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降费④减税降费能否破解企业融资难
降低实体经济成本，不仅要在减税降费方面下功夫，而且要在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上寻找破解之道。
减税降费的国际经验
从国际税收环境来看，各国都在采取新一轮的减税政策以提升税制竞争力。2017年底，美国全面推行减税政策，企业所得税税率从35%下调至21%，2018年，日本企业综合所得税税率下调至29.74%，荷兰逐步扩大20%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实施范围。随着国际减税浪潮的掀起，采用企业所得税减税办法已成为发达经济体应对经济下行的重要工具之一。
相比较而言，中国自2008年实施《企业所得税法》，统一了内外资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25%的税率政策一直延续至今。随着2018年国税地税征管机构合并以来，企业所得税征管力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改变了此前实际税率不足名义税率一半的现状。
虽然名义税率没有增加，但是企业的实际税率却大幅增加了。在国际所得税减税、国内加强税收征管的背景下，极有可能弱化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市场优势。世界银行与普华永道联合发布的《2020年世界纳税报告》显示，虽然我国的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便利度名列第31位，但是税收营商环境在世界上的排名仍然靠后，在190个经济体中位居105位，总税收和缴费率仍然比世界平均水平高48%。
减税降费的理论视角
从宏观经济理论来看，减税是提振经济的重要手段。供给学派认为，减税可以降低生产要素成本，促进企业扩大生产和投资。凯恩斯主义学派认为，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发展，增加企业消费，促进企业投资需求。新古典投资理论认为，所得税减税能够降低资本使用者的成本，促进企业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效率，提升盈利能力，增加现金流。随着企业应纳税额的减少，留存收益相应增加，随着外部融资依赖程度的下降，将会改善企业融资约束。
减税降费的中国实践
以企业所得税改革的税率调整作为减税降费的切入点，以税率下降的内资企业为处理组，以税率上升的外资企业为对照组，分析这一减税政策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减税政策有效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了内源融资能力。并且初始税负越高的企业，融资约束缓解更明显。
主要是因为，
普惠式减税降低了企业实际税负，增加了盈利能力，扩大了投资和现金流，提升了内源融资能力，降低了外部融资需求，从而改善了融资困境。
从产权性质来看，不同性质企业的融资效应差异较大。其中，减税对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非常有限，对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改善效果非常显著。一方面，国有企业本身能够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和信贷资源，很少存在融资约束问题。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具有预算软约束的特点，利润最大化不是其唯一目标，当融资环境有明显优势时，对减税的敏感性就会不足。对非国有企业来说，融资约束一直是制约其发展的关键瓶颈，当普惠性减税政策实施时，必将切实降低企业税负，通过优化企业资本投资结构，提升盈利能力和现金流能力，改善融资约束。
从区域差异来看，减税政策对不同地区均有显著效果，西部地区的改善效果最好。
可能是因为，一方面，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弱、交通区位不利等因素，很难享有与沿海地区相近的区位和政策优势，企业发展受到的限制和阻碍更多。另一方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问题的通知》规定，鼓励类的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或者新办交通、电力、水利、邮政、广播电视企业，上述项目业务收入占企业总收入70%以上的，可以享受企业所得税。
可见这一政策并不是普惠式的减税政策，从事一般经营的民营企业难以享受税收优惠。当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成为普惠式政策实施时，西部地区企业对减税的敏感性更为强烈，从而融资缓解效果更好。
从企业组织特征来看，初创型和中小型企业的融资改善效果尤为明显。一方面，减税对初创型和成熟型企业融资约束都有显著的改善作用，对初创型企业的改善效果更佳。
另一方面，减税对不同规模企业的融资约束均有积极效果，对中小企业的改善效果更为明显。可能是因为，成熟型企业和大型企业在盈利能力、商业信用、信贷资源、融资能力等方面更具优势，其本身的融资约束程度相对较轻，而中小企业和初创型企业处于萌芽和成长阶段，融资需求较大，再加上经营模式、管理方式等诸多不确定性，融资约束程度相对严重。因此，当面对减税激励，初创型和中小型企业融资能够取得立竿见影的溢出效果。
减税降费破解融资困境的对策
“十三五”期间，每年政府工作报告和经济工作会议都会强调税收制度改革、切实降低企业税收成本和化解企业融资难题的紧迫性，但是从企业主观感受来看，仍差强人意。据此提出如下对策：
第一，随着国地税征管机构的合并，势必提高税收征管力度，在所得税实际税率接近名义税率的背景下，可适度下调所得税名义税率
，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减税环境，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从现阶段的税制结构来看，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占到总税收收入的比重超过63%，其中增值税占比达到39.5%，企业所得税占比达到23.6%。当前减税的重要任务是推进增值税减税，而增值税作为流转税，只要企业进行生产，就要进行交税，对企业盈利与否并不敏感，对某行业进行减税，势必增加关联行业的抵扣压力，增加税负水平。因此，结构性减税政策虽然符合当前的税制现状，但是对企业税感减轻并不明显，尤其在生产价格指数（PPI）提高的情形下，就可能冲抵减税效果。因此，减税重点不能仅紧盯增值税，还要推进所得税减税。
第二，健全金融服务机构，为初创型和中小企业融资保驾护航。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当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初创型和中小型企业又是我国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其生存和发展直接关系到经济结构优化和经济增长动能提升。健全金融服务体系，支持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大力发展中小型金融服务机构，对于化解初创型和中小型企业融资困境具有现实意义。
第三，优化企业融资环境，为民营企业，尤其中西部地区的企业融资优先提供财税支持。
一方面，要求切实改变原有金融市场中的规模、所有制、地区等政策歧视，加强非公经济主体融资制度设计，推进民营企业均等化融资地位建设。另一方面，加强对中西部地区企业的财税支持力度，有助于改善企业融资约束。
[本文作者毛德凤系安徽大学商学院讲师，彭飞系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本文原题为“中国企业融资难的破解路径:基于减税的视角”，原载《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由彭飞改写，具体技术细节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