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正豪 北京报道
“未来，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要从输出产品转变到输出工业能力。这种观点在国内的认知还是有分歧的。我在很多场合就听到一种观点，中国企业不能把我们的项目转移到海外去。这种观点从某种意义上存在一定根据。但是我认为，这个看法太局限、太狭隘了。我们需要看清楚，原来出口产品的方式已经很难走下去了。”3月1日，全国人大代表、TCL创始人李东生在接受包括《中国经营报》在内的媒体记者采访时如是表示。
李东生提出的这种观点，体现在其全国两会提交的《关于推动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构建全球产业链的建议》议案中。李东生认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已经提了很多年，由于最近几年部分国家对中国的科技封锁，转型升级变得更加急迫。“构建全球产业链，是未来中国经济突破成长天花板的重要手段。”李东生说。
去年全国两会前夕的2021年3月1日，工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我国工业增加值由23.5万亿元增至31.3万亿元，连续11年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其中，2020年的31.3万亿元，对世界制造业贡献的比重接近30%。2021年最新数据还未公布。“我估计还会进一步提高。”李东生说，“中国巨大的工业能力必须在全球市场消化，所以中国企业全球化是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式之一。而适应新的国际经贸环境的变化，必须从输出产品更多向输出工业能力转变。”
产品出口受限
李东生之所以做出“原来出口产品的方式已经很难走下去”的判断，是因为国际经贸往来中的一些显著变化。
“这个情况（产品出口受限）不是这两年才发生的，以前也有发生，只是最近两年通过产品贸易出口来推动国际化的受限越来越多。”李东生表示，“美国对我们单边加税，最大的背景就是中美贸易逆差。很多发展中国家一直维持很高的关税壁垒，也是希望能发展本国工业。”
“我们一定要看到，如果按照传统的产品出口方式推进，出口的增长天花板已经到了。”李东生认为，为什么会出现逆全球化？“其实就是因为发达国家觉得自己吃亏了，比如美国意识到产业空心化的问题，就希望制造业回归。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出台了政策，政府拿出来很多资金来支持芯片制造业在美国的发展。”
“另外，觉得吃亏的还有发展中国家，他们觉得中国制造强大，他们国内制造业很难与中国竞争，这就使得在这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很多条款都是针对中国。这就意味着我们原来国际化、全球化的方式必须要改变，以适应新的全球经济格局的要求。”李东生分析。
李东生还提出，不能因为出现“科技封锁”，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收回来自己做”。“在之前的经济全球化分工体系中，包括科技专利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都是可以相互流动的。这种按照市场规则的相互流动和自由交换，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也是最有效率的。但由于国外对中国的封锁，使得我们自己必须要突破一些被国外封锁的技术和产业，这是中国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这样做给我们带来的代价，就是很多项目按照市场规则来看不是最有效率的，但我们必须做。”在强调必须有所突破的基础上，李东生认为，“我们自己把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都做到，第一不现实，第二成本和付出的代价也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对所谓‘卡脖子’的定义判断要准确，对于一些国外很难形成垄断封锁的项目、装备、材料，不一定非要自己做，可以继续在国际分工的原则下进行海外采购。”
“我讲的是‘不太容易、甚至不太可能被限制’的这些领域，我们没有必要自己去做，从而把必须自己做的这些领域尽可能聚焦，集中力量突破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瓶颈。”李东生强调。
破题路径镜鉴
李东生还结合TCL的实践，给出了破题的思路。
针对“从输出产品到输出工业能力”的部分，“对中国制造业来说，我们要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扩大在全球产业的地位，把产业链、工业能力部署到全球。”李东生介绍，“针对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我的工厂设到墨西哥，墨西哥属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在墨西哥生产的产品等同于在美国生产。未来如果条件允许，根据我们业务发展需要，我们不排除在美国建立一些项目工厂的可能性，因为美国市场非常大。比如欧洲，我们的工厂建立在波兰，波兰属于欧盟成员，波兰的工厂没有关税壁垒，能够支持欧盟市场的销售。我们在巴西、阿根廷这些发展中大国，很早就建立了自己的工厂。前年我们开始在印度建立产业园，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们印度项目投产晚了一年多，但最近已经开始投产，我相信今年我们在印度的业务将会有比较大的增长。在东南亚，我们已经投资布局很长时间，在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我们都有不同的产业基地。未来我们也会积极考虑在非洲增加产业基地，同时会强化我们在中东地区的业务中心。所以，工业能力的全球化、产业的全球化是中国科技制造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式。”
李东生还介绍，从TCL的实践来看，目前的全球经贸形势并未影响出口，“就是说蛋糕做大之后，会带动核心器件、材料和装备的出口。去年TCL的出口额是194.2亿美元，同比增长70%，比我们海外营收的增长率（60%）还要高，只是出口的方式变了，去年这194.2亿美元中，大部分是材料和核心器件，比如显示面板和光伏硅片出口，而不是整机产品出口。我们的彩电厂和光伏组件厂都在当地生产，并进行最终产品的销售。所以通过海外营收把蛋糕做大，出口照样可以增长。出口里面不一定全是我们的东西，我们也带动别的厂商出口，效果实际上是一样的。比如我们在海外制造电视机等家电，很多的核心材料都是在国内采购之后出口，这些海外业务的扩大也能拉动国内出口。这种模式的改变能够突破制造业在国际市场的天花板”。
针对所谓“卡脖子”问题，李东生也结合TCL的实践，给出了“破题”思路。“第一，寻求国产替代方案，在国内努力培育材料等方面的供应商。去年9月，我们推出‘旭日计划’，投资超过200亿元，支持产业链生态建设，推动创新升级。第二，海外供应链方面由单一渠道向多元化开拓，拓展更多渠道，同时在当地构建本土化供应链体系，以抵消供应链不足的影响。”
呼吁放宽资本融资条件
2022年是李东生连续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十年。“2003年我第一次参加全国两会时，中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经过努力，小康社会已全面建成。2021年全国两会，中央又提出‘共同富裕’的目标。目标的变化，也折射出国家发展的历史性跨越。”李东生表示，“我的一个观点是，产业发展没有救世主，只有自主创新一条路可走。二十年前，中国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的存在感为零。因为我们产业弱小，导致后来出现了‘缺芯少屏’的困局。所有的中国电视厂商在面板这个环节被国外牢牢卡住了脖子，付出巨大代价。于是我们自主创建TCL华星光电，与其他中国厂商一道，立志打破‘少屏’局面。2021年中国液晶面板出货量全球占比已经超过六成。当前，我们已来到再次向产业链上游进击的关键节点，真正需要攻坚克难，啃下基础技术这块‘硬骨头’。”
据了解，今年两会李东生共带来五份代表建议议案，除《关于推动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构建全球产业链的建议》议案之外，还有《关于打击网络暴力、完善网络治理法律法规的建议》《关于完善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的建议》《关于建立个人碳配额系统试点的建议》《关于进一步支持中国高科技制造企业资本融资的建议》议案。
作为国内知名高端制造企业的掌门人，李东生在关注网络暴力治理、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个人碳配额等社会议题的同时，最关心的当然应该是中国制造企业的发展，在《关于进一步支持中国高科技制造企业资本融资的建议》议案中，李东生还呼吁，“为支持高科技制造业发展，建议相关政府机构进一步放宽对高科技产业融资的条件”，“在实操中，对企业股权资本融资的限制性条件还比较多，审批过程也比较慢。我希望根据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对高科技制造企业资本融资放宽一些限制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