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托尼·朱特：破除犹太民族神话，重新思考巴以问题
近日，从五月以来，以色列殖民扩张行为，和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开始升级，从驱逐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家庭、斋月期间袭击清真寺礼拜者，再到空袭加沙，引发了全世界的震惊与愤慨。
2003年，当巴以问题再次陷入僵局时，托尼·朱特出于一个历史学家的良知，也出于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写就这篇“离经叛道”的文章，以“另求他途”（Israel: The Alternative）为题发表在同年10月的《纽约书评》上。此文发表后引起了巨大争议，他被攻击为反犹太复国主义者、自我憎恨的犹太人；《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把他从特约供稿人的名单里除名；他的密友同他反目。美国的大多数犹太知识分子尽量不会去触碰以色列问题，他们会探讨学理问题，但不会去就以色列实际政治问题发表太多评论。
借助托尼·朱特在本文中的思考、分析，我们得以重新认识犹太人问题、以色列问题以及解决巴以问题的可能性。托尼·朱特围绕以色列和犹太人问题写就的若干篇深度评论文章在他去世五年后被收进由他夫人詹妮弗·霍曼斯（Jennifer Homans）编选的文集《事实改变之后》（When the Facts Change）。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东方历史评论》。
2021年5月15日，加沙，以色列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空袭和大炮轰炸，同时加紧在巴勒斯坦边界地区部署军队和坦克。
中东和平进程已经终结；它并非无疾而终，而是被蓄意毁灭。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的权力被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削弱，又被以色列总理沙龙羞辱。阿巴斯的继任者也将面临着相似的命运。以色列继续嘲弄着自己的靠山美国，对“路线图”不屑一顾，继续修建非法定居点。美国总统现如今就像一个口技表演者的玩偶，只在一边卑微地重复以色列内阁的话：“都是阿拉法特的错。” 以色列人继续脸色阴沉地等着下一个炸弹袭击者的出现。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被赶进日益缩小的聚居点，靠欧盟的救济维持生活。新月沃地上尸骨遍野，沙龙、阿拉法特以及少数恐怖分子都可以宣称自己获得了胜利，他们也的确是如此宣称的。我们无路可走了吗？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20世纪初始，大陆帝国日薄西山，在欧洲这些帝国的臣民们梦想着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波兰人、捷克人、塞尔维亚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其他民族希望能够在自己的故土自由地生活，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哈布斯堡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土崩瓦解，各个民族的领袖纷纷抓住了这个机会。许多新国家像一阵风一样纷纷成立，这些国家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自己国家中占多数的民族（由语言或宗教或古老的身份来界定这个多数的民族，或者是将三个方面结合起来界定）受到优待，而那些生活在这些国家的少数民族的利益则被牺牲掉：他们成了二等公民，他们在自己的家园成了永远的“常住的陌生人”。
但是在众多民族主义运动中，犹太复国主义的野心受到挫败。犹太复国主义者梦想在已不复存在的土耳其帝国的版图中选择一块合适的土地建国，但这个梦想需要等大英帝国从该区域撤出才能获得实现，这个过程持续了30年外加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于是，直到1948年一个由犹太人建立的国家才最终建立，这块地方之前是奥斯曼帝国的巴勒斯坦。但是，以色列国的建立者也受到了在华沙或敖德萨或布加勒斯特那些19世纪末的同代人所使用的概念和范畴影响；因而，以色列在民族与宗教上的自我定义及其对于所谓内部的“异族人”的歧视与哈布斯堡王朝崩溃之后的罗马尼亚人有许多相似之处（尽管双方都不愿意承认这点）也就毫不令人惊讶了。
简单说来，以色列的问题不在于人们常常提到的，认为它是欧洲在阿拉伯世界的“飞地”，问题在于以色列成立的时间太晚。它把一个19世纪晚期典型的分离主义方案带进了一个已经前进了许多的现代世界。现在的世界是重视个人权利，追求国门开放的世界，是一个拥有国际法的世界。“犹太国”这样的观念的内涵是犹太人以及犹太教独享特权，所有非犹太人公民都将被排除在外，这样的观念根植于另一个时间和地点。简单地说，“以色列”本身就是个不合时宜的概念。
然而，在一个重要属性上，以色列与此前帝国崩塌之后建立的那些没有安全感、心怀戒备的小国非常不同：它是一个民主国家。困境因此而来。由于以色列在1967年的战争中占领了一些土地，它目前面临三个不甚理想的选择。第一个选择，它可以拆除被占领区域的犹太人定居点，恢复1967年以前的国境线，犹太人在这样的国境线以内占明显多数，这样一来以色列可以同时保留“犹太国”和民主国家的身份——虽然这个民主国家的宪法中会有其异常之处：以色列国内的阿拉伯人是二等公民。
第二个选择，以色列继续占领“撒玛利亚”“犹地亚”和加沙，这些区域中的阿拉伯人加上目前以色列国内的阿拉伯人将在未来五到八年内成为多数人口。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以色列须在两个身份中做出选择：要么成为“犹太国”（要做到这点则意味着将会有越来越多的非犹太人没有选举权），要么成为民主国家。从逻辑上讲，以色列不能同时保留两种身份。
1967年6月7日，约旦辖区东耶路撒冷，一名以色列军警引导以色列装甲部队进入老城。
以色列还可以继续占领目前被占领的区域，但是又摆脱占绝对多数的阿拉伯人口，那便是将其强行驱逐或者夺走他们的土地和生计，这样他们除了流落他乡以外别无选择。如此，以色列的确可以同时保留“犹太国”和民主国家的身份。但是这样一来，以色列将成为第一个把全面进行种族清洗作为国家计划来执行的现代民主国家，以色列也会因此永远成为法外之国，被国际社会抛弃。
如果有人假定第三个选择对于一个犹太人建立的国家而言不可想象，那么这个人一定是没有看到过去25年多来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稳步增加的犹太人定居点及其对土地的攫取，或者没有听过以色列右翼将领、政客发表的言论，他们其中有些人仍在政府任职。在以色列政治中处于中间立场的是利库德集团。利库德集团主要由已逝的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的赫鲁特党（Herut Party）组成。赫鲁特党的前身是亚博廷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领导的犹太复国修正主义运动，因该党对法律和领土有关细节完全的漠视，左倾的复国主义者称其为“法西斯”。如果听到以色列副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Ehud Olmert）的话（他自豪地坚称他的国家尚未排除暗杀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总统这一选项），我们就会知道法西斯这个称呼比以往更合适。政治谋杀是法西斯才做得出的。
以色列目前的状况算不上绝望，但是可能接近无望的境地。自杀炸弹袭击者打不倒以色列，而巴勒斯坦人又没有别的武器。不将所有犹太人赶进地中海便不罢休的阿拉伯极端分子的确存在，但是他们对以色列不构成战略上的威胁，这点以色列军方也很清楚。任何一个理智的以色列人都知道哈马斯或者阿克萨烈士旅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在“大以色列”中阿拉伯人口将逐渐成为多数以及以色列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民众的士气在逐渐被削弱。杰出的工党政治家亚伯拉罕·伯格（Avraham Burg）最近这样写道：“为生存我们挣扎了2000年，而现在的以色列成了一个被一群蔑视、嘲弄法律和公民道德的腐败集团所统治的殖民国家。这就是以色列的现实。”除非做出改变，否则五年内的以色列将既非“犹太国”亦非民主国家。
现在要谈到美国了。以色列的行径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而言是场灾难。在美国的支持下，一直以来以色列政府都公然藐视联合国令其撤出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所占领的土地的要求。以色列是唯一一个已知的拥有真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中东国家。美国目前正极力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落入一些小的潜在敌对国，可它却对拥有这些武器的以色列视而不见，这只会让它日益狂乱的努力付诸东流。尽管有顾虑，美国政府也不公开表达，而是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正因为此，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再相信我们的善意。
一些知情人士如今默认，美国入侵伊拉克的理由不一定是当时所宣传的那样。这届美国政府的许多人士首先考虑的是要先破坏中东的稳定，然后再重新建立对以色列有利的格局。事情还没完。现在我们又再对叙利亚发出挑衅，因为以色列的情报部门向我们保证，伊拉克的武器转移到了叙利亚——这一说法并未获得来自其他途径证据的支持。没错，叙利亚的确支持以色列的死敌真主党和伊斯兰圣战组织，但是它并非一个巨大的国际威胁。更不用说叙利亚政府至今仍然向美国提供有关基地组织的重要情报。对于美国来说，叙利亚作为朋友总比作为敌人要有用。这点伊朗其实也一样，可是因为以色列一直以来对伊朗抱有敌意，我们也主动疏远了伊朗。我们到底在打什么样的一场战争？
2003年9月16日，美国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该决议要求以色列停止威胁驱逐阿拉法特。尽管美国有关官员私下里也承认该决议合理、稳健，并且认为以色列目前领导层发出的日益猛烈的声明是实现和平的主要阻碍，但是美国依然阻止了该决议的通过。此举进一步破坏了我们在中东地区作为一个正直的调停者的信誉。美国在全世界范围的朋友和同盟虽不再为此感到惊讶，但依然会感到悲伤和失望。
1993年9月13日，美国华盛顿，白宫南草坪，以色列总理拉宾（左）、巴解主席阿拉法特握手。美国总统克林顿站在两人中间。
以色列的政界人士许多年以来一直为自己制造困局，为何我们还要继续帮助、怂恿他们犯错？此前，美国政府曾尝试向以色列施压，威胁要把资助约旦河西岸定居者的钱从美国每年的对以援助中扣下。但是上次美国政府（克林顿政府）采取这一行动后，以色列政府绕了个弯把这笔钱以“安全开支”的名义拿到手，美国政府也就将错就错了。从1993年到1997年的四年时间中，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金额共计100亿美元，其中只有不到7.075亿美元被扣下未发。以色列继续不受阻挡地在占领区建立定居点，现在我们更是连尝试阻止以色列的行动都没有了。
不愿说或不愿做对谁都没有好处。它也让美国国内针对相关问题的辩论无法进行下去。美国的政界人士和评论家们非但不能头脑清醒地考虑中东问题，而且还在我们的欧洲盟友表达不同意见时对他们大加污蔑，只要他们批评以色列，我们的这些政界人士、评论家就会很不负责任地油嘴滑舌一番，说什么反犹主义又抬头了之类的话；美国国内如果有人试图打破共识也会受到一通辞严义正的责骂。
可如此，中东危机并不会自己消失。考虑到布什总统6月才对布莱尔说了一通关于“中东和平路线图”的话来安抚他，明年在围绕中东问题的争辩中，他一旦缺席将可能很惹人注意【译者注：本文撰写于2003年，这里作者说布什缺席是指布什可能会在2004年的选举中落选】。但是（无论谁当总统）美国政治家迟早需要对以色列总理说出真相，然后想办法让他听进去。20年来，以色列的自由派人士和温和的巴勒斯坦人坚持认为，解决中东问题的唯一希望是以色列拆除占领区绝大部分定居点并恢复1967年的国境线，以此换取阿拉伯人对这些边界真正的承认，以及一个由西方国家和国际机构所承诺的（约束的）稳定的、没有恐怖分子的巴勒斯坦。现在这仍然是传统共识，它曾经的确是一个可行且公正的解决方案。
但我怀疑，这个方案在当前情况下去实施为时已晚。现在有太多定居点，太多犹太定居者和巴勒斯坦人生活在一起，虽然这两个族群被铁丝网和“通行证法”隔开。不管“中东和平路线图”是怎样的，真正的地图在地面上，正如以色列人所言，这个真正的地图才反映实际情况。超过25万全副武装并获得资助的犹太定居者也许会自愿离开属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土地，但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没人相信这件事会发生。许多定居者宁愿死，宁愿杀人也不愿意离开。上一个为执行国家政策向犹太人开枪的以色列政治家是戴维·本-古里安，他于1948年强行解除贝京的非法民兵组织伊尔贡（Irgun）的武装，并将其并入新成立的以色列国防军。沙龙可不是本-古里安这样的人物。【作者注：1979年，在与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达成和平协议以后，总理贝京和国防部长沙龙的确命令军队关闭埃及境内的犹太人定居点。军队用武力平息了一些定居者发起的愤怒的抵抗，过程中无人死亡。但是当时军队面临的是3000名极端分子，而不是25万人；另外，这3000人所在的地方是西奈沙漠，不是《圣经》中的“撒玛利亚和犹地亚”。】
2021年5月14日，以色列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空袭和大炮轰炸，巴勒斯坦民众返回查看被毁的家园。
如今我们需要去考虑一个“不可思议”的选择。“两国解决方案”是此前奥斯陆和平进程和目前的“中东和平路线图”的核心，但是如今这个方案可能已经无从实现。一年年就这么过去，我们一直拖着不去面对这个不可避免的艰难抉择，目前为止只有极右和极左分子承认这样的抉择的存在，但他们都有各自的理由。中东未来真正面临的选择只有两个：驱逐以色列占领区的阿拉伯人，让“大以色列”成为现实；建立一个融合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两族共存的国家。沙龙内阁中的强硬派便是这样看待这个选择，这也是为何他们会认为“犹太国”继续存在下去的条件就是要驱逐阿拉伯人，他们认识到这样做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如果当今世界无法容许一个“犹太国”存在呢？如果这样一个“两族一国解决方案”实现的可能性不但越来越大，而且同时也是最理想的结果又该如何？其实这个方案并不是什么奇怪的想法。正在读此文的读者大多生活于民族和文化早就变得多元的国家。很遗憾，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M. 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所说的“基督教欧洲”已经不复存在了；今天的西方文明由不同肤色、不同宗教、不同语言的人们（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阿拉伯人、印度人以及其他群体）组成，任何一个去过伦敦或者巴黎或者日内瓦的人都会知道这一点。【作者注：在意大利的阿尔巴尼亚人，在法国的阿拉伯人和非洲黑人，在英国的亚洲人仍然会遭到不友好的对待。法国或比利时，甚至丹麦和挪威的少数选民会支持敌视“移民”的政党——敌视“移民”有时是这些政党唯一的政治纲领。但与三十年前相比，现在的欧洲社会是由各种肤色的平等公民组成的，而且毫无疑问，这也会是未来的欧洲社会的样子。】
今天的以色列实质上也是一个文化多元的社会，只不过名义上不是罢了；然而它依旧用民族与宗教的标准来给予以色列公民不同的称呼和等级，这就让它在民主国家中显得十分“与众不同”。在现代国家中以色列显得怪异，这并不是那些偏执的以色列支持者所声称的：因为它是所谓“犹太国”，因为世界上的人们不希望犹太人拥有自己的国家；人们之所以会这样觉得是因为在这个“犹太国”里，犹太人这一个族群位居所有其他族群之上。这样的国家在现在这个时代的确无处容身。
许多年来，以色列对于犹太人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1948年以后，以色列接收了几十万犹太幸存者，他们很无助也无处可去；如果不是因为以色列的存在，他们将会陷入绝境。以色列需要犹太人，犹太人也需要以色列。由此，以色列的诞生条件让以色列的身份与“纳粹大屠杀”的联系变得无法分割。因此，所有针对以色列的批评都不可避免地牵扯到“纳粹大屠杀”的相关回忆，美国国内为以色列辩护的人十分可耻地对这点迅速加以利用。批评以色列便是对犹太人有恶感，哪怕是仅仅设想一下中东格局的其他出路，也会被认为是对所谓“在道义上与种族灭绝无异”方案的纵容。
“二战”结束后的一些年中，几百万没有生活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因为以色列的存在而常常感到心安。他们想的可能是，如果反犹主义复活，以色列可以是他们的退路，或者仅仅把以色列看作一个犹太人对世界的提醒：犹太人可以并且会做出反击。以色列建国之前，生活在基督教社会的犹太人总要小心谨慎，保持低调； 1948年以后，他们终于可以挺直腰杆生活。但是最近几年来，情况发生了很可悲的逆转。
如今，非以色列籍的犹太人再次为他们没有做的事情而受批评和攻击。但这次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而是一个犹太人建立的国家的所作所为把他们绑架了。生活在以色列之外的犹太人不能影响以色列的政策，但是他们还是会在心里认同这些政策，尤其是以色列坚持要求他们对自己效忠，他们也就更会去认同这些政策。以色列自称“犹太国”，因而它的行为自然会影响到所有人看待犹太人的方式。年轻的穆斯林对欧洲以及其他地方的犹太人的袭击事件越来越多，他们发动这些目标失当的袭击主要都是为了报复以色列。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是：以色列目前的行为不但对美国不利（尽管的确很不利），甚至不仅对以色列自身有害（许多以色列人也已默认了这点），今日的以色列还害了整个犹太民族。
2021年5月11日，英国伦敦，大量人群在伦敦街头示威，抗议近期巴以冲突双方暴力升级。
在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日益交融，不同种族间随意通婚；由文化与民族造成的交流上的障碍几乎全部不复存在；越来越多的人有不止一种政治身份（elective identities），如果我们只能听从其中一个，那么我们会觉得自己被限制了，而且这种限制是虚假的。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现在的以色列的确是个不合时宜的存在，它不仅不合时宜，而且它目前的运转也出现障碍。在当今的“文化的冲突”之中，在开放、多元的民主国家与好战、不宽容且由宗教驱动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之中，以色列其实面临着掉入错误阵营的风险。
将以色列从一个“犹太国”变成一个两族共存的国家并非易事，虽然也并非像听上去那般不可行，因为这个过程在事实上已经开启。但是，这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所带来的影响将远远小于以色列在宗教和民族上的敌人所宣称的那样。无论如何，在我认识的人中没有谁有更好的想法：任何真诚地认为现在以色列所建的极具争议的“电子隔离墙”可以解决问题的人一定对过去50年的历史一无所知。这个所谓的“隔离墙”其实是由壕沟、围栏、传感器、沙土路（人走过会留下足迹）以及高28英尺的墙组成的武装区域，它侵占、隔断、窃用了阿拉伯人的农田；它会毁掉村庄和人们的生计，毁掉阿、犹共同体尚存在的部分。这种电子隔离墙每建一英里需要花费大约100万美元，它给两边生活的人带来的没有别的，只有羞辱和不适。这个电子隔离墙恰恰印证了它要保护的政权在道德和制度上的破产。
在中东建起这样一个两族共存的国家离不开美国的主导，它需要美国勇敢、持久的参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安全要由国际部队来保证—尽管一个合法成立的、两族共存的国家管控境内各类武装分子会更容易，然而没有这样的国家，武装分子可以自由地从外部渗透进来。这点对目前巴、以两边愤怒的、没有政治权利的民众而言无疑很有吸引力【作者注：伯格指出，以色列目前的政策是恐怖分子招兵买马的最好广告：“我们对巴勒斯坦儿童的命运漠不关心，无论他们是忍饥挨饿还是蒙受羞辱；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他们在我们的餐厅里把我们炸飞是件令人惊讶的事情呢？即使我们每天打死1000个恐怖分子也不会改变什么。”见 Burg, “La révolution sioniste est morte.”】。要在中东建立这样一个国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中间需要形成一个新的政治阶层。这个想法混杂着现实主义和乌托邦，中东当然算不上是能实现它的最合适的地方。然而如果不走这条路而是其他路，那么后果会远为严重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