success （2010）， https：//doi.org/10.1017/9781139169349.011。
[23] M。 Ek， S。 Wicks， A.C。 Svensson， S.Idring， C。 Dalman， Advancing paternal age and schizophrenia： the impact ofdelayed fatherhood， Schizophr。 Bull。 （2015）， https：//doi.org/10.1093/schbul/sbu154。
[24] H。 de Kluiver， J.E。 Buizer-Voskamp，C.V。 Dolan， D.I。 Boomsma， Paternal age and psychiatric disorders： a review， Am.J。 Med。 Genet。 B Neuropsychiatr。 Genet。 （2017）， https：//doi.org/10.1002/ajmg.b.32508。
[25] Y。 Wu， X。 Liu， H。 Luo， W。 Deng， G.Zhao， Q。 Wang， L。 Zhang， X。 Ma， X。 Liu， R.A。 Murray， D.A。 Collier， T。 Li，Advanced paternal age increases the risk of schizophrenia and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 Psychiatry Res。 （2012），https：//doi.org/10.1016/j.psychres.2012.01.020。
[26] K。 Hemminki， P。 Kyyrönen， P.Vaittinen， Parental age as a risk factor of childhood leukemia and brain cancerin offspring， Epidemiology （1999）， https：//doi.org/10.1097/00001648-199905000-00014。
[27] L。 Murray， P。 McCarron， K。 Bailie， R.Middleton， G.D。 Smith， S。 Dempsey， A。 McCarthy， A。 Gavin， Association of earlylife factors and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aemia in childhood： historical cohortstudy， Br。 J。 Cancer （2002）， https：//doi.org/10.1038/sj.bjc.6600012。
[28] E.G。 Hurley， E.A。 DeFranco， Influenceof paternal age on perinatal outcomes， Am。 J。 Obstet。 Gynecol。 （2017）， https：//doi.org/10.1016/j.ajog.2017.07.034。
[29] E.M。 Strøm-Roum， C。 Haavaldsen， T.G.Tanbo， A。 Eskild， Paternal age， placental weight and placental to birthweightratio：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of 590 835 pregnancies， Hum。 Reprod。 （2013）， https：//doi.org/10.1093/humrep/det299。
[30] Jónsson， H。， Sulem， P。， Kehr， B。， Kristmundsdottir， S。， Zink， F。， Hjartarson， E。， … Stefansson， K。 （2017）。 Parental influence on human germline de novo mutations in 1，548 trios from Iceland。 Nature， 549（7673）， 519–522。 https：//doi.org/10.1038/nature24018
[31] Prior， E。， Lew， R。， Hammarberg， K。， & Johnson， L。 （2018）。 Fertility facts， figures and future plans： an online survey of university students。 Human Fertility， 1-8。
作者：飞刀断雨
同情一下智人的复制备份与更新，实在是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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