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可持续发展有望成为中国新的竞争优势，“双碳目标”将带来百万亿级投资机会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郑青亭报道 风头正劲的ESG理念正在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抓手。8月26日，在首届“ESG全球领导者峰会”上，60余位中外政、商、学界嘉宾就ESG投资、可持续发展、低碳转型等议题展开了线上研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致辞中指出，所有国家都面临着气候变化风险带来的挑战，因此，所有国家——无论大小——都必须加入到对抗气候变化的斗争中。她说，在共同应对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国际社会有机会建设一个更包容、更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各国必须共同努力，抓住机遇。
“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夺去了数百万的生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危机，威胁着人类社会几十年的进步成果。”联合国前副秘书长、清华大学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院联席院长吴红波指出，当前，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前景充满困难和挑战。
联合国报告显示，全球正经历9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全球绝对贫困人口增加了1.24亿；饥饿人数一年激增1.32亿；2.55亿个工作岗位流失；文盲人数增加1亿多人，抹去了全球近20年的教育成果；全球年均损失1000万公顷森林，100万个物种面临灭绝；全球二氧化碳浓度为3百万年来最高水平，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升高1.2度，正逼近1.5度的上限；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下降1/3以上，严重威胁到可持续发展的落实。
面对严峻的现实，吴红波表示，ESG是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抓手，也是评估企业综合水平的关键标准。“普及ESG理念代表了从传统市场投资向可持续发展方向的重大转变，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完全契合。推动企业的ESG投资，将引领产业发展方向，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融资，并对疫后全球绿色复苏做出重要贡献。”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Erik Solheim指出，“ESG在21世纪的现代商业中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人们借此找到对大自然有益、对社会生活有益、对企业有益的所有解决方案，同时创造就业和繁荣，实现真正的双赢。”他强调，企业不应该将ESG视为公益行为。这关乎公司的核心业务，即通过核心业务为社会带来更多绿色。
新开发银行副行长兼首席财务官马斯多普表示，要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将面临巨大挑战，私营企业是关键。“就中国经济和碳浓度的规模或数量而言，这将是一个非常困难、具有很大挑战的转型。”
但他指出，中国长期以来都拥有很高的成功纪录，政策执行的成功率很高——过去20年，中国将可再生能源足迹提升了800%，能源使用效率取得长足进步，所有大城市的污染也有明显减轻。基于这些成绩，“我们对中国能完成净零排放这样的高难任务抱有很高的信心。”
马斯多普说，“如果中国能够在2060年实现净零排放，意味着中国将在不到四十年时间里，从世界上第一大碳排放国，进入一个排放和吸收平衡的状态。我相信，可持续性将真正成为竞争优势的来源，真正的机遇就蕴含其中。”
国际清算银行警示“绿天鹅”风险
国际清算银行副行长Luiz Awazu Pereira da Silva在会上说，国际清算银行一直警示大家，一种新的系统性风险正在到来，这种风险叫做“绿天鹅”。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并不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件或者是难以预料到的事件，即所谓的尾部风险，世界各地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事件。
本月初，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最新发布的科学报告中指出，即使是在温室气体排放大幅减少的情况下，世界也可能在未来20年内暂时升温1.5摄氏度。曾经被认为是罕见或前所未有的极端天气正变得越来越普遍，过去每50年才发生一次的严重热浪现在大约每十年发生一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称，这份报告是向人类发出的“红色警报”。
Pereira da Silva提出，“如果我们耗尽了剩余的碳预算，越过了平均温度上升1.5摄氏度的关键临界点，气候变化一定会出现，而其一旦出现，必然给我们的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这引发的将不仅仅是巨大物质损失，威胁全球金融稳定，还将影响社会，增加大规模的移民等等，“如同新冠病毒疫情给社会带来的影响不仅限于病毒致死一样。”
面对全球性的气候危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然而，不断抬头的单边主义却给国际合作带来不确定性——美国于2020年11月正式退出《巴黎协定》，直到拜登今年1月上任后才重新加入。
历史学家、《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在会上指出，当前，国际秩序正处于动荡时期，这是由于“某些政客或领导人不断地强调在忠于国家和国际合作间存在固有矛盾”。
赫拉利认为，实际上，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并不存在天然的矛盾，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要想照顾好本国同胞，事实上是需要与外国人合作的”。
在他看来，在国与国的竞争之下，深层次的合作依然可行。“只要我们能意识到合作不是为了他人而是为自己，人类就有可能达成合作。在危机面前，如果我们不能达成全球性合作，我们都将承受由此产生的惨重后果。”
中国企业助力世界绿色商业发展
去年9月，中国政府宣布实现“双碳目标”时间表，即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给全球减排努力注入了新的动力。
在会上，奥尔基耶娃对中国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这一目标表示赞赏，并称欢迎中国通过制定绿色金融标准、试点新的信息共享平台、完善环境信息披露等措施，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产业而做出的努力。
Solheim指出，中国现在几乎控制着所有的风能技术，也拥有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太阳能、风能、绿色氢能、高铁或绿色公交车。深圳拥有的电动公交车比全世界除中国外其他国家的总和还要多。前几天还传出消息，中国在内蒙古建立了一个巨大的绿色氢能、太阳能和风能设施，这是一个向绿色能源方向发展的绝佳机会。
“中国企业将把握良机，通过提升核心业务，助力世界（绿色）商业发展。”Solheim建议中国企业研究每一个领域、各种可能性或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内蒙古的新能源已经为库布其沙漠地区提供了巨大商机，太阳能或绿色旅游帮助人们摆脱贫困的同时创造出色的商业价值。”
世界经济论坛总裁Borge Brende肯定了中国企业践行ESG理念的努力。他说，如今，超过85%的中国顶尖上市公司发布了高水平的可持续发展报告，这与标准普尔500指数90%的比例非常接近。他还说，根据毕马威香港的基金经理人调查，ESG投资正在成为一个 “新常态”，“这表明企业正在迅速摆脱旧的思维模式，不再认为需要在可持续性和价值创造之间进行二选一”。
“过去，中国的绿色金融发展在全球范围来看，相对是落后的，但是近年来在国家大力推动绿色发展转型的大环境下，中国的绿色金融已经迎来了新的机遇，发展明显加速。”香港交易所主席史美伦在会上称，中国正在成为ESG投资主要阵地之一。
史美伦表示，香港希望继续凭借背靠内地的独特优势，发挥“桥梁”作用，发展成为亚洲领先的绿色金融中心。她透露，正在与香港的各个金融监管机构合作制定绿色和可持续的战略计划，包括研究与全球标准一致的气候相关信息披露和分类，以及探讨把香港发展成为区域碳交易中心的可行性等等。
防止某些国家利用碳关税打压中国
毫无疑问，“双碳”目标将促使各行各业提高节能减排要求，加快节能减排进度，给企业的转型发展带来重大考验。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在会上指出，“双碳目标”会带来百万亿级的投资机会，但也会使现存的产业链高度承压，引发结构性通胀风险，对其难度要进行充分的估计。
以钢材、水泥为例，他指出，我国仍处于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对钢材、建材仍然有大量的需求，对长流程的制钢要有适度的控制，并加强降排的改造，但我国的累计用钢远远没有到拐点，缺乏足够的废钢。
“拐点还有多少？累计用钢达到人均70吨，我们远没到。所以，没那么多废钢，全面推广短流程制钢是不现实的。”他说，“长流程制钢，一吨钢产生1.8吨二氧化碳，如果以欧盟的碳交易价格50多欧元来计算，这一吨钢要增加700、800块钱，你想想它会带来多大的结构性通胀的推动力？”
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但楼继伟强调，各国仍然应该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我们要警惕发达国家借此议题，利用碳关税、碳额度定价，实现贸易保护。”他指出，目前，中国碳市场的价格仅有欧盟的八分之一，如果碳价增长过快，将严重打击我国的产业链。
楼继伟还表示了国家取消钢材出口退税的支持。他指出，这不仅有利于减排、减碳，防止碳转移，而且还可以对冲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未来，中国可以在这方面继续扩大范围，防止某些国家利用碳关税、碳额度定价对中国实行贸易打击。
他指出，共同但有区别，既然是“共同”，就要想办法同国际接轨，虽然我们不能够一下子达到欧盟的碳交易价格的水平，但是我们是逐步往上靠拢，而且各种国际机制要主动参与，大家追求共同并有区别的责任。
对于中国不久前正式上线的全国统一碳市场，他指出，目前参与交易的企业还太少，要争取大多数企业能都进入，让碳定价真正有意义。对于进入碳市场困难的小企业，可以通过采取碳补贴工具来鼓励它们减排的积极性，比如，中国如果实行了碳关税，可以用这部分收入补贴减排的小企业。
（作者：郑青亭 编辑：李莹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