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娜奥米·奥雷斯克斯（Naomi Oreskes）
翻译 | 红猪
目前美国的这场疫情在科学界产生了一种意料之外的影响：许多科学家对彼此都不那么严格了。期刊编辑对截稿日期越来越宽松。赞助机构延长了拨款期限，你只要解释两句就行，甚至不解释也行。大学也给予了博士研究生更多时间――有的甚至给予了研究生更多经费，好让他们完成博士研究。许多学者都改为居家工作，没有了不必要的露面带来的压力，他们做出了富有成效的研究。2020年4月《自然》（Nature）杂志刊出的一篇文章中，在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研究高等教育的高级讲师杰玛·德里克（Gemma Derrick）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将来，这份善意是否还能延续下去。德里克的学术研究“希望创造一种更加友好、温和、包容的研究氛围”，具体做法是“修改科研中一个极为严酷的过程：同行评议”。她提议我们“以新冠疫情为契机，将友善牢牢地嵌入研究过程之中”。
以我的经验来说，大多数科学家在大多数时候都是亲切慷慨的。但与此同时，科学又非常强调竞争，背负着巨大的压力。如果某人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那么他的粗鲁、歧视、甚至违法行为都可能得到谅解。我们常常会以研究的重要性为借口，忽视做人的基本体面和同情心。
在科学界，善良比起成功来说只能算是次要的。我在做助理教授时认识的一位科学家告诉我，在取得终生教职之后，她不得不“重新学习做一个善良的人”。如果我们想要培养人才，就必须始终给予那些学生和同事以体面和尊重。不过，研究活动还包含如何在研讨班和会议上评价科学观点，如何评估经费申请，或是如何审查投给专业期刊的论文。在这一点上，事情就比较难办了。我们如何知道一个科学观点是否正确？如何知道一个团队使用的方法是合理的并得到了严格运用？又如何知道支撑一个模型的概念建构是否如实反映了真实世界？
这些问题的答案非常倚重同行评议的过程，更具体地讲，倚重同行评议中所包含的审查科学观点的关键过程。这是一项正式的活动：我们加入各种委员会，审核经费申请，或审核我们的同行提交的论文。这也是一项非正式的活动：我们在科学会议以及系里举办的研讨班、学习班上碰面，讨论那些尚未发表或已经发表的研究。通过这些活动，科学家们审视彼此的证据和主张，并否定其中无法成立的那些。
我们可以把同行评议看作一个筛选过程：并不是每一个虚假或错误的观点都会被发现并且否定，但是许多都会。个别科学家会欺诈，犯粗心、愚蠢的错误，但是有了同行评议，别人就可以指出这些错误了。近来关于科学界、尤其是心理学界中p值篡改（p-hacking）的争论（即文章作者有选择地报告那些支持自身假说的统计数字），已经证明了同行评议的好处：是的，许多科学家都滥用了统计学，但是一场充满活力的辩论随之展开，使科学家们找到了补救的方法并运用了它们。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哲学家海伦·朗吉诺（Helen Longino）将这个过程称为“转化型审讯”（transformative interrogation）――说它“转化”，是因为它将观点转化为了知识；说它“审讯”，是因为它并不总是温文尔雅的。
论文被拒使人痛苦。当一名评议者说一项申请没有经过充分思考，也会令人难过。然而这些都是必要的，因为他们都致力于创造可靠的知识。如果我们要提出批评，我们应该尽量善意地提出。而如果我们是被批评的一方，我们就应该深入反思并接受批评，就算那会带来痛苦（或者说，越痛苦越要接受）。只有接受批评、回应批评，我们才能使自己的研究更上一层楼。
作者简介：娜奥米·奥雷斯克斯是哈佛大学教授，专攻科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