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戚展宁
编辑／王静仪
继长沙女孩车莎莎从货拉拉面包车跳车身亡后，又一名乘客从偏航的网约车跃下。年内出现第二起网约车跳车事件，针对平台责任的追问越发紧迫。
遭遇此事的首汽约车，恰在一个月前被交通运输部等八个部委联合约谈，并表示将“以确保运营安全为红线、底线”。今年3月，首汽约车对外透露上市计划，2016年以来的轻资产化转型不仅为公司带来了更大的运力规模，也在逐步改善公司的财务成绩单。
上市计划在前，正在改善的盈利和更高的安全管理成本之间如何取舍，是首汽约车上市之前面临的必考题。
年内“二跳”，平台责任何在？
6月21日，杭州市富阳区政府发布了首汽约车平台网约车事件的调查通报。通报显示，6月12日下午16时左右，首汽约车平台注册司机张某接到乘客高某之后，两次未按导航行驶。在导航提示偏航、乘客高某多次提醒之下，张司机仍表示“没开错”，继续按非导航路线行驶。于是，乘客高某“产生了恐慌心理”，从网约车的后排开门跳车。
但在跳车的高女士看来，她当时面临的处境远比“偏航导致恐慌”复杂得多。
高女士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指出，她是因为遭遇了“人身安全问题”才“不得已而跳车”。高女士回忆道，在她刚上车时，就被司机“上下打量”和多次“搭讪”，在她发现司机没有按导航的路线行驶时，立马质询司机，司机却沉默以对。当她要求停车的时候，司机也置之不理，继续前行。出于恐慌，高女士打开了车门，跨出车外，在地面翻滚，造成“全身大面积擦伤”和“左胳膊骨折”。在三位路人的施救下，高女士才被救护车接走。
首汽约车6月19日的回应与此有较大出入。首先，首汽约车称车内录音并未显示司乘争执或乘客有责令司机停车等迹象，只能听到司机发现客人跳车时的“惊呼”，否认了“司机搭讪”一事。其次，首汽约车称张司机有“告知高女士选择新路”，高女士却坚持“司机事前、事后从未向我征询、解释”。最后，高女士跳车后，张司机随即停车查看高女士伤情，并报警前往派出所配合调查，高女士则认为“司机根本没有报警”。
关于车内司乘交流的细节，当前首汽约车方面提供的录音未能支持高女士的描述，也尚未有更多证据可以佐证。但张司机在乘客跳车后报警的事实，已经被富阳警方确认，富阳发布的通报显示，当天16时22分，接到了网约车司机张某的报警，报警时间在高某之前。
该事件被首汽约车定性为“司乘沟通不畅引起误解”，公司在21日的致歉声明中表示，将对司机行驶路线制定更加严格的规则，加强司乘沟通培训，并强化提示乘客形成分享、一键报警等安全功能。
按照富阳区警方引用的《杭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无正当理由绕道行驶的”，可处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还可以吊销其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而对于此类事件中的平台方责任，该条例并未明确界定。但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有故意绕道等行为的网约车平台公司可被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上述《办法》也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承运人责任，应当保证运营安全，保障乘客合法权益”。
这已经是今年第二起网约车跳车事件。2021年2月，长沙女孩通过货拉拉预约搬家面包车，由于面包车三度偏航，跳车后受伤不治，曾引起轰动。这与首汽约车的跳车事件有不少相似之处，网约车司机都存在多次偏航的行为，而且在乘客提醒之后并未改正，车内也都未发生过暴力行为，乘客都由于心理恐慌选择了跳车。
那么，货拉拉的“前跳车之鉴”中，平台该承担什么责任？
北大法学院副院长薛军分析货拉拉事件时表示，货拉拉作为平台的管控措施并不到位，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但平台责任亦有边界，平台不应承担无限责任，在合理范围内履行好平台的责任即可。“平台的责任边界与规模、盈利模式、技术能力、相关的行为的风险都有关系，平台应当承担与这些相匹配的平台义务，而在实践中平台的责任边界难以具体量化。”
事发后，涉事司机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被批捕，货拉拉亦公布了上线强制全程录音功能、试运行全车全程监控、强化安全功能等整改措施。
上市大计在前，转型之路或遇阻
值得注意的是，首汽约车在5月14日上午被交通运输部等八个部委联合约谈，主要针对网约车平台公司抽成比例高、分配机制不公开透明、随意调整计价规则等问题。这距离前CEO魏东宣布离职，才不到两个月，执掌首汽约车的六年里，魏东一直强调高端品质服务。
在回应被约谈的声明中，首汽约车称将“不断加大产研投入力度，用科技手段不断加强互联网科技的软硬件技防水平，立足于事前预防，事中积极干预，防患于未然，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恪守安全稳定底线，保障驾驶员与乘客的出行安全。”
不到一个月后，首汽约车就遭遇了上述“跳车事件”。这也是首汽约车“轻质化转型”以来遭遇的第一起安全事故。
2015年9月上线之后，首汽约车一直采用重资产的B2C模式，平台提供车辆、自聘司机。但重资产模式一直制约着公司的运力规模和效益，也意味着更高的运营成本。于是首汽约车逐渐走向C2C模式：2016年底开放机构加盟、2017年开放社会车辆加盟、2019年推动自营转承包，到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已经全面完成轻质化转型。
虽然首汽约车CEO高捷称这只是“谨慎放开”，但转型的力度还真不小。
运力规模方面，2015年上线之初首汽约车只有500辆车，随着加盟逐步放开，2017年年底车辆规模超过6万辆，2018年达到50万辆，2019年突破80万辆。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纪雪洪认为：“承包制相对自营模式可以增加首汽约车的司机数量，提升运力，因为现在网约车的瓶颈主要还是在司机端，专职司机的数量尤其有限。随着近几年的发展，网约车司机的收入和劳动强度相对来讲已经达到了一个平衡，很难吸引更多人加入到司机队伍中。而用户端的需求还很旺盛，如果司机端响应不够，就会导致平台流失用户。”
突破了司机端的瓶颈之后，首汽约车的盈利状况也得到改善。
公司在北京产权交易所等披露的数据显示，2017-2019年首约科技营收持续增长，分别为12.7亿、29亿、64.5亿，三年时间翻了5倍，净利润分别为-24.4亿、-35.9亿、-30.2亿元。
虽然亏损持续，但与上线之初两年（2015和2016年）合计4.5亿营收、9.4亿亏损的盈利水平相比，有了显著改观。
2020年，业务受新冠疫情影响，首约科技实现营收33.5亿元，净利润-14.73亿元。2021年前两个月，公司实现营收4.78亿元、净利润-0.98亿元。
这或许为首汽约车带来了上市的底气。今年3月，首汽约车CEO高捷披露，如果C轮融资顺利进行，首汽约车将会启动上市计划，并计划2023年提交科创板上市申请。
不过，根据行业经验，轻质化模式的利弊同样明显。一方面，自营转向承包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规模倍增，同时压缩运营成本和资产风险；但另一方面，也会对服务质量带来挑战，除了要对司机资质进行审核以外，安全管理也将提高平台成本。突如其来的安全事故并非一日之寒，不断扩大的司机队伍、车辆规模，与当初500辆自有车辆相比，无论在合规性审查还是服务质量把控上，都需要恒常的努力和管理思维的变革。
2021年2月底，首汽约车的资产负债率高达4809.68%，更高的运营成本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作为对轻质化模式的回应，高捷曾对媒体表示：“不论是刚开始还是现在，首汽约车都会坚持合规、安全、高质服务三要素”。合规性和安全性都意味着更高的成本，高捷也承认，自营模式的合规成本非常高，管理成本和人工成本跟其他平台“都不是一个量级”。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2月订单量超过100万单的网约车平台公司中，按双合规完成订单率从高到低的排序分别是享道出行、T3出行、曹操出行、首汽约车、如祺出行。位列第四的首汽约车在合规性上不输同行。
尽管如此，这次的跳车事件至少还对安全和高质服务两大要素提出了质疑。对偏航问题的监管，对车内服务质量的把控，对安全事故的处理，甚至对盈利模式的平衡，恐怕是首汽约车转型路上无可避免的挑战，也是上市之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