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的于敏。
▲参加“百日会战”的部分同志合影。■叶筱霞
今年6月17日，是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55周年纪念日。
“百日会战”是氢弹发展史上一段光辉历程。1965年国庆节前夕，九所（今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论部（今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十三室50多人奔赴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简称华东计算所），利用那里的计算机进行加强型原子弹优化设计工作。其间，他们在于敏带领下，群策群力、攻克难关，终于找到了突破氢弹技术的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的完整物理方案，前后奋战100多天。
彼时，出差在华东计算所的九所人有一个掩护地址——华东计算所五班。只要来信上写着“五班”的，就是九所人的信件。时光流转半个多世纪后，“五班”人不少已经谢世，当年最年轻的参与者也已是80多岁的老人……
“我们是1965年9月27日去上海出差的。”现已84岁高龄的汤敏君还清晰地记得这一日子。
那次出差上海的目的跟往常一样，是利用华东计算所的机时开展工作。当时中国运算速度最快（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的计算机有两台，一是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119，另一台是华东计算所的J501。正值氢弹多路探索期间，119被安排得满满当当。J501平日也不得空闲，它的机时被全国多家单位“分抢”。理论部十三室选择在国庆前出差，是利用一个空档——国庆期间其他单位放假，有集中的“机时”可供九所使用。
“我们是坐软卧去上海的。我们包厢一共4个人，老于也在其中。”汤敏君所说的“老于”就是于敏，时任理论部副主任。其实那时“老于”并不老，才39岁。理论部同事间关系和谐，上下打成一片，大家喜欢称年纪稍长的部主任为老邓（邓稼先）、老于（于敏）、老黄（黄祖洽）。
说到包厢，汤敏君解释，“我们是没资格坐包厢的。当时是为了保密，要确保资料的安全。”“年轻”“穿着朴实”这样的外表和“坐包厢”很难关联在一起，乘务员不时用怀疑的眼神看着他们，更何况这群人上火车时一个个肩挑背扛各种行头：洗漱用品、换洗衣物、脸盆、被褥床单……
就这样，他们带着鼓鼓的行囊来到了华东计算所，开始他们的重要任务——加强型原子弹的优化设计。
在华东计算所，他们住的宿舍是由大教室改造的，上下铺的铁床紧挨着，跟火车卧铺一样，中间过道狭小，要侧着身才能过人。办公室在同一幢楼里，是一个大房间，四十五人一起办公，两人拼一张办公桌，“一人把双脚伸进桌子底下，另一人就伸不进去了”。
机房日夜忙碌。汤敏君是计算组组长，熟知机器的“脾气”，“机器会‘唱歌’，当旋律优美和谐时，说明运算很顺畅；当沉闷循环时，往往是运算遇到了问题”。根据发出的声音不同，她可以基本判断计算机的运行状况。
机器24小时运转，人也要24小时轮班值守。值班人员要盯牢机器，看纸带上打印出来的结果是否正常。出现问题时需及时修正，否则前功尽弃，浪费宝贵机时。
那时，于敏经常到计算机房，埋头于输出纸带卷中，仔细分析计算结果。
于敏查看纸带的一幕在很多“五班”人脑里形成了一个定格——他查看纸带速度很快，左手拖着纸带，右手娴熟地往上拉，扯过来的纸带瞬间又堆满了另一头。纸带打印用的是激光烧蚀法（可以理解为用激光烧掉部分纸张，显示出相应的数字），带着一股烧焦味。一拉一扯间，焦味在空气中弥漫开来。
“这次上海会战，最难忘的是于敏的系列学术讲座。”“五班”年纪最小的丁先生回忆道，“能突破氢弹原理，跟于先生深厚的理论功底、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是分不开的。”
自10月13日起，于敏开始了他在上海持续约两周的系列报告的第一讲。他从炸药起爆开始，将加强弹的全过程分为原子阶段、热核爆震阶段和尾燃阶段，并对其中每一阶段进行分析。
通过这样的学术报告，大家对加强弹的物理过程有了进一步认识。“于先生擅长把问题分解，把整体分成几个部分，把过程分成几个阶段，明确关键技术、突破口，然后尽可能迅速组织技术攻关突破。”丁先生总结说。
在于敏的系列讲座中，氢弹原理的新思路愈发清晰。“五班”人日夜攻关，最终抓住了氢弹的“牛鼻子”。
消息传到北京，邓稼先第一时间赶赴上海听取汇报。“老邓听取我们汇报后露出孩子般的微笑。”被同事们称为“女中干将”的陈辅之在她的回忆文章《难忘的青春岁月》中如是记录,“这段日子我过得又充实、又愉快，留下了一幕幕美好的回忆……”
出差，整整100天。
“我反正是单身汉，在哪里工作都一样。”回想起那段时光，丁先生印象中上海的伙食还不错，加餐时会有“狮子头”。
3个月在外，对于初为人母的汤敏君来说，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出差前儿子刚9个多月，接到任务后她强行给儿子断了奶。在上海期间，再忙碌的工作也无法挤走心中小角落里对儿子的思念。华东计算所内有一个幼儿园，从办公楼卫生间可以看到窗外欢蹦乱跳的小朋友，只要有机会汤敏君都会看上几眼，看看那些可爱的孩子们。
“等到我3个月后回北京，儿子变化可大了，白白胖胖一小子。可他也不认识我了，晚上睡觉时都不让我上床。”汤敏君回忆说。
往事历历在目，但再次打开记忆时，“五班”人都小心翼翼。他们担心时光流逝中记忆出现偏差，不能精准复述，他们更不愿提及自己——核武器事业是千千万万人的事业，自己只是其中一分子。
“我是普通的一个科研人员，只是有幸参加了。”汤敏君反复强调。
“我估算了一下，氢弹研制至少有上万人参与，大家都献出了智慧、青春，甚至有些人献出了生命。”86岁的陈辅之说着说着动了情，“在我说的这些话背后，我都会想起一些人……”
（作者单位：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