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对话国家卫健委专家卢清君：远程医疗不该成为虹吸病人的工具
在中日友好医院，有超过一半的互联网复诊患者，因为买不到药退号。
因为医保目录中有三分之二的处方药，不能在线上购买或配送，剩下的三分之一还因各地医保目录不同而受阻。这些药，仍牢牢地绑定在实体医院。
反观线下，疫情平复后的医院又是人头攒动，想要在中日友好医院做肺部CT，排期一个月；手术的患者，要等长达三个月。面临这样“看病难”问题的患者仍不在少数，尤其是想在顶尖医院求医的人们。
缓解“看病难”，互联网医疗一度被寄予厚望。新冠疫情是对互联网医疗一次最好的推广。截至2020年10月，全国已有900余家互联网医院，比2019年同期的三倍还多，公立医院、民营资本、互联网平台纷纷加码。
一片热火朝天中，作为互联网医疗在中国发展的见证者，以及国家卫健委、医保部门相关政策制定的深度参与者，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办公室主任、中日友好医院发展办主任卢清君保有自己的冷静。他在新春伊始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剖析，“公众看到的互联网医疗，是被很多概念包装过的，甚至连投资者都会被套牢的骗局”。
免费的服务，更不敢要《财经》：公立医院是医疗服务最核心的力量，很多互联网企业想合作，免费提供技术支持，医院并不愿意接受。
卢清君：对医院免费就是错的。企业免费背后的成本从哪补偿呢？
《财经》：企业也许是获得数据，也许是其他的增值服务？
卢清君：那就是欺骗。商业模式中掺杂了欺骗，怎么可能还是正常的商业机制呢？你既然给我提供技术服务，为什么要免费，成本肯定要从别处骗的。
公立医院是非盈利机构，基本医疗服务是民生、公益行业，商业投资概念和测算逻辑在这是行不通的。投资是因为市场有需求，投资者有利润空间，但公立医院医疗服务收费只是补偿成本。
就算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把所有的医疗服务放开市场化，也有国家保障成分在里边，只不过是比例不同。所以医疗行业的运营机制不能拿纯市场经济的模式来套，这是不妥当的。
《财经》：中日友好医院如何选择技术合作方？
卢清君：我们有多家第三方平台的合作企业，至少有6个在规模化的运行，还有七、八家专门负责运营。
选伙伴的时候，首先是三观要一致，企业不是到医院里来赚钱的；第二，企业要有自己明确的盈利模式，利于医疗机构测算医疗服务成本，而不是坑蒙拐骗，不能用不正当手段补贴。医疗服务的收费非常清晰，你不能拿一项去补贴另一项，这是违法违规的；第三，在做好顶层设计的同时，要有实际执行能力。
《财经》：医疗行业不应该采用补贴大战？
卢清君：允许。但是只靠补贴大战，没有核心盈利模式，企业肯定活不下去，最终资源有枯竭的时候。
对医院来说，跟企业合作数年后，企业资源枯竭跑路了，医院的事情谁来干？患者的利益谁来保障？所以企业一定要有健康运行的机制，还要有点情怀，想要追逐短期利益不行的，医疗服务的成长周期很长，业务体量是一点点增加的。
《财经》：中日友好医院跟企业签合同的周期是多久？
卢清君：一年，或三到五年。
《财经》：一年的周期不是很长？
卢清君：开头不能长了，医院要看企业的表现。如果一次性签时间太长，企业不专注业务，打着医院的旗号去招摇撞骗的话，对医院的执法成本太高，是绝对不合适的。所以先短时间合作，签一年看看效果，再决定是否签三年或是五年。
医院本着一个开放包容的原则，对在这个领域发展有意愿的企业、业务扎实的企业，还是扶持。
《财经》：在选择合作方时，会因为医疗数据敏感，优先考虑国资企业吗？
卢清君：选择依据不是有没有国资，关键是企业的管理水平，是不是规范化运行，比如一言堂式的家族企业肯定不能考虑。我们的合作方里，既有国资企业也有民营企业，关键是做好医疗数据管理和安全保护制度。真正专注做医疗技术供应商的企业，都适合合作。
有很多企业只是依靠讲故事去骗投资人、骗市场的钱，这类做法行不通了。很多初创者往往会陷入自我联想的商业模式，比如，有人设计糖尿病患者管理APP时，只考虑了全国有数亿糖尿病患者，假设每例病患收1元，一年就能有过亿元的流水。但是它既没有专家资源，又不知道如何解决患者的需求，更没有解决医生的需求，也没有解决政府的需求，如何能落地就成了问题。
很多创业者梦想着能通过互联网垄断市场，或者成为寡头，这只是梦想，实际上他是不可能做到的。过去10年间这样投资项目太多了，早就走不下去了。现在投资人也不那么好骗了，只有具备合理商业模式的企业才能获得更好的融资计划。
虹吸病人，不一定挣钱《财经》：远程医疗形成规模化的时候，会不会出现虹吸地方病人的情况？
卢清君：线上远程医疗肯定是要转化到线下的，因为线上治不了病，但不会导致更多的患者到北京来，因为就算患者提出来想到大医院来就诊，大医院也未必接待得了，现在大医院门口的患者已经排数月后了，也没办法再虹吸了。
国家的解决方案，是建立远程医疗协同网络，每家医院都是网络上的一个节点。当病人需要到线下就诊，协同网络可以协调地方医院来接诊。协同网络定期给地方医院的医生开展培训，提升基层医师的规范化诊疗水平，是取得患者信任的基础。刚开始信任度低，周边有人体验了、口碑好了，很快就能扩散开。
中国现在的大医院和基层医院的医生能力差距很大。我不敢说互联网能缩小多少差距，至少能让基层的医生有专科老师指导，这是互联网医疗在中国能够发挥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作用。我相信将来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这个模式也会非常有借鉴价值。
《财经》：在远程医疗过程中，很多上级医院医生用的药品，基层没有，这也被认为远程医疗虹吸患者的原因之一。
卢清君：这种情况是有的，但是不多。现在药品配送物流很发达，基层没有的药物，可以药品电商配送，或者由厂家配送。
药的问题很简单，关键问题还是人。基层医院即使采购了高端医疗器械，但是如果技术不行，手术做不了，还是留不住患者。所以关键还是临床技能培训，基层医生能力提升了，以后的常见病患者就可以在当地治疗。
国家正在努力消除不同层级医院药品目录之间的差异。北京市卫健委、医保局等已经出台相关政策消除各级医院的药品目录差异。
《财经》：全国的医院都在做远程医疗，它们能控制好虹吸问题吗？
卢清君：我知道很多医院就是想虹吸病人，虹吸资源，连医生都想虹吸上来，所以才制约了远程医疗的发展。
《财经》：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卢清君：监管、考核、评价，是对整个医院的综合评价体系。各级医院的手术量、住院床位使用率、床位周转率、药占比等都被纳入考核，不同医院考核指标不同。还有医保支付等经济杠杆，比如国家医保局在推行的DRGs支付方式，就是手段之一。DRGs是按照病种分级支付的，三级医院虹吸了一些常见疾病患者来住院，最后医保支付的少，医院收入反而降低了。占用了医生的时间、占用病床，都收不回成本，可能连医生奖金都发不出去。
《财经》：各省级都在研究互联网医疗监管平台建设，难点在哪？
卢清君：怎么管、管到哪、尺度多大，是否每张处方都要监管？都是需要探讨的问题。因为国家层面仅仅制定了监管原则，有些地方执行比较激进，有些地方执行比较保守，激进的遇到了很多问题，保守的被人诟病，各有各的难处。国家卫健委也正在研究制定监管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