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卢锋：美国超常规财政刺激可能常态化，为贸易冲突埋下伏笔
2021年4月7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美国总统拜登就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发表讲话。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记者 王玉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教授卢锋日前表示，新冠疫情以来美国政府采取的大规模财政刺激并不仅仅是应对危机，未来这种刺激可能常态化。他认为，拜登政府希望借财政刺激来实质性提振美国长期潜在经济增速。
6月19日晚，卢锋在北大国发院举办的论坛上说，2020年，美国政府共推出五轮财政刺激计划，总额约3.78万亿美元。今年3月，白宫又发布了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助计划”。两者合计，过去一年多美国两届政府推出的财政刺激规模接近6万亿美元，远远超过应对金融危机时1.65万亿美元（包括7000亿美元不良资产购买救助）财政刺激总盘子。
卢锋认为，从财政政策看，美国政府的财政决策思维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既与新冠疫情冲击经济有关，也和美国政学两界对财政调控宏观经济的基本认知转变有关。
他解释称，近年来美国学界在总结应对2008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时认为，当时财政政策过于保守，主张强化财政干预，更为激进的学者还分析论证了扩大财政货币刺激的可行性与合理性。美国部分学者认为，在经济面临长期停滞困境与超低收益率并存的条件下，有必要持续实施超常力度财政政策促成经济稳健增长。
除了认知转变，美国财政政策转型也受到现实因素的驱动。卢锋指出，一方面，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空间逐渐缩小，美国国内非常担心出现“日本化”前景，所谓“日本化”可以概括为“三低三高”的经济常态，即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高福利、高货币、高债务，希望强化宏观刺激提高经济增长率。另一方面，美国作为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美国国债收益率多年来持续下降，债务融资低成本可以支持财政超常扩张。
不过，卢锋认为，财政政策逆周期调控主要影响总需求，无法影响总供给，人为制造强劲的总需求可能难以提升主要由供给侧因素决定的长期潜在增速，反而可能带来负面影响。
他指出，财政刺激产生的第一个负面效应是推高物价。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经季节性调整后，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5%，创2008年9月以来新高。
其次，超级财政刺激与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导致流动性过度宽裕，推高资产价格和金融风险。过去一年，美股表现有目共睹，大宗商品从去年四季度开始走出一波牛市。
第三，政府债务率大幅上升。2020财年（截至2020年9月30日），联邦财政赤字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上一财年的4.6%升至15.2%，创1945年以来新高。
此外，外部失衡引起贸易冲突。卢锋说，如果美国贸易逆差进一步加剧，美国人会从外部找原因，会指责贸易伙伴国，而不会说是自己的财政刺激导致的原因。当前美国的重点不在这里，但是下半年美国回过头，可能会在此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