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地球的一半｜互惠式生态修复：关注人居环境中的自然空间
今年6月5日的世界环境日，联合国正式启动了“生态系统恢复十年倡议”（the UN Decade on Ecosystem Restoration 2021-2030）。在这一全球性号召之下，个人、团体、企业、政府、组织均可以参与“修复一代” 对全球各地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遏制生态系统退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造福自然与人类做贡献。中国近年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生态修复的政策制定上不断加码，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生态保护红线制度逐步建立了起来，相关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也不断被挖掘、总结与规范。特别是随着COP15（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将于今年10月在中国举办，生态修复实践中的“生物多样性恢复与保护”也被提到了突出位置。
作为长期致力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恢复的一线机构，城市荒野工作室自2016年开始在长三角地区设计并实施了6个生态修复项目，同时也发现了许多这个领域的实践中存在或潜在的问题。我们希望这些问题应于未来的政策制定与实践标准中予以注意与规范。
2020年7月红外相机监测到浦江的生态修复项目场地出现华南兔（Lepus sinensis）(00:09)
关注人居环境中自然空间的修复
目前相关政策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恢复的关注与具体措施主要集中于自然保护地，对于人为干扰剧烈的人居环境（如城市与乡村）的关注相对不足，缺乏相应的修复技术规范与政策支持。然而，人居环境中的自然空间（如城市绿地、公园或乡村的自然地等）同样承担了重要的生态功能，若不能合理对其生物多样性进行保护与恢复，以目前生境破碎化与栖息地丧失的趋势，人居环境下的生物多样性将难以为继。此外，由于客观上动植物的活动规律与范围并不囿于自然保护地，保护地之外的生物多样性状况将影响动植物迁徙与扩散，也最终会影响保护地之内的生物多样性状况。
人居环境下的自然空间目前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第一，虽然数量上绿化面积在不断上升，但质量上其绿化过程中并未充分考虑本土物种的保护，也不符合生态学原理下的植物群落构建，导致这些“修复”性质的绿化无法发挥应有的生态服务价值，并且依赖高昂的人力维护成本。第二，目前的针对人居环境的生态修复技术难以支撑修复项目。中国的中大型城市规模远大于大多数同级别欧美城市，并且城市周围几乎未分布纯自然的生态系统，无法依靠物种自然扩散的方式恢复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因此，以中国现有国情，人居环境下的生态修复项目前期仍应以符合生态演替规律的人工干预为主，相当于人为加速生态系统的次级演替，相关的具体修复技术研究与总结十分重要。
然而，目前很多修复项目在认识与实践上存在很多误区，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修复中忽视群落结构与功能，将“生物多样性”简单地理解为“更多物种”，单纯追求项目中物种的数量，或认为物种越多越好，对物种之间的关系缺乏研究，对哪些物种适合生长在一起、引入的先后次序、各自承担的生态功能没有概念，也并未参照本地生态系统的演替规律逐步引进物种，根据项目场地的特点设计群落结构与功能，而只是单纯把很多物种“堆砌”在项目场地。
（2）把修复重点仅放在“造林”上，将“生物多样性”简单地理解为“植物多样性”，或认为只要提高项目场地的植物多样性，动物多样性就会“自然而然”地恢复。这样的做法并不适合在周围欠缺纯自然环境的城市或乡村实施。这样的项目由于对动植物之间生态过程的综合影响缺乏认知与研究，因而过程中往往忽略对一些动物种群（如初级消费者）的引入与恢复，从而影响了它们的捕食者的种群的自我恢复，无法满足动物对栖息地的需求。
（3）修复中忽视植物的遗传多样性，将“生物多样性”局限于“物种多样性”，在项目中并未对选用植物苗木的产地和繁育方式加以区别（相比扦插和组织培养，实生苗具有更高的遗传多样性）。这样的“修复”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很差，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低，然而却是当下几乎所有的生态修复项目都没有解决或尚未意识到的问题。
（4）对于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恢复与保护）项目的功能界定模糊，将此类着眼于“再野化”的项目等同于“类荒野景观”的营造，在审美、游憩需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如栖息地营造、生态廊道∕生态网络构建）功能之间难以平衡，场地设计目的不明。这一问题目前普遍存在，往往一开始想要兼顾人的需求与生物多样性恢复与保护的需求会适得其反。由于项目场地并没有“真正”做到生态系统的恢复，大大限制了在该场地上开展相应自然科普教育活动或寻找自然“记忆”“归属感”的功能，无法满足周围居民对自然空间的更深层次的利用需求；同时这样的场地也无法用于人居环境的生态研究与监测，浪费了高密度人居环境中有限的生态学研究空间。这些实际上都进一步削弱了对“人的需求”的关照。
以生物行为角度出发连通生态廊道
虽然目前从生态修复相关的政策与实践上均强调促进“生态廊道/生态网络”的连通性，但很多相关的生态规划并没有从生物行为的角度出发，而是单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中心，盲目进行生态廊道/生态网络的规划与恢复。生态廊道并不是一条“道路”，而是为了满足动植物迁徙、扩散、交换需求而存在的自然空间。其中，动物的迁徙与扩散行为是多种多样的，有天上飞的，有水里游的，也有地下走的；而植物的扩散与传播某种程度上依赖动物的行为（如鸟类对植物种子的传播），同时也跟空气动力学相关。目前，人居环境下的这些行为模式目前均缺乏研究与重视，没有相应的数据与结论作支撑，许多生态廊道却被人一厢情愿地“画”了出来，并以极不尊重动物活动、取食、繁殖需求的方式被落地。
生态廊道与生态网络的规划应明确对应的关键物种，并根据物种的实际受胁情况和活动规律进行分析、研究、构建。比如，对于动物，我们应掌握其活动路径与范围、取食与繁殖规律等数据。由于人居环境中的脊椎动物往往体型较小且活动范围有限，因此如果需要研究其家域和行为规律，对定位设备的精度要求很高。经过我们的测试，大多数基于GPS的定位设备精度无法达到研究要求，因此今年开始我们安装并使用了UWB超带宽定位系统。这一系统的定位精度理论上在20-30cm误差，可以满足人居环境下的研究需求。由于这套设备的主要应用场景为矿井、监狱等人身定位环境，因此其系统和设备并不是针对野生动物研究开发的，在使用中需要对其进行调整。今年，我们在黄缘闭壳龟和乌龟这两种城市环境下的乡土动物身上进行了测试，除了个别设备调试的问题，其定位精度已达到了需求，可以确定它确实可以应用于野生动物研究。我们期待通过不同类型的生态修复项目，在其实施过程中穿插相应的关键物种的行为研究，以支撑未来人居环境下的生态规划。
图1-1为城市荒野工作室所用UWB超带宽定位系统界面，目前基地内布设有26个基站（单个基站如图1-2）。这套设备今年刚开始投入使用，已经在黄缘闭壳龟（Cuora flavomarginata）和乌龟（Mauremys reevesii）身上进行了测试，已经确定其可应用于野生动物研究，定位精度也达到了研究需求。但目前还存在一些调试问题，比如发射器（图1-3）体积较大。目前通过外壳改造和减少电池容量使重量降低至25g，可以用于刺猬、貉和龟类（图1-4为发射器放置位置，放置后如图1-5），但如果应用于黄鼬或者黑线姬鼠等啮齿动物，重量尚未满足要求，需要进一步改进。
具体到如何依据现状构建城市与乡村的生态廊道/生态网络，我们建议从这些廊道或网络上的节点出发，考察这些节点上关键物种的生物行为，从而得出每个节点需要容纳多少该物种个体，需要多大面积的栖息地，以及如何才能连通。人居环境中生态用地的划定，实际上需要参照这些数据与结论，并且在可以根据生物行为数据得出每个节点上的理论上的物种数据，如果现实中某块场地上的相应数值超出或未达到理论值太多，就需要对该场地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查与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如进行生态调控或开辟新的栖息地等）。
上海地区有貉、华南兔、远东刺猬、黄鼬、黑线姬鼠、鼩鼱等多种哺乳动物需要洞穴居住或繁殖。但由于上海属冲积平原，缺乏土坡和丘陵，加之地下水位高，城市化程度高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适合哺乳动物筑巢的环境十分有限。2020年雨季持续降雨后，上海乡土生态科普示范基地内的大量洞穴被淹没，对黑线姬鼠、黄鼬等动物的生存产生了严重影响。因此在2020年7月设计并制作了人工洞穴，并通过红外相机持续监测到黑线姬鼠（图2-1，图2-2为其人工洞穴）及黄鼬（图2-3，图2-4为其人工洞穴）入驻人工洞穴，并在洞穴内进行繁殖。
建立客观合理的生物多样性评价体系
生物多样性的恢复程度是生态修复项目成功与否的重要评判依据，我们建议应加强生物多样性恢复效果的评价指标研究。传统的评价方法以生物多样性调查为主要方式，但全面的生物多样性调查工作量大，耗时长，专业要求较高，难以大量的推广和应用；同时也可能出现为了迎合指标，人为大量引种，但忽视了群落结构的合理性，导致其多样性随着时间的延长不断降低的情况。
为了避免这些问题，对生态修复项目的生物多样性恢复情况建立更加客观合理并易操作的评估依据是十分必要的。例如，我们目前正在通过上海地区传粉昆虫的调查和人工蜂巢招引进行相关研究。我们希望通过传粉昆虫的种类、数量多少以及不同类群的占比情况评估一个区域内植物的多样性和群落结构的合理性。为何我们认为传粉昆虫可以作为评估生物多样性的指示物种？这是因为传粉昆虫不受人为控制，且繁殖能力强，种群恢复速度较快，因此可以更加有效、客观地用于某块场地的生物多样性评价。我们建议在植物、鸟类、两栖动物等不同方面，也应当加快开展相关研究，建立客观合理的生物多样性评价体系，便于生态修复项目效果的管理和评估，同时也可以根据这些指标快速反映任意一块场地的生物多样性状况，极大节约了时间与人力成本。
图3-1为城市荒野工作室在生态修复项目内放置的人工蜂巢招引装置（内部为供独居蜂筑巢用的芦苇秆）。在去年的实验中，成功招引到切叶峰（Megachilidae spp.，图3-2为切割过的叶片）在此筑巢（图3-3、3-4）。
针对上述问题，在今年6月的“第9届世界生态系统恢复论坛”（9th World Conference on Ecosystem Restoration, SER 2021）上，我们做了《基于城市生态网络连接的城市再野化：以上海乡土生态科普示范基地生态修复项目为例》的汇报，从我们在上海浦江郊野公园的一个生态修复项目的技术总结谈起，总结了我们数年来在上海进行生态修复的经验与遇到的问题，并阐述了我们对人居环境生态规划的构想。
本次论坛的主旨演讲由美国著名环境与森林生物学学者Robin Wall Kimmerer发表，题为《互惠式修复：一种疗愈土地与关系的生物性文化方法》。本文的题目灵感也来自于此。人类与自然万物是互惠的，我们被自然生态的恩惠所生养与疗愈，也应以敬虔与感恩回馈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一定是基于对整个系统关系的理解与尊重，是将人类不成熟的自大彻底放下，回归到对自然本身真相与美的承认和学习中。
（本文作者郭陶然系城市荒野工作室创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