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我们和大鹏聊《吉祥如意》，发现了电影和生活关联的真相

原标题：【专访】我们和大鹏聊《吉祥如意》，发现了电影和生活关联的真相

《吉祥如意》毫无疑问成为当下市场上最具话题性的一部影片，导演大鹏也在不同的场合持续讲述这样一个有关于“天意”的故事，以及他自己四年来的难以释怀。

这是一部很具有实验精神的电影。从结构上来看，全片由《吉祥》和《如意》两部分组成，是一个前后嵌套的结构，在目前的国产电影里算得上是首次。

《吉祥》讲述因脑炎后遗症而丧失认知能力20年的三舅吉祥在姥姥突然离世之后，“文武香贵”四位兄弟姐妹为了谁来照顾他日后生活的问题产生争执，而他十年没有回家的女儿丽丽的突然到来似乎又更加打破了家族中已经难以维持的平衡。在这里，导演大鹏用一种伪纪录片的形式缓缓讲述一个传统中国家庭“失衡”后又回归平静的过程。

《如意》讲述“大鹏”这个导演如何在回到家乡后意外拍到了这个故事。在导演对准演员的镜头之后，还有一个镜头藏在后面对准了正在拍电影的导演。

演员和真实人物原型在《如意》的部分不断出现在同一个镜头中，产生了一种奇妙的互文关系。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不久之前曾经引起不小轰动的日本导演上田慎一郎的电影《摄影机不要停》也有类似的结构，但实际上两者是不同的。《吉祥如意》的巧思之处在于，虽然采用了一部分伪纪录片的形式，但片中的人物和故事都是在现实中真实发生着的，并不是剧本安排。

而作为导演和角色之一的大鹏，在拍摄过程中因为遭遇到强大的“天意”而不得不在两个身份之间来回穿梭，有时候“分不清现实和故事”。这也让影片天然具有了一种“真实”并且“折磨人”的属性。

两种身份并不能自如切换，这令大鹏陷入一种痛苦，“创作中的和生活中的我是同一个人，但这两种感受没办法划等号，作为任何一种身份的时候都有巨大的杂念。”对于观众来说，这种无法自如切换的痛苦亦然。可能上一秒看完《吉祥》刚刚接受这是一个故事，但下一秒他们的这种感受又会被《如意》中呈现的直观现实解构掉。

去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 《吉祥如意》入围金爵奖最佳影片，当时就引起了不少的关注。看过电影的人感叹一种“奇妙”的观影体验和对故事的感同身受，而没有看过电影的人纷纷好奇这是怎样一部奇特的电影，却总得不到确切的答案。这就是影片的“奇妙”之处，一种可能与观众产生即时互动的体验，以及由全新的叙事结构所带来的心理上的冲击。

很难简单定义这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当时大鹏在接受界面文娱的采访时表达过，观众可能和导演一起在创作这部电影。“有可能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的对话你发表出去后，它引发的讨论，都会成为这个电影本身的一部分。制片人陈祉希则说：“我很难给这个电影做定义。我们用了一个词，叫打破真实与戏剧的边界。”

一部无法定义类型的电影，其剧情的走向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失控”的。最初的故事构想是这样的：一个喜剧导演，春节回到家乡，想拍一部关于姥姥如何在乡下过年的故事。

叙事结构是最初就定了的，但没有剧本，故事就是真实生活本身。大鹏把这理解成“拍一种天意”。

“不知道我们能拍到什么。我在想到了除夕那天，她是怎么起床的呢？是怎么做饭的呢？她怎么考虑这个春节怎么过呢，还是跟普通的一天都一模一样？她会不会有老朋友从隔壁过来拜年，又或者是她会做什么事情？都不知道。我只想这样拍，但是我不知道它会变成什么样， 所以我没办法跟你说，就看老天爷给我们什么。”

影片中大部分我们称之为角色的人其实都是由大鹏的亲戚们本色出镜，只有一个专业演员刘陆。 她最初的任务是要去扮演“大鹏”，或者说代替大鹏去跟他的亲人们生活一段时间，要作为一个外来者无痕融入到这个家庭的真实生活中去。

这一切未知给故事带来了迷人的魔力，戏剧的冲突有可能就发生在生活过程中，但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知道冲突是什么。

事实证明，“天意"的力量要远比大鹏想像得还要强大，他的整个故事走向因为姥姥的突然离世完全改变了，故事的主角变成了三舅，刘陆要扮演的角色由大鹏变成了十年没有回过家的三舅的女儿丽丽，影片也从而拥有了比之前更加强烈的戏剧冲突内核——“文武香贵”和女儿丽丽，到底由谁来照顾无法独立生活的三舅？原来设想的“城市与乡村的隔绝”以及“隔代人之间的观念碰撞”这些议题的份量随之减少，而让位于中国传统大家庭在面临变故时所秉承的价值观。

在大鹏的镜头下，“真丽丽”和“假丽丽”共同创造出了一个叫做“丽丽”的电影角色，而真实的丽丽也因为在片中下意识的一些表现成为观众们不断去解读、评价和代入的对象。这带来了一种奇妙的虚实交织的观感，故事在银幕下的延伸似乎也在印证着创作者的“天意”观。

当变故发生时，作为导演，大鹏无法按原计划拍摄；作为现实中活生生的人，他也完全无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在《如意》的部分，摄像机“忠实”地记录下了大鹏的思索。“我常常在想这是不就是一种天意……我回来本来就是要拍姥姥的，但是我一回来姥姥就去世了。”在临近结尾的时候，筹备姥姥葬礼的母亲从另外一个角度给了他安慰：“你姥姥啊其实是给你的这部电影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在影片上映之前，他不得一次又一次向媒体重复讲述这一切的来龙去脉。在首映的当天，大鹏跟界面文娱聊了他过去四年来的心历路程，以及镜头前后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隐藏在比《如意》还要幕后的无数个幕后细节，揭示了一些关于生活和电影之间如何关联的真相，这是比《如意》对《吉祥》的解构还要深入的解构，也是大鹏对自己这段经历的一个真正告别。正是由于创作者如此看待《吉祥如意》，它才是一部完整的电影，而非彼此割裂的两个短片。

而对于那个被山峦四面环绕的小城集安，大鹏的乡愁流露无遗。由于现在正是疫区，那里的影院全部关闭了。“本身是在那儿拍的一个电影，也是反映当地人生活的，但是那里的人却看不到，也是一个遗憾。”

界面文娱对话导演大鹏：

上映即告别，我的遗憾没办法弥补了

界面文娱：首映礼当天您跟着一起在现场也看电影了吗？

大鹏：我没看。 首映当天有12个影厅，我是从晚上6点开始，以20分钟为1个交流单位，然后一直到晚上11点，就是20分钟、20分钟、20分钟……中间吃饭和上厕所是没有时间的，上厕所就是在中间抽个空赶紧去了，然后晚进去几分钟跟人道个歉。

界面文娱：我在的那一场是有黄渤、陈思诚、张译等好多人都在，他们每个人看完电影之后都发表了很真诚的评论，特别张译老师站起来说了很长一段。

大鹏：对，那是在IMAX厅，最大的那场。我后来问张译：“这是什么情况？你是提前准备好了吗？或者打腹稿了吗？”他说不是，就是站起来就想到哪说到哪了。

他们那天晚上看完了之后，还是很激动。情绪没有出口，于是他们几个人就一起去，又约了一个地方，然后等着我，大家在一起聊到底哪是真的哪是假的、你到底是怎么弄的，他们很关心这里面的若干问题。一直到凌晨2点。但是对于我来讲，每一次的讲述，包括与朋友的沟通或者与记者的问答，可能对我来讲，都是作为制作者和参与者的一次重新的、比较残酷的自我审视。

界面文娱：那会很难过吗？如果有伤疤的话就等于每次又重新揭开。

大鹏：对。以往我的电影上映的时候，都会很兴奋地邀请大家来看这部电影，也会写一些我关于这部电影的创作上的感受，想要输出。但这次不太一样，就是包括你参与的首映礼，没有一个人是我邀请的，我没给任何人发过消息说来看我的电影。一方面我自己作为导演拍了一部戏，当然希望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另外一方面，我又不想让他们看到我那样。

界面文娱：但是当您听到大家会那么深情地表达自己看完这个电影的感受的时候，会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导演真的被理解了吗？

大鹏：我觉得我感受到更多的是做这件事情积极的一面，包括它的出发点来自于2016年我想要拍这个内容，然后采用了一个特别的实验的方式。

我们是知道自己要去拍这个事儿的，我们也知道这个事儿一定会做完，但并不知道这个事会这么发生。它其实是在一连串的意外当中产生了一个现在的唯一结果。对我来讲，这里有一个巨大的遗憾。遗憾在于，我开始对我的创作产生了自信，即便不发生这些意外，这个电影依然还是会被大家认可的——但恰巧此时此刻大家的认可就是建立在这些意外的基础上的，于是它就会变成一种巨大的遗憾，无法消化。

我会时常去反思这个事情的最初始阶段与其结果的一种关联。它是偶然巧合，还是一种必然？当你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答案的时候，就会陷入痛苦。

界面文娱：每部作品有自己的生命，现在它现在已经生长成这个样子了。我在豆瓣上看到的简介是，一个喜剧人回乡拍电影后来发生一系列意外，原本以为这是一个有点喜剧色彩的故事，但最后没想到是这样。电影本身的生长与其创作者的初衷产生了一种“对抗”或者“矛盾”，它已经完全不受创作者控制了。这本身就是很奇妙的一件事。

大鹏：对。但它除了是一个内容作品，也是我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我无数次地想要事情不是这样发生的，想要电影不是长成这个样……我的遗憾是没有办法弥补了，就像一个拼图少了一块，但是大家的很多遗憾是有机会弥补的。很多人说走出影厅，马上给爸妈打个电话，我觉得这些都是它积极的一面。

界面文娱：所以您的遗憾其实更多是在于，在拍电影的同时您还经历了自己家庭的一个重大变故，而这些真实发生的事情也都成为了影片的一部分。

大鹏：它就像是一道数学题。1+1=2，这是正确答案。当置身于生活中的我面临亲人的离去和家人的争论也参与其中时，是非常痛苦的；作为创作者的我，“他”完成内容、面对评价、收获认可，这是一个正向的事情。但实际上，这两者其实是同一个人（1+1不等于2），这两种感受也没法划等号。

界面文娱：在整个拍摄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在这两个身份和环境之间很好地来回切换吗？怎么样来把握平衡？

大鹏：切换不了，没有办法。“他”就是唯一的一个我，一个合并的我，而不是某一部分的我。正是因为没有办法切换，才陷入到痛苦；要有办法切换了，这个事倒好解决了。就是这一部分：现在你就是导演，然后你非常客观冷静地看待这个事；然后（换一个场景）你就是家人，你就沉浸在巨大的痛苦中。但事实上不行。于是就造成了一个混合体，非常矛盾。作为任何一个身份的时候我都有巨大的杂念，这个巨大的杂念产生了巨大的自责。

界面文娱：这个会给拍摄造成困难吗？

大鹏：拍摄是有开始有结束的，大概是在腊月二十三开始的，正月初三结束，整个周期非常短。在那个时候我整个人内心里有非常激烈的思想斗争，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又由不得你做出特别清晰的判断，你只能顺着时间的推动而被卷入到这件事当中。

我觉得真正的折磨和痛苦来自于后期。这漫长的4年，我开始有了时间去思考。整件事情已经结束，也已经被捕捉完毕了。但怎么把这些东西变成一部电影捧到观众面前，我要经历无数次的重新面对——全中国的人都在高高兴兴的在过春节、团圆，而你在参与一场葬礼。

你希望说是克制一点，把他们当人物当角色，然后当剧情片去处理它的冲突和矛盾，呈现在大家面前。但是他们真的是人物和角色吗？其实那是生活，那是每一个你最在乎的人。所以这一部分是对我来说是巨大的困扰。当然在这种巨大的困扰之下，最后产生的内容就变成了一个可能观众从来没见过的电影。

界面文娱：是什么样的动力支撑您一直坚持下来的？

大鹏：我把它理解成是一次对自己的告别。影片里葬礼的那段，是我跟姥姥告别的时刻，一群人在地上向前爬，我也在队伍当中。

界面文娱：那个镜头我印象超级深刻。

大鹏：那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有很强仪式感的一次告别。但当我随着一群人在向前爬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杂念叫做“还有三十几个剧组的工作人员在看着我”。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们是看不到我跪在地上向前爬的，他们也很少看见我的崩溃、难过和痛苦。我一边在向前爬，一边不希望他们看到我是那样的。

这个杂念它不正确。就是这件事困扰着我。我把电影的上映当成一次告别。在漫长的四年里，我总觉得这个事情它一定要做完，哪怕这样一个显而易见有作者表达的文艺电影在票房上是不可能与之前的作品去比较的——但是我需要它结束。

就是咱俩坐在这儿的时候，我发了一个朋友圈，大概是说“我很难准确描述我这些年来的心情，但它需要结束，就在今天”。

界面文娱：那今天之后就不会再难过了吗？

大鹏：不知道，情绪是没有开关的。也许就在一个普通的下午，看上去其貌不扬的一天，你坐在某一个角落，突然想起自己这些年干了一个什么事，也许那个时候又会涌上巨大的痛苦。

界面文娱：已经烙印在心里。

大鹏：对。所以我在过去的几年其实在用巨量的工作去填补自己的生活，可能又投入到别人的一个电影当中，去塑造这个角色，为他准备，然后拍摄，沉浸在他的生活当中，短暂的不做自己。

三舅吉祥

两个丽丽，演员替真实人物去经历情绪洗礼

界面文娱：您是怎么说服家人来拍这部电影的？

大鹏：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谜团，因为我从来没有说服过他们，他们也没有抗拒，同时我也没有指导他们任何事情。他们是怎么样有信念感地承担了这个事情呢？我只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说，这就是家人。

界面文娱：一开始是怎么跟他们说这件事？

大鹏：我就说我们要拍一部以咱们一家人过年为主题的一个电影，但是大家不要有演出上的任何的压力，不要认为自己是在演电影。你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刘陆当成是王丽丽就好了，因为她是个演员，不是真实人物。我们就是过日子，大家在一起度过一段时光。

界面文娱：所以您就把剧组带过去，然后把机器架上，他们也不会在镜头面前不好意思？

大鹏：对。他们都是最普通的农民，普普普通通的小山村里的人，他们对这个事没有概念的认知。我没有做任何的思想工作，也没接受到任何的抗拒。

界面文娱：也没有剧本。

大鹏：没有，就是生活在流淌。

界面文娱：您也没有告诉他们说过今天我们要这样拍或那样拍之类的？

大鹏：没有。我觉得说得越具体，呈现出来的可能就完全就不一样了，他们的压力也会越大。

界面文娱：影片中姥姥去世之后，大家坐在一起年夜饭，在饭桌上产生了争吵。这部分您的家人有没有说不想让外人看到？毕竟电影是要全国上映的。

大鹏：一方面是他们希望我能够完成这个事情，如果这是其中要做的一部分牺牲的话，他们就是没有顾虑的。另一方面，这些平凡的普通人身上的巨大能量，会在某一个时刻让我觉得他们像超级英雄一样很伟大。

我也给家人看了这个电影，但是我得到的反馈都没有说是“吵起来了，别放这段了，让人看着不好”。我听到的都是“这个如果让别人看到了，他们是不是也会经常地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聚一聚”。正是因为他们的牺牲和支持最后让电影呈现了这样内容。

演员刘陆在电影中与父亲（三舅）一起的场景。

界面文娱：对于刘陆来说，在表演的时候是不是有困难？因为她是唯一的一个专业演员，您是怎么跟她去沟通的？

大鹏：最一开始她并不是演王丽丽，而是演我。我想让她扮演外孙女，想表现的就是两代女性之间的一个碰撞。一个是一直生活在山村里面的老人，另一个是从小村庄去到大城市工作的年轻人，有自己的家庭婚姻、爱情、事业，她们对待很多事情上有什么不同，这是我最开始的创作的初心。然后我给她讲了很多我自己的事情和感受，她是按照我去准备的角色。当我们到了农村，说去拍天意，去捕捉生活，结果我姥姥就病倒了，然后她就变成了天意和生活的一部分。这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去拍姥姥和外孙女了，转而去拍三舅，这是个意外。

刘陆作为一个演员，又在现场，所以我很自然的想到了另一组关系，就是三舅有一个十年没回去过的女儿，于是就让她去扮演了女儿。刘陆一直会追问我一个问题，她总是很困扰她到底是不是在演一部电影。当然她没有得到特别明确的答案。

当这个电影得到了大家的评价，有人说刘陆你演得真好，也有人说刘陆其实你演得不好、还没有那些人演得好。但刘陆自己在乎的已经不是“我演得好与不好”了，而是她都不觉得自己演过一部戏。所以她会跟我交流说“我真的是演了一部戏吗？”在我心里其实是有答案的。我跟她交流的时候会说，这样的表演的经验是不可复制的，没有人尝试过，确切地说，你不仅要体会她，还要成为她。这是我对于她表演上的一个要求。我自己认为她当然是演了一部戏的，只不过是不能重来一条。

界面文娱：是的。

大鹏：还有另一个真相我没有跟她表达过，那就是作为这部电影的导演我其实并没有很在乎她的表演是不是准确。宏观的讲，电影在最一开始就确定了这样的嵌套式的表达结构，无论她前面演得怎么样，后面都会被解构，都有一个保险，就是《如意》的部分，会那里告诉观众真相。这个真相对演员表演的宽容度很高。但是刘陆演得非常好。

界面文娱：过年吵架那场戏，刘陆给“家人”磕了一个头，因为看不下去大家为自己父亲的事情争吵，非常逼真，那一刻她是自己真实的情感爆发吗？

大鹏：在拍摄的过程当中，真实的王丽丽也回到了农村，在很多次午饭的时候，或者晚上整理了素材去做明天的计划的时候，我们都会一起交流。

界面文娱：两个丽丽会在一起交流？

大鹏：对，经常一起聊天，我也需要她们聊天，因为我需要刘陆尽可能地多接触丽丽，多与她互动、多理解她。在某一次聊天当中我就问过丽丽这个问题，我说如果真的有一天，你家里面的人当着你的面，聊这个事儿，然后吵起来了，你怎么办呢？然后王丽丽就说，我就只能跪下来给他们磕一个。

这个事发生在那次拍摄之前，所以我相信是那个时候，刘陆想起来当时我们讨论过，然后表演的时候调取了这部分的记忆。

界面文娱：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吉祥》里吵架的那场戏的真实拍摄场景在《如意》里有还原。刘陆说“我给大家磕一个”，说完就跑出去了，实际拍的时候她后来是跟真实的丽丽到了一个屋子，我们于是看到刘陆低着头好像还没有从戏中走出来，而丽丽在刷手机，与此同时，隔壁屋子里亲人的争吵还没有结束。您当时说“不拍了， 组里的人都出去，快别让他们真打起来了”。 当时为什么会这样？

大鹏：它既然引发了讨论，就说明了意义。演员替真实的人物经历了一次情绪的洗礼，甚至在其他人眼中看来她还更加投入。而真实的人物所做的选择和她的反应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但这种强烈的对比会给观众在观影时造成一种情绪的冲击。这个事情是真实发生的，我们也没有设计就把它呈现了出来。

电影制作完之后，我邀请王丽丽来看电影，前面她看得都特别投入，当她看到一家人为了她父亲开始争吵的时候，她就同样地又拿出了手机，做出了跟四年前同样的一个动作。这让我意识到，她看手机这个反应不是偶然的。我们可能认为她是不在乎，但她其实是在乎；我们认为她是逃避，但她其实是在面对，只是并不知道怎么面对，她是在化解自己某一种的尴尬。所以手机上有什么内容她可能都没看清，也许她一边看着耳朵里面听的都是他们在吵什么。她只是不想抬起头，让别人看到她真正在思考的内容。

两个丽丽共处一室的场景。

界面文娱：但可能观众会觉得这种对比是导演的一种批评。

大鹏：没有。我是没有什么态度的，我只是负责把真实发生的事情展示出来。观众可能会带入自己……（界面文娱：去做道德批判吗？）不是，我的意思是，根据观众的不同反应可以知道大家对于这个事情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很多人是站在丽丽的角度，非常理解她。因为他们也在北漂，可能也很久没回家了，他们也有自己的日子在向前走，比如工作的不稳定，然后收入并不那么乐观……所以这就是一种呈现。

界面文娱：《如意》里还有一个细节我也印象很深刻，同样是两个丽丽之间不同的反应。当丽丽讲自己的经历和感受的时候， 刘陆问了一句“我还是不理解为什么十年都不回家”。这时候，真实的丽丽是沉默的，她没有给答案。

大鹏：可能刘陆确实很难理解，因为十年是一个足够长的时间。但对于丽丽来讲，十年是她一天一天过来的。在最需要关爱的年纪，15岁的时候，她面对的就是父亲突然生病，父母离婚，她没有得到过什么爱。在父亲生病早期的时候，不是像现在这样的。他那会儿是狂躁，见谁打谁。王丽丽回家都不敢脱鞋，因为她时刻怕他爸打她，如果把鞋脱了，她还得穿鞋，跑不出去。所以她自己说“我都没有接受过什么爱，我现在就是爱无能，我也没办法给别人，我没学会，我一天就知道找工作上班”。

她自己有一个女儿还很小，在她老公的老家。他们俩目前没有经济条件让女儿在北京上学。所以当我说出这件事的时候，可能有一部分人又对有了她更多的一份理解，她的形象更立体了一点。作为一个外人，无论你是不是在演她，你毕竟不是她，所以有的人会理解，有的人不理解。

真实的丽丽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

一种乡愁，为故事找到一个适合生长的地方

界面文娱：整体上，您电影里的这些人物和生活，共同构成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传统中国家庭的缩影。它里面包含了很多的话题，比如老有所养，比如传统中国家庭最看重的亲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大家怎么样相处，再比如还有不同代人之间的世界其实是互相隔绝的，包括里边还有对您三舅年轻时生活的一些描述。这样给人的感觉是很复杂的，除了一个小的家庭单位之外，我还看到了中国传统社会在过去二三十年时间里的一个变迁。 您自己怎么看待这些话题？

大鹏：是的。我是觉得它确实呈现了这样的面貌，也被解读出了很多的可能，但我作为创作者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想到那么复杂，只是呈现。这个呈现被解读成这样，我依然觉得这是观众们的功劳，就是观众们自己的体会赋予它的，同时它也值得和经受得起这样的评价。

我自己是独生子女。但是我们的父母那一代不是这样的。可能我们确实是很独特的一代，而父母们都是有兄弟姐妹的，像这样的影像很珍贵，因为在未来可能也不太会有人去这么真实的把它记录下来，或者反映这样一个家庭关系了，而更多的可能都是以个人为单位来呈现，又或者我们的下一代又是另外一种样子。

我们在金鸡奖做完展映之后，有一个影评人又给予了另一个角度的评价，他说你这影像是“世界文化遗产”，你展示了这种大家族的样子。而未来我们的后面几代的人可能不再会经历了这样的事了，但是他们可以通过这个电影看到这些。当然这个评价是他给的，我觉得也有道理，但我并没有刻意去这样做。

界面文娱：您自己对电影里呈现的哪个话题感受最深？是不同人之间所生活的世界的不同，还是乡村和城市的隔绝？

大鹏：我觉得后一个，因为出发点就是这样，拍一个姥姥和外孙女的故事，拍城市与乡村，还有个人与故乡。

界面文娱：它有一种乡愁的成分在里面。

大鹏：很难不愁。我来自一个非常小的地方集安，它是一个山城，四面都有山。所以我小时候认为世界也就是这样的。当我上大学的时候去到了长春，它是省会城市变更大了，但是我却没有安全感。任何角度看我都看不到山，看不到界限，只看到平原无限的延伸，直到看不见，我会非常没有安全感。我觉得不被包裹。所以我感受不到那个界限有更多延伸，可能它变成了一种框架规则什么之类的东西，也可能塑造了我的某一部分性格。

我们如果定义它为“乡愁”的话，你很难不去表达。是因为我们就是那来的人，而我们的骨子里面就有那样的一个关系，你尽管不是主动的，但是它会渗透到你的电影作品当中。

比如说我们在创作《缝纫机乐队》的时候，最开始写这个故事，并没有把它限定在集安，也许是另外一个城市，也是规模比较小，也许是虚构的一个地方。但后来写着写着，还是觉得，如果是故乡的话，就像给玩具手办找到了一个底座，就是那种感觉。它比虚构的会更让我踏实。同时拍那个戏有个大吉他要建造，然后吉他建造的时候只有家乡给予了我支持，其他的城市不允许你毁一个广场，所以故事的发生地也就变成了故乡。

界面文娱：我当时看电影的时候就强烈地认为大吉他乐队跟您有关，而且我觉得雕塑就是真的存在过。

大鹏：那事儿是假的。

界面文娱：对呀，所以很奇怪你为什么会给我这种感觉。

大鹏：我觉得毫不夸张地讲，在我身上有一种力量是我自己逐渐越来越清晰的，也就是我做的很多内容，大家都会认为它跟我有关。这可能也是某一方面的能力，能够把故事讲到让大家非常地相信。首先你需要非常的真诚，而且你这种真诚得让大家感受到才可以。

界面文娱：这可能也不光是跟创作者的真诚有关，我觉得也许跟您所拍摄的东西离不开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有关。

大鹏：这不是主动的，不是说我要为了故乡去描绘一个故事，而是为这个故事找到了一个故乡，最后却发现它只适合发生在那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