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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带来了建设国家实验室，完善国家科研体系的建议。
他认为，当前中国的科研体系面临严峻挑战，建设大型国家实验室是突破现有瓶颈，解决突出问题、取得整体性、系统性突破，既面向世界科学前沿、也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有效途径。对解决当前的碎片化、平庸化、重复投入、唯论文、成果转化率低、投入产出比低等问题是一个重要抓手，对破解当前遇到的一些体制性制约因素和关键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实验室是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的重要载体
据了解，国家实验室已成为主要发达国家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的重要载体，诸如美国阿贡、劳伦斯伯克利等国家实验室和德国亥姆霍兹研究中心等，均是围绕国家使命，依靠跨学科、大协作和高强度支持开展协同创新的研究基地。
王贻芳表示，在过去的7年里，我国国家实验室组建取得了很大进展，成果也开始涌现。但实事求是地说，目前的现状，包括进度、质量等与中央和社会大众的要求还有差距，尚未实现“跨学科、大协作和高强度”、“突破型、引领型、平台型一体的国家实验室”的目标。需要各方面再凝聚共识，明晰国家实验室的定位、目标、建设及管理方式，以及与其它创新单元的融合，以利其长远发展。
在他看来，国家实验室承担的基础研究任务主要来源于学科前沿。然而，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边界有时并不清晰，大型国家实验室自行设计建设大科学装置，其超高的技术要求与应用研究和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会产生重大的溢出效益，这正是国家实验室的成功之处，也是各国设立大型国家实验室的初衷之一。但相比职责任务明确，管理层级简单的小型研究所，大型研究所（国家实验室）常常具有一个宏大的任务目标，需要各种不同专业的人员协作完成重大科研任务，管理和沟通成本相对较高。
王贻芳认为，好的科研体系应该根据专业特点、任务目标和需求等设计相应规模和组织形式的研究所（实验室），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兼顾历史传承，以最小的管理成本和最有效的管理形式，满足各种需求，覆盖全部领域，建立完整的研究谱系，以满足国家需求。
国家实验室应分两大类 瞄准世界科技前沿解决“卡脖子”
在王贻芳看来，大型国家实验室应该有两大类，一类以基础研究为主，兼顾应用研究（I类），主要围绕大科学装置，开展装置的设计、建设、运行和改造提升，并利用装置开展研究；另一类以应用研究为主，兼顾基础研究（II类），主要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解决某些行业的关键、重大、共性的技术问题，如交通、能源、信息、材料、国家安全等。同时也开展与此相关的基础研究，以更好地理解相关科学规律，掌握关键能力和手段，取得技术突破。
他建议，应该按照上述两类国家实验室的目标和定位，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和积极性，以不同方式组建国家实验室。建议以基础较好的大型科研院所为主体，联合大学等相关单位，组建5-10个I类国家实验室，保留其原隶属关系不变，通过调整、合并、扩建等方式，以国家重大任务为牵引，建设多学科交叉的大型基础科学和应用技术研究基地。其任务一方面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取得重大基础科学成果；另一方面要利用基础研究中发展出来的技术，为多学科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提供国际领先的技术支撑平台，同时开展相关的应用研究，积极推动技术转移转化。
同时，相关部门、大学、行业、地方和企业合作，在原子能、生物医药、信息网络、人工智能、能源交通、材料化工等领域，建设50个左右II类国家实验室。这些实验室的来源可从现有科研院、部分条件较好的已成为企业的研究院中进行改制，也可针对产业需求与大学、地方和科研院所共建一批新的实验室。
王贻芳建议，建立国家实验室协会，统筹协调国家实验室的各项工作，建设国家实验室的现代管理制度，“I类国家实验室首先应该制定规划和任务目标，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确定自己在国际上的独特地位，实现前沿科技方面的世界领先，同时要界定自己可以满足国家需求的方面。其计划得到原管理渠道和国家实验室协会批准后实施；II类国家实验室除了开展少量基础研究之外，应该面向国家需求、面向行业未来发展、面向行业的瓶颈问题、面向产业共性技术问题、面向企业需求，前瞻部署相关技术及其应用研究，解决被‘卡脖子’的技术问题，完成企业委托任务。可学习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及其下属研究所的管理方式，以及台湾的‘工研院’的经验，争取从企业获得相当比例的经费，包括但不限于专利费、投资和转让收益、许可费、服务费、技术使用费、合同收益等各种形式。”
“国家实验室是未来创新型国家发展的重要抓手，对建设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并重的科研体系，提供国际领先的研究手段和平台，协同攻关解决重大问题，向企业提供关键技术，培养一支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研究队伍，取得国际领先的基础科学和应用研究成果，具有重要意义。”王贻芳说。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罗亦丹
编辑 姜樊
校对 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