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余快
编辑 | 张栋
低碳经济的大潮，在世界范围内席卷。
去年，中国立下横跨几十年的"双碳"目标。两会上，碳中和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定为2021年八大工作重点之一。
"双碳"升级为国家战略，"碳中和"元年正式开启，中国各行各业从不同层面探索绿色经济模式。
比如，昨日海康与特斯联宣布双方将联合打造绿色低碳解决方案新范式，在低碳园区、智慧能源、碳中和等领域长期合作，同时关注城市级市场的双碳大脑、能源大脑等关键新兴市场需求，为全社会双碳目标的高质量达成贡献力量。
可以肯定，能源转型、节能减排，将成为未来城市的重要纬度。
而我们今天的主角日本，其智慧城市的发展，走的正是典型的以能源、低碳为驱动的路径。
一、亚洲孤儿
日本地处太平洋西部，是一个四面临海的岛国。
其位于多板块交汇处的火山地震带，境内约200多座火山，火山引起的地震是家常便饭，每年大小地震2000余次，在摇晃的土地上，台风、海啸也频繁光顾。
资源极为匮乏，从粮食到日用品，到各类经济原料，无一不依靠进口。国土狭小、人口众多则让这一矛盾愈发凸显。
一个被火山、地震、海啸、贫穷、饥饿等灾难频繁捶打的岛国，灾难如梦魇，有限的地理空间、匮乏的自然资源和纵深狭小的战略空间，让日本如漂泊在太平洋的亚洲孤儿。
日本人常称自己的国家为“日本丸”，丸即是“船”，日本列岛犹如一艘大船，船上的人是命运共同体，大船随时有倾覆的危险。
生存危机挥之不去，忧患意识与生俱来，是日本民族禀性与文化永远的底色，“活下去”是民族诞生起的信念。
也因此，日本民族养成坚韧不拔的个性和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做事态度。实用主义、功利主义逐渐深入日本文化肌理。
自古农业精耕细作，近代更是注重品种改良和技术更新，现代更是追求产品“轻薄短小”、产业“精益求精”。
与此同时衍生的，是外界难以体会的岛国、小国对泱泱大国既忌惮又恐惧的心态。
这种难以根除的恐惧感，与生俱来的脆弱感，让日本民族的世界观，总是带有深重的悲观主义色彩和宿命感。日本政府也最大程度利用了这一国民性。
政府和社会各界不断向民众灌输各类“日本危机”论，如“资源匮乏论”、“列岛沉没论”、“生存危机论”等，以激励国民奋发图强。
“拼命三郎”工作作风风靡日本，二战后的日本很快在废墟上崛起，跻身发达国家之列与之不无关系。
日本的低碳、节能发展，大抵也根植于此。
二、四大公害、石油危机和失去的二十年
日本的低碳之路，也是日本近50年的国家大起大落沉浮录。
在冷战格局、美国扶持下，二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10年就恢复到了战前水平。
1956年，日本制定“电力五年计划”，这一时期，电力和石油工业快速发展，石油取代煤炭成为主要能源，十年间石油消耗量增加了三倍，日本迎来战后第一次经济发展高潮，进入神武景气。
1958年起，日本向制造业转向，在汽车、电视及半导体领域发力，强大的工业体系为日本的制造业提供结实的底盘，日本以制造业为出口的经济体系迅速成型，这也是日本经济真正高速发展的开始。
出口贸易如火如荼，大批日本品牌闪耀世界。家电、汽车，到处都是日本制造的身影。仅汽车领域，日本汽车占据美国境内十大畅销品牌中的四个席位。
日本由此进入第二次经济发展高潮期，岩户景气。
20世纪60年代，日本更是通过东京奥运会，加快交通运输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带动房地产市场发展，也再一次拉动了经济，时称奥运景气。
1968年日本完成了对西德的超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日本战后经济奇迹”中，跻身世界经济强国。
但奥运会结束后日本经济出现了放缓，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开始凸显。
崛起的背面是“带血的经济”，以重化工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带来了遍布日本的环境灾害。
当时的世界八大公害事件中，日本就占了四个。1950年代后半到1970年代，日本因公害死亡人数只增不减。日本此后花了30年时间治理环境污染。
第二次危机虽迟但到，能源匮乏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落在日本跟前。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全球经济了两次石油危机。
这让当时90%能源资源近依赖进口的日本遭受重创，同时物价飞涨，抢购盛行，社会一度处于慌乱中。
1973年，由《日本沉没》改编的电影轰动日本，“沉没”的恐惧感极大触动日本人内心深处的焦虑与不安。
几年后，不甘心被日本占据上风，美国开始反击。1985年，美国为了解决巨大的贸易逆差，美国联合德、法、英、日签订了著名的《广场协议》。
这个协议，是日本经济由制造业向投资业转型关键一步，也是日元国际化的里程碑。
广场协议宣布当天，美元就贬值4%，到1988年末，美元对日元贬值达50%。与此同时，日元大幅升值，三年间达到了86.1%。
协议签订5年内，日本经济迎来最辉煌的5年，房价、股价、人均收入都达到巅峰，日元升值后，日本开启买买买模式，经济在1991年迎来巅峰。
这个给日本经济装上加速器的协议，也开启了日本的噩梦。
协议带来日元购买力提升，但出口受限，为提内需、促增长，日本央行降息，大量资金流入股市和房地产，日本股市大幅上涨，房地产市场快速膨胀。
房价疯狂到什么地步？一度可以用东京买下整个美国。
日本也嗅到了这种狂热、畸形的经济发展背后的炸药味儿。
亲手签下《广场协议》的竹下登，彼时已是日本首相。他想在自己任期结束前，给狂热的经济降温，1989年，日本政府开始刹车，出台了经济紧缩政策，这成为戳破日本泡沫的一根针。
1991年，房地产泡沫崩掉中，20年积攒下大量的财富瞬间化为虚有，经济崩溃，日本由此进入「失去的二十年」阶段。
“这个国家什么都有。要什么东西就有什么东西，唯独没有希望。”
村上龙在《希望之国》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日本。
三、自救：无处不在的低碳底色
日本进入后工业时期，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同时老龄化严重、出生率降低，劳动力短缺、自然灾害频繁、经济发展弊病、环境污染困局、能源资源瓶颈。
诸多大山都压在日本身上。20世纪末尾的10年，日本无疑是难熬的。
国家能源高压线下，挥之不去的能源恐慌中，日本逐渐走上低碳经济转型的自救路径。
3.1 及早确定低碳的国家战略高度、建立低碳法律体系
因先天资源匮乏，日本不得不把“开发新能源”、“提高资源效率”放在国家战略高度。及早确立了低碳经济的主体地位。
日本低碳经济的萌芽，正是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
“省资源、省能源“的理念在日本升温，1974年的“阳光计划”和4年后的“月光计划”，一个是新能源开发的开源，一个是提高能源利用率的节流。
1979年，日本开始实施《节约能源法》。80年代，日本从生产和消费两大源头控制污染，1989年推出“地球环境技术开发计划”，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低碳经济概念，但诸多工作已经开展。
1993年，日本整合此前多项计划，形成“新阳光计划”。1997年，日本签订了《京都协定书》。
日本对此有多重视？第二年就成立了以首相为负责人的减缓全球变暖对策促进中心。
此后近20年，日本在低碳经济上开启了狂奔模式。
2000年，日本提出“循环型社会”构想，开始“三R行动”（Recycle、Reuse、Reduce），即“再回收、再利用、减量化”。
第二年相对应的法律就相继出炉（《绿色购买法》、《建设再生法》、《食品再生法》和《家用电器再生法》）。
据日本经济产业省和环境省数据，《家电再生利用法》推行十五年内，2014年空调、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及电脑五大家电的再商品化率已经超过80%。同时，家电再回收利用业成为日本的一个新兴产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同时创造了巨大经济价值。
法律框架、公众意识、产业合作、技术在这一时期得到重视并高速发展。3R政策极大提升了日本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碳排放、改善环境质量。
这成为日本循环经济模式初体验。
2004年，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宣布建设低碳社会的国家。此后，低碳经济的步伐明显加快。
期间《新国家能源战略》、《21世纪环境立国战略》、创新能源技术发展路线图接踵而出，覆盖再生能源、电动车、城市自然能源、城市能源消费管理等低碳城市相关产业。
日本也极其注重低碳技术的研究与开发，2008年日本与低碳相关的专利数为4400件，比美国与欧洲都要多。21世纪以来，这个数字依然在激增。
《为实现低碳社会的日本而努力》
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日本急于摆脱经济低迷困境，寻找新的增长点。
时任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发表上述公开讲话，这也是意味着日本全面进入低碳战略时代。
21世纪初，日本政局动荡不安、首相频繁更迭，但历任首相都坚持低碳经济、绿色产业的基本国策。
日本低碳经济的一大特质是拥有完善的法律法规。
日本政府花了近50年时间，围绕容器、家电、建筑、食品、汽车及城市建设等众多领域以及宏观层面颁布了约20部低碳经济法律。
2010年后，日本从城市纬度的相关技术、结构、商业模式等方面的低碳形态探索，开启城市能源攻关副本。
3.2 城市能源攻关
柏之叶
第一个智慧城市柏叶，大到道路建设，小到屋顶，柏叶智慧城市都绿色减排融入方案，涵盖垂直绿化、能源可视系统、太阳光电、环境美化、车辆共享、风光互补路灯、雨水再利用冷却墙等系统，但最受瞩目的，能源系统。
柏叶智慧城市建立了各大能源管理系统，建筑（BEMS）、家庭（HEMS）、区域（AEMS）。
比如家庭能源管理系统（HEMS），一大特色是家庭端的能源可视化，居民可通过各种智能终端，了解各项能源消耗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并在线控制，不同家居设备彼此互通，并能实时数据分享。
智慧中心连接了所有的水、电、气能源，城市管理者通过可视化方式，对整个区域的能源情况进行运营、监控和控制。
除了控制高峰期的用电量，还能将太阳能、蓄电池发电等分散电源所产生的电能进行再分配。
比如，CBD地区，工作日办公楼用电需求更高，节假日娱乐设施需求更高，EMS通过评估后输送电力，以此节省高峰时期用电量。
考虑到日本多灾的环境，它还是一套灾情智能能源系统，可再生能源及蓄电池可在紧急灾害发生或停电时，进行能源分配，也是日本首个将分散电源电力进行区域再分配的智能电网。
比如优先保障消防电梯、照明设备、公用区域及地下水泵的用电，同时能连续3天保证平时6成左右的电力供应。
北九州
北九州，是另外一个以能源领域为中心的智能城市。
它有两大突破性举动，一是2012年，在全球首创用电“动态定价”。
具体操作上，是根据前一天用电信息预测第二天的需求。
根据时间段，电价分为5级，5级之间的电价最多可相差十几倍。如此，消费者主动调节用电量，这种用电方主动调整供需平衡的方式，优化能源利用。
这套系统应用后，当地居民在高峰期用电量降低了20%。
二是设置“地区节点站”，按需定制电力计划。
地区节点站的目的，是掌握整个区域的电力供需信息。
供应方根据不同用电方每小时用电需求制定发电计划，结合动态定价系统，用户可合理安排用电时间，比如在夜间电动车充电，白天将太阳能的电卖给供电方。
藤泽市
藤泽市的“Fujisawa SST模式”主要侧重于5个方向的智能生活打造：出行、能源、安全、医疗和社区服务。
能源领域，藤泽市进行能源双向市场化，实行“我创造、我消费”模式，每栋住宅配备的太阳能发电板，可基本满足生活需要。除了自给自足，还能将多余电力卖给电力公司，雨天发电不足时可回购。
当然，能源可视化系统也成为标配，用户可随时查看能源消耗情况。
日本定下了3天灾害紧急救援的时限，藤泽市遵循三天生命线，每家住户家中装有大型蓄电池，灾后可提供3天基本用电。
公寓插座分为绿色和白色，绿色连接生活必须用电开关，灾害发生时蓄电池只向绿色插座的装置供电，减少浪费。
电动车充电桩采用双向充电设计，灾害时可反向为住户供电。
公共空地有集中太阳能发电板，平时电量出售，灾害时免费向居民支援电力。
四、模式创新
这些智能能源城市的建设，均为市场主导机制。
每一个低碳城市，企业是建设主体，政府则充当助推器，多方参与形成合力。
大型牵头企业，但并非牵头企业独立进行，吸收社会各界力量。
如柏叶智慧城市的建设以土地的开发者三井公司为主，但在不同阶段，结合、吸收了集合了25家专业企业参与。
三井不动产擅长城市开发，日立电器擅长节能技术，国际航业擅长精密测量，日建擅长建筑设计，是多行业、多企业力量整合。
市场推动为主，当城市运行到一定程度时，政府的社会服务开始介入。比如柏叶市形成了智慧社区社区的管理模式后，政府会将此模式放大到周边地区。
法律制度、城市设计规划在前，城市设计，政、企、民、学、科多方参与模式，并且，强调人与生态理念优先，而非高科技优先。
城市定位注重民生与基础设施融合，日本是踏踏实实的从基础设施的智能化做起，一点点推动城市设施更新。
最后，日本政府非常重视引导民众树立低碳理念，通过学校教育、大众传媒、智能设施呈现与制度等等全方位的方式对民众进行低碳理念的教育，多年的努力下，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五、没伞的人才要奔跑
从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后，日本在能源政策、战略导向、法律制定、技术研发、产业发展等方面经过了近50年的探索。
先天不足的日本，“精打细算”下将自然资源的利用率最大化，至今能源消费效率提高了40%，其能源利用率和经济效益已达到世界最高水平。
曾经闻名世界的“公害岛国”，成为旅游胜地。
智能电网、混合动力汽车、电动汽车、低耗能机器设备、节能家庭设施等等低碳产品种类不断增加，日本产业结构低碳化程度的提升，同时也增加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能源开发、节能减排、智慧防灾，贯穿日本城市建设始终，也一步步促成日本的低碳城市形态。
由此带来了日本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高消耗、高生产、高消费到节能减排为主的低碳经济模式。雷峰网(公众号：雷峰网)雷峰网雷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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