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平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教授在国际形势变化及双循环战略大背景下，聚焦国家中长期发展的战略需求，我们要以构建智慧内生、原生简约（简称“智简”，即Intellicise：Intelligent and Concise）移动通信系统为核心理念，从系统层面进行智能简约设计，短期纾解高端芯片“卡脖子”难题，长期实现理论原始创新和新模式生态构建，赋能移动通信可持续发展。
我国移动通信实现跨越式发展
移动通信正加速人类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数字经济、数字社会的核心驱动力。
开辟自主创新路线，我国移动通信不断取得重大突破。从3G开始，我国坚持走以时分双工技术（即Time Division Duplexing， 简称TDD）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移动通信发展路线，形成一系列重大突破：攻克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建立了规模化的国内供应链和市场，改变了全球移动通信的技术及产品分布格局；5G国际标准话语权显著增强，处于全球第一梯队；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5G独立组网网络，5G基站总数达161.5万个。
移动通信赋能千行百业，撬动万亿规模应用价值经济。作为全球数字经济战略的先导领域，5G技术不仅是移动通信领域的重要演进技术，还是赋能千行百业的关键技术。5G作为新基建之首，与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结合，正在逐渐渗透到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中，将实现相关行业或领域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重塑。据预测，到2030年，在直接贡献方面，5G将带动我国经济总产出6.3万亿元，带动经济增加值2.9万亿元，带动增加就业机会800万个。6G技术是5G技术的换代演进，将更加全面地支撑全社会数字转型，也将更加快速地推动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全球6G竞赛日益加剧，通信强国抢占战略性技术高地。未来3至5年是6G研发关键窗口期，全球6G竞赛已全面拉开帷幕。美国从2018年开始组织6G研究，发布RINGS计划，并重点发力太赫兹及卫星互联网等技术领域；日本、韩国在太赫兹技术方面已具有先发技术优势。同时，6G研发的国际合作与联盟不断增加，如美国主导的Next G联盟、欧盟主导的Hexa-X联盟等。我国在6G研发部署方面虽暂时领先，但在国际大博弈背景下，我国的6G国际合作受到多层面制约，需进一步主动构建6G国际合作的共赢生态，同时探索自主创新技术路线保持并扩大我国6G领先优势。
深刻认识移动通信发展堵点
在复杂国际形势、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全球产业大环境下，我国移动通信技术发展受到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亟须厘清我国移动通信发展堵点，形成新形势下移动通信“双循环”发展格局。
引领性基础理论欠缺，移动通信未来发展遭遇根本堵点。我国在移动通信领域基础理论研究能力方面实现有效提升，但仍缺乏具备引领地位的原创性、先导性基础理论。西方国家依托经典信息论在1G至5G建立了传统生态优势，我国难以形成“对等博弈”的局面，这是移动通信堵点形成的根本原因。
必要支撑环节基础薄弱，移动通信产业直面关键堵点。由于先进芯片制造工艺、基础软件（EDA设计软件等）、通用元器件等基础支撑能力对外依赖严重，移动通信高端芯片等核心器件存在“卡脖子”挑战，国产5G手机终端产业规模受到明显制约。同时，受国际形势影响，我国移动通信企业虽全球市场过半但海外市场受阻，移动通信供应链产业链循环面临关键堵点。
尖端应用平台尚缺，5G垂直行业应用面临突出堵点。5G应用的主战场在于赋能实体经济，但是5G与垂直行业融合应用尚处于培育阶段，存在跨领域融合难度大、商业模式不清晰、产业生态未建立、技术标准和政策未完善等系列难题，构成5G应用深化的突出堵点。未来6G研发、应用需与5G协同发力，共同突破与垂直行业融合的技术、模式、政策等多重梗阻。
开源产业生态尚未完备，未来移动通信可能形成新生堵点。世界主要国家和组织高度重视移动通信开源生态建设，成立开放式无线接入网联盟（即Open Radio Access Network Alli-ance，简称O-RAN联盟）、开放无线接入网政策联盟（即Open RAN Policy Coalition，简称Open RAN政策联盟）等开源组织。现阶段，国内开源产业生态尚未完备，上下游企业在通用芯片、基础软件等方面的技术、人才储备不足；传统国外通用器件和平台设备商具备长期技术积累及市场优势，通过参与标准制定、收购及产品更新等方式，可能对我国移动通信发展造成新生堵点。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技术创新路线
针对制约我国移动通信发展的一系列堵点，一方面，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技术创新路线，发挥体制优势，组织力量对基础理论、重大技术瓶颈问题攻坚克难，建立强大自主的移动通信产业体系；另一方面，坚持开放发展道路，以技术实力、国际影响力营造更加开放、更为稳健的新型“竞合”关系，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占据有利地位。
实行“政府+市场”双轮驱动模式，构建疏通堵点的新型举国体制。借鉴3G/4G时代时分双工“整建制”创新经验，建设由政府牵头、市场化主导、多方共赢的移动通信核心技术创新联合体，促进高校和研究机构“0到1”原始创新、企业“1到10”产业落地及行业“10到100”应用创新的有机衔接，实现基础研究、重大技术、创新应用等系列堵点的协同突破。善用“政府+市场”双轮驱动模式，发挥政府在明确技术路线、调度创新资源、创新制度环境中的作用，依托我国市场规模巨大的体量优势，引导企业以国家利益、国家战略为先，主动培育安全可信的技术及产品生态，形成上下游紧密协同的产业集群，强力推动内循环高效运转。
建立广泛开放科技联盟，重塑突破堵点的国际环境。前瞻布局6G核心技术研发、频谱规划、标准研制等，形成核心专利、系统性能等多层面核心能力。加强多边合作共赢机制，以技术实力、国际影响力构建新型“竞合”关系，在国际电信联盟和第三代合作计划（即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简称3GPP）等国际组织确定6G标准过程中保持并扩大国际标准话语权。不断开拓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新渠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开源技术生态。发挥我国在移动通信整机产品、系统集成与运营等方面的优势，实现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
保持战略定力与科技自信，走“智简”自主创新路线。以构建“智简”通信系统为核心理念，从基础理论创新、垂直应用创新、标准化布局等层面统筹推进，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高效衔接，赋能移动通信可持续发展。
一是完善“智简”基础理论创新体系。为了突破西方国家基于经典语法信息论所建立的传统生态优势，我国亟须另辟蹊径，将通信问题的研究层次从语法信息扩展到语义信息，并以信息论、人工智能理论、系统论、复杂性科学理论等多学科理论为交叉指导，构建“智简”通信理论体系，即以人工智能与下一代信息通信及网络技术的一体化为基础，探究和利用新的智能本原，以系统熵减为全局优化目标，对信息组织、网络结构等全面简约重塑，实现信息及网络的“智慧内生、原生简约”，从而赋能移动通信传统发展路线变革。
二是加强“智简”5G垂直应用创新。聚焦垂直行业应用的差异化需求，以5G全能力、全终端驱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以智能简约的行业融合理念，按需匹配构建极简系统，降低“大而全”系统带来的网络结构冗余及高端芯片依赖，形成尖端“智简”平台支撑千行百业数字化应用。紧抓5G万物互联新机遇，从系统层面进行智能简约设计，研发面向垂直应用的安全可信物联网终端，拓展“5G物联网智简终端”新赛道，从供给侧进行改革创新，开创基于高水平自主技术的市场蓝海。
三是推进“智简”6G标准化布局。面对6G全覆盖、全频谱、全应用等愿景需求，“大而全”的系统设计与实现面临巨大挑战。需以“智简”自主创新理念引导6G研发及标准化工作，构建有中国特色和核心竞争力的“智简”技术体系和创新生态，强化我国在移动通信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