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时光·习之堂藏木刻雕板特展亮相中大
中山大学哲学系锡昌堂，2022年9月24日，将迎来该系周春健教授的第六个主题展览——“雕刻时光：习之堂藏木刻雕板特展”。“习之堂”的系列展览，已成为哲学系乃至中山大学极具影响力的“第二课堂”。本次展品，囊括策展人近年收藏的明清至民国“木刻雕板”及“活字字模”四十余种。在昔日“雕刻者”所留下的实物中，立体呈现了当代研究者对过往历史场景的复原，以及由实物所生发出的对现在及未来的思考。
展览前夕，新快报收藏周刊记者与周春健先生进行了一场对谈。
1 印刷术推动文明进程
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典籍印刷有着悠久的历史。“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是中国古代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巨大贡献。
周春健介绍：“几千年来，中国古典文献的承载形式发生着多次演化，自刻于甲骨、镂于金石、书于竹帛，至于唐五代以来的雕版印刷和北宋以来的活字印刷，后来居上，蔚为大宗，成为中国古籍最多采用的印刷形式。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大大提高了古籍印刷的效率，加速着知识的传播，促进着思想的勃兴。”
笔者了解到，就学术演变而言，宋代新儒学的发展，即有论者将其置于印刷术发明的文化背景之下；而明清出版活动的世俗化，也推动了传统学术文化的普及。
“雕刻时光：习之堂藏木刻雕板特展”，开篇特别展出了四片明代雕板。其中，万历年间《孔子家语》和嘉靖年间王三聘《事物考》雕板，虽只余残片，但字刻苍朴遒劲，凝神间，已引人溯回千百年前光阴。“我们看另一块，它中间有一条整齐裂缝，这说明因当时原材所限，需要将两块木板完美契合为一块，用来印制典籍，工艺十分精湛。”周春健说。
而接下来呈现的三块清代雕板，更有精彩跌宕故事。“能得到三块雕板，实在是我的幸运！”他说，“它们此前在河南一位藏家那里，竟被用作放茶杯的托盘！这是真有点‘暴殄天物’了。因缘和合下，我有幸入手收藏。您看上面有‘钦定’字样，它们分别是《钦定春秋传说汇纂》《钦定书经传说汇纂》和《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三部大著的雕板，板刻年代从康熙至雍正。这是当年的御纂官刻，属于国家最高级别。《钦定五经传说汇纂》体现了康熙年间批判晚明学术、重视经学的学术风气”。如今，观者可透过其精致雕工和背后故事，遥想当年的治学风尚。
依照雕刻内容，展览依次呈现了“经史子集”各部的代表性木刻雕板，接着是佛、道与民间信仰题材。一份采集自江西吉安的佛教印版，上刻“功德文疏”，文疏为佛教讲义常用文体。另一套来自云南白族的“甲马纸”木刻雕板三件，则以质朴浪漫的人、兽造型和流畅古朴的粗犷线条，带来有别于谨严经典之外的活泼“雕刻时光”。“体现这种民间信仰，在更宽泛的社会学的角度，有它的重要的价值”，周春健说。
他还特别提到从日本大阪旧书店分秒必争“淘”来的典型“和刻版”《山海经》板片，以及在韩国首尔最有名的一家旧书店，重金收购的《朝鲜寰宇胜览》板片。前者的标音断句符号、特殊鱼尾样式等，都和中国的一眼迥异；而后者的精致富丽程度，加上曾用金色印刷的熠熠留痕，完全是一件精美的异国奇珍！
2 雕版印刷VS活字印刷
从明清罕见雕板，到经史子集内容呈现，再到儒释道及民间信仰载体，展览前三部分，让观众一窥木刻雕版印刷的丰富与辉煌。而传统印刷体系内，除了目前业界普遍认为的起源于初唐的雕版印刷，兴起于北宋的活字印刷，也是另一种“先进技术”。
展览随后展示了周春健采集自江西吉安的六帧难得的“家谱”印板实物。“这些印板太难得了，一开始我也不知道它们是怎么‘玩’的。您看，其中一部分是固定的，这相当于雕版；但有些部分是活动的、可以移动。所以，姓氏、祠堂等的字样可以根据不同人家的需要而灵活变换。”
接下来，观众还可以看到真正的“活字”字库和“活字”印模。“活字模的材质有泥活字、木活字、铜活字、铅活字等。”记者近距离观察，这些摆放于雪白毡布上的深色字模，远看正如许多颗拇指大小的方形巧克力，走近细看，边角有点润顺，上面所刻字，相对雕版而言，线条更有点模糊，竟让人生起巧克力在时间中慢慢融化的感觉。
众所周知，活字制版避免了雕版的某些不足，例如，只要事先准备好足够的单个活字，就可随时拼版，大大加快制版时间。活字版印完后，可以拆版，活字可重复使用。但是，周春健在受访中也提示，活字印刷并非在其诞生之时起就能以“技术优势”全面取代雕版印刷，相反，在很长一段时间两者共存，而且雕版印刷是古籍印制的主流方式。
为何？周春健分析道，一本书里有常见字和不常见字，还有不同字号，活字印刷要适应种种，就需要一个庞大的字库，这在当时是有难度的。而且，不同于雕版印刷的整版制好、容易操作，活字的挑选、摆放，怎样做到正确无误、工整美观，这对印刷工人的素质提出了很高要求。
而这，也正是展览实物带给我们的历史真实和真相探讨。
3 在时光中
“尚友古人”
在采访中，周春健多次提到他对实物藏品的可触感、时空感、真实性、立体性的偏爱。他认为，在迅猛发展的当下多元社会，虽然“数字藏品”等各类新形式迭出，但实物藏品“依然有其不可取代的独特价值”。“就雕版来说，包括木质、墨色、形制，甚至木板味道，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到它经历的那种历史的沧桑，这个是纸品体会不到的，更不用说网络上的图像。”
他接着强调，“尚友古人”。“雕刻时光，它背后蕴藏的是一种文化，我们通过雕版、活字、书籍等各种载体，实现了和古人、和伟大思想的交流，也触达了更为广阔的世界。”
于展厅墙上，我们可看到饰以的“习之堂”藏中、日、韩木刻雕版及活字印刷古籍散叶。此外，还有周树坚老先生为展览所写题签，以及一幅被周春健称为“题眼”的《墨子·兼爱篇》魏碑作品（书法由中大哲学系美学专业研究生杨林舒所书写）。这“题眼”也很好地诠释了这种“载体”的永恒魅力——
今若夫兼相爱，交相利，此自先圣六王者亲行之。何知先圣六王之亲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
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当我们回首华夏民族一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并展望未来，就会深刻感受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
而在这一宏大视野之下，落实到“博物”“展览”等实际和细节，“我们就一定要赋予其历史纵深感”，周春健说，“我们必须找准它的位置，在思想史和文明史的体系之中，将‘物’背后的思想意义充分展现出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展品，虽然可说是‘流年碎影’，但它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映射出中华文明的整全图景。我之前举办过的‘百年讲义展’‘百年家书展’‘风月同天展’，无一不是如此。我个人也非常期待，通过此次展览以及未来的更多展览，一方面展示诸多宝贵旧物，一方面可以引发观众更多历史、哲学的思考。展览之用，不亦大乎？”
■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