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东睿评｜莱希来了：保守派强势回归，伊朗能否跳出体制之困
8月3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授权当选总统莱希出任新一任总统；8月5日，莱希的就职典礼在伊朗伊斯兰议会大厅隆重举行。强硬保守派代表人物莱希就任伊朗总统后，意味着改革派惨淡经营八年的鲁哈尼时代黯然结束。
伊朗前总统鲁哈尼（左）与当选总统莱希（右）。新华社图莱希能够成功当选总统，与宗教领袖哈梅内伊的高度认可和大力支持密切相关，在得到宗教领袖支持以及保守派在去年伊朗议会选举中取胜的情况下，莱希无疑能够较为顺利地行使总统权力并提高行政效率。但
恐怕莱希也很难带领伊朗走出内部发展乏术、外部国际处境艰难的根本性困境。从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的发展历程来看，无论是保守派和改革派，迄今都未能领导伊朗改变其内政外交的根本困境。这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始终未能突破的困境，是伊朗面临的结构性和系统性挑战。
而莱希所面临的具体的国内和国际处境之艰难甚至远远超过以往。
从当前伊朗面临的现实困境而言，最为根本的问题无疑是通过实现发展，摆脱长期遭受制裁导致的经济凋敝，以及新冠疫情冲击所叠加的严峻挑战。从世界各国的经验和教训来看，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无疑是伊朗摆脱发展困境的必然选择，
但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确立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都构成了伊朗改革开放的制度性和结构性制约。
过去哈塔米政府和鲁哈尼政府改革开放乏善可陈都是这种矛盾的结果。
一、改革的巨大需求与政治保守化的内在矛盾
8月3日，莱希在宗教领袖向其授权的仪式上表示，新政府将致力于应对通货膨胀、就业、住房等民生问题，修复伊朗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由此可见，莱希无疑已经深刻地认识到经济发展对于伊朗的重要性。当前伊朗经济困境和疫情严重叠加的危机构成了莱希面临的迫在眉睫的挑战。
当前伊朗经济处境十分艰难。美国2018年5月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并重启对伊制裁，特别是2019年5月对伊朗石油出口实施“零豁免”制裁，使伊朗经济在2019年萎缩7.6%。据估计2020年伊朗经济增长达到1.5%，但货币大幅贬值、失业率居高不下等问题仍然突出。根据伊朗劳工部报告，截至今年6月21日，伊朗的食品价格年均上涨超过24%。伊朗经济学家预计，伊朗近期通货膨胀率超过40%。另据伊朗央行8月1日发布的报告显示，7月伊朗城市住宅租金同比上涨了39%。伊朗政府还面临巨额财政赤字，截至2021年3月的财政年度，伊朗预算赤字高达3万亿里亚尔（约合120亿美元）。
新冠疫情对伊朗的冲击也十分严重。日前，快速传播的德尔塔毒株引发了伊朗破纪录的第五波疫情，据彭博社8月3日报道，最近伊朗平均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3.1万例。据伊朗国家通讯社报道，自8月1日中午至2日中午，伊境内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7189例，创疫情暴发以来最高纪录，累计确诊超过394万例，新增死亡病例411例。哈梅内伊已要求实施全国为期两周的全面停工停产。
2021年5月，在参加选举过程中，莱希提出的竞选口号是“强大和可敬的伊朗”。
为了建设“强大的伊朗”，莱希强调加强政府执政能力建设和改善民生，加强政府执政能力的核心举措是进行反腐和政务公开。改善民生的核心举措是通过加大政府补贴来减少社会低收入群体的经济负担，并在2025年前创造400万个就业机会。为了实现创造就业的目标，莱希主张将制造业税收减少10%。此外，莱希非常强调减少财政预算对石油出口的依赖，宣称将在2023年实现所需外汇收入全部来自非石油商品出口，并在2025年实现财政预算完全摆脱对石油收入的依赖。（参见刘岚雨：《无悬念胜选的莱希将如何影响伊朗的未来？》，载《世界知识》2021年第13期，第55页。）他还许诺将采取十项政治措施，包括给全民打疫苗、结束疫情、改善当前的经济状况等。莱希的豪言壮语与改革派鲁哈尼的承诺非常相似，但对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方法和具体方案却语焉不详。就经济观念而言，保守派更强调公正和公平，而改革派更强调市场和效率。
例如，过去保守派总统内贾德强调，尽管伊朗并不反对私有化，但私有化并不意味着要出售国家财富；他还强调社会公正的重要性，认为社会公正问题应当是国家经济发展计划的核心。而改革派总统哈塔米强调坚持宪法规定的国营、合作和私营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主张对非战略性的经济部门实行私有化，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出口多元化。
从保守派的政治理念和伊朗民生困难的严重状况来看，通过增加政府补贴实现社会公正是莱希的执政承诺，但这需要巨大的财政支持，而这势必进一步加大伊朗政府的财政赤字和经济困境。
伊朗更加根本的问题是伊朗经济仍高度依赖石油出口，以及美国制裁导致石油收入锐减，这表明增加政府补贴无疑将使伊朗宏观经济更加困难，而2025年实现财政预算完全摆脱对石油收入的依赖，更是令人无法相信的呓语。
二、开放的巨大需求与意识形态外交的内在矛盾
受制于“输出革命”的意识形态外交和强烈的反西方立场，尤其是伊朗和美国对抗的结构性矛盾，伊朗很难实现真正融入世界的对外开放。
第一，霍梅尼所确立的“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外交指导思想以及“输出革命”的外交战略，在本质上是一种以宗教意识形态为主导的革命外交，它在现实的实施中一直面临着诸多的矛盾，并突出表现为实现伊斯兰统一、建立伊斯兰秩序的乌托邦理想与现存的世俗主权国家体系的矛盾；输出革命的干涉外交与主权原则的矛盾；宗教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矛盾等。
实践证明，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的外交方针和路线，是一条将意识形态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对抗性外交路线，虽然具有一定的反帝民族主义色彩，但给伊朗乃至中东地区都造成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在后霍梅尼时代，基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权属性尤其是巩固其政权合法性的需要，伊朗外交尽管呈现出“输出革命”的意识形态外交相对弱化，国家利益考虑不断增强的特征，但又无法从根本上摆脱霍梅尼“输出革命”外交遗产的掣肘。
因此，无论是在相对温和的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时期，还是在伊朗外交再度走向强硬与激进的内贾德时期，伊朗外交均没有放弃“输出革命”的外交原则和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的长远目标。
当前，支持中东国家的伊斯兰组织尤其是伊斯兰教什叶派力量，利用教派因素构筑“什叶派新月地带”，运用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抵御西方文化侵蚀，都是霍梅尼伊斯兰主义思想在伊朗外交中的具体体现。
保守派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对内强调严格执行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伊斯兰化，对外更加强调支持伊斯兰主义力量乃至“输出革命”。
可以预见，在内外政策上强化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无疑将是莱希政府的特点。而这恰恰是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阿拉伯世界矛盾的重要根源。
第二，伊核问题仅仅是美国和伊朗的矛盾一部分，双方更深刻的矛盾在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地缘政治博弈。
保守派执政会导致伊核谈判的难度增强，而美伊的结构性矛盾也会因保守派执政而加剧。
就伊核协议谈判而言，从总体趋势看，无论是伊朗还是美国，双方都有达成伊核协议的诉求，伊核谈判不会崩盘。但从短期来看，莱希政府上台，对伊核协议肯定会产生消极影响。伊朗保守派既要彰显出不向西方妥协的一面，又要与美国等国家达成协议，这无疑会使谈判难度加大。
美国不仅要通过伊核协议解决伊朗核问题，还要以此限制伊朗势力的地区扩张。而伊朗则要把伊核问题与其他问题区隔开来，亦即
伊朗绝不会因谋求伊核协议而放弃支持地区内的伊斯兰主义力量（如巴勒斯坦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更不会放弃自身在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等国家的地缘政治影响。对于伊朗保守派来说尤其如此。莱希明确表示，伊朗原意参加符合伊朗国家利益的核谈判，但不会就地区政策和伊朗导弹项目等问题进行谈判。7月28日，哈梅内伊也表示，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伊核谈判中不可信，“今后人们应当吸取教训”；美方承诺取消对伊朗的制裁，实际上却没有也不会兑现承诺，还要求在原有协议中添加新内容。因此，可以预见，在莱希执政后，美伊对抗的结构性矛盾相对于改革派执政时期会进一步加剧。第三，保守派上台执政将进一步加剧伊朗与西方的意识形态对抗，不利于伊朗与西方关系的改善。
在后霍梅尼时代，基于维护国内政权合法性和防范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需要，伊朗的外交政策宣示一直大量使用伊斯兰话语体系，强调伊朗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和优越性，并对西方的文化侵蚀和意识形态渗透充满警惕。
从历史的角度看，在后霍梅尼时代尤其在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执政时期，尽管伊朗与西方的关系一度缓和，甚至在哈塔米时期伊朗与美国的关系都一度出现改善迹象，但由于伊朗内政外交深受霍梅尼所确立的伊斯兰体制的制约，同时深受伊朗国内保守派与改革派斗争的影响，加之西方对伊朗伊斯兰神权制度根深蒂固的敌视，以及在现实领域对伊朗的遏制与制裁，
导致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依然是伊朗与西方关系的一个重要领域。
在内贾德任总统期间，伊朗和西方的意识形态对抗呈现出进一步加剧的态势。
莱希是保守派阵营的代表人物，作为宗教领袖哈梅内伊的学生和宗教学者的身份，以及从事司法工作的经历，都使莱希持强烈的反西方立场。莱希明确表示，他希望改善与邻国的关系，而不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在对美关系上，莱希的立场也十分强硬，他本人正受到美国制裁。而西方也认为莱希“曾在侵犯人权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主要是指1988年莱希作为法官曾参与审判处决了伊朗数千名政治犯。因此，莱希主政导致的伊朗保守化与西方人权外交的恶性互动，无疑会进一步加深伊朗与西方的意识形态对抗和价值观冲突。三、保守与改革力量均无法逃避伊朗的体制之困
从根本上说，
伊朗陷入改革与保守力量轮替的困境，是伊斯兰革命确立的宗教保守意识形态与国家寻求生存发展的现实利益之间的矛盾决定的。
一方面，伊朗无法放弃伊斯兰革命的内外路线，这是保守派力量的根基所在；另一方面，为谋求生存和发展，伊朗又必须通过变革谋求生存发展，尤其是通过融入世界摆脱孤立的国际处境，这是改革派在伊朗得以存在的基础。但就伊朗的体制困境而言，伊斯兰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决定了改革的限度，亦即改革始终无法突破制度瓶颈。
从很大程度上说，伊朗改革与保守两种政治力量执政业绩均乏善可陈，尤其是历届总统的第二任期都狼狈不堪，其根本原因在于坚守伊斯兰价值和社会公平、照顾底层利益的保守派很难实现伊朗的发展，最终不得不让位于改革派；而在伊朗特殊体制下受制于宗教领袖的改革派，尽管有市场导向、融入世界等改革诉求，但却始终无法进行深入和彻底的改革，最终往往是惨淡经营、无力回天，并在下一次选举中让位于保守派。
因此，
改革派和保守派陷入了互相为对方的失败接盘的轮回之中，而宗教领袖则是背后的仲裁者，他通过改革派和保守派更替的平衡术来缓和国内矛盾并以此安抚民意。
霍梅尼时期（1979—1989年）是伊朗对内确立伊斯兰共和体制，对外输出革命和陷入两伊战争的十年。这十年，伊朗对内确立和巩固了伊斯兰共和体制的合法性，实现了国内的全面伊斯兰化，但经济社会发展乏善可陈；伊朗对外输出革命严重受阻，与西方和地区国家的关系急剧恶化，国际处境异常艰难。
事实上，伊朗伊斯兰革命并非纯粹的宗教革命，
在革命结束初期，伊朗体制内寻求变革开放、与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改善关系的力量便大有人在，但均被霍梅尼以“二次革命”的方式予以剪除，直至以教法学家（宗教领袖）为核心的伊斯兰共和体制得以确立，保守也成为伊朗体制的核心价值。
在后霍梅尼时代，拉夫桑贾尼（1989—1997）执政时期是伊朗的过渡时期，拉夫桑贾尼在不触及伊斯兰体制的框架下，通过政治、经济、外交领域的局部调整实现伊朗的国家利益尤其是经济发展。
尽管拉夫桑贾尼的改革并没有动摇伊朗伊斯兰体制的框架，但依然引起了传统保守派势力的强烈反对，并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伊朗政治势力发生了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政治分化。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伊朗呈现出改革与保守两种力量、两种路线交替的政治钟摆效应，使伊朗陷入改革与保守轮替的怪圈。
哈塔米时期（1997—2005）和鲁哈尼时期（2013—2021），是改革派占据主导地位，艾哈迈德·内贾德执政时期（2005～2013）则是保守派占据主导地位。而莱希执掌伊朗政权，又将使伊朗进入保守派占据主导地位的新时期，伊朗内政外交将再度走向保守。
此外，居于伊朗政治权力金字塔顶尖的宗教领袖，在表面上扮演着改革派和保守派平衡者的角色，但在本质上是保守派的核心和灵魂所在。
宗教领袖所拥有的巨大权力使其成为决定改革派和保守派权力斗争的仲裁者，甚至直接决定哪个派别掌握政府乃至直接决定总统人选。即使是改革派当选总统并进行改革，这种改革也是在宗教领袖这一保守派权力天花板下小心谨慎地进行，这是伊斯兰革命以来改革派鲜有成功的根本原因。
2021年6月举行的伊朗大选，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宗教领袖意志安排的大选，其结果在选举前便已基本上确定无疑。在大选前，宗教领袖领导的宪法监护委员会通过资格审查把多名莱希的强劲竞争者拒之门外。而哈梅内伊甚至直接出面劝退开国领袖霍梅尼之孙、改革派代表哈桑·霍梅尼，最后剩下莱希和另外四名保守派候选人和两名缺乏威信的改革派候选人。在选举开始前，两名保守派候选人贾利利和阿里礼萨·扎卡尼又宣布退出选举，这显然也是为了避免分散莱希选票的有意安排。
此外，哈梅内伊年老体衰已是不争的事实，外界都认为哈梅内伊意在把莱希培养成宗教领袖的接班人。因此，
莱希就任总统不仅意味着保守派的回归，更是为其继承宗教领袖铺路，亦即使总统服从于宗教领袖的“伊斯兰共和”体制得以赓续，避免出现大的波动。哈梅内伊支持保守派回归显然有藉此与鲁哈尼执政不力进行切割的图谋，使改革派承担伊朗发展陷入困境的责任，进而用保守派回归实现伊朗发展的“辞旧迎新”，但在本质上很可能是又一个无奈轮回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