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技术哲学视域下的新冠疫情（下）：全球公共物品
【主持人语】全球新冠疫情持续已快2年，科学技术在疫情应对中的重要作用得以彰显，但为抗疫所采用的诸种技术治理措施也引发不少争议和担忧。这引起了专门研究科技问题的技术哲学家的兴趣：从技术哲学的视角看，新冠疫情究竟意味着什么？来自中国、美国和德国的3位技术哲学家对全球疫情技术治理展开合作研究，阶段性成果论文《全球疫情技治的文化比较》发表在《科学·经济·社会》杂志2021年第1期上。[电子版参见：https://www.nomos-elibrary.de/10.5771/9783748910961-301/editorial-der-kontroverse?page=0]他们的观点受到国际技术哲学界的强烈关注，9位来自世界各国的技术哲学家发表了针对性的意见。整组笔谈以英文和德文发表于德国的《技术哲学年鉴2021》（Alexander Friedrich等主编，德国Nomos出版社2021年出版）上，所有作者均为国际技术哲学界声誉卓著的资深学者，内容涉及科学技术与疫情应对关系的各个方面，对于新冠疫情反思颇具启发。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授权刊发这组笔谈。整组10篇文章现分为上、中、下三篇，本文为下篇，包括三篇回应文章《全球公共物品》《新冠危机的技术危机性探讨》《新冠与身体环境：生态技术的探究》。
全球公共物品
作者：勒内·冯·尚伯格；译/王誾
作者简介：勒内·冯·尚伯格（René von Schomberg），欧盟开放科学项目负责人，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欧盟研究员，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从事技术哲学和STS研究。
面对新冠疫情的爆发，中国没有太多考虑经济问题，选择采取严格防控措施。这与西方世界流行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即我们（西方）都接受某种程度的“灵活”封闭，主要目的是为了挽救老年人的生命。然而中国人却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扩大了医院的容量，并带回了居住在国外的中国公民，这几乎都不在大多数西方国家的考虑之列。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些西方国家则从相反的极端来考虑：我们必须创造群体免疫力，仅仅隔离最脆弱的群体。英国、瑞典和荷兰在疫情爆发之初就押注于这一选择，希望借此避免巨大的经济损失。然而，大多数西方国家在基于国家卫生系统能力制定预防措施的操作方式上有些犹豫——而没有考虑投资或扩大这些卫生系统。他们主要遵循一种经济理性，为地方政府或社区可以考虑的措施设置界限。这种做法使所采取措施的重要性相对化了，同时也使这些措施招致持续不断的争议。然而，西方社会需要忍受不同程度的预防措施的时间越长，它们就越不得不面对在目标和措施的选择上展开民主协商的挑战。这些国家层面的协商是必要的，而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忽视全球层面，其中包括国际司法的这一重要层面的协商。
尽管大多数人将疫苗的开发视为一项科学技术挑战，但我们认识到，获取疫苗以及派发疫苗都会带来重大的社会挑战。下面我将讨论这两个方面。
1. 免费或负担得起的疫苗
获得疫苗需要重新思考创新过程的公私层面。在公共和私人领域的现有分工下，疫苗的研发过程将不会启动。为数不多的全球性制药公司不会主动投资研发。没有任何经济理由可以激励他们这样做。不幸的是，大多数全球公共卫生的最大威胁都是这样的：疟疾，这种影响地球上最大人群的疾病主要是通过慈善支持（比尔·盖茨基金会）获得资助的，而使用新一代抗生素防治传染病几乎被完全忽视，大型制药公司已经将这一领域留给了初创企业。
[1]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只有16个关于SARS和MERS的研究项目拥有商业伙伴，所有这些项目都是小公司独有的，并且依赖于公共手段。前景光明的新冠病毒疫苗目前都来自于公立初创企业或公共机构（阿斯利康与牛津大学合作，辉瑞与BioNtech合作，以及强生与Janssen合作）。
新冠病毒情况特殊，使得公共机构大量投资于疫苗研究，以及资助跨国公司进行生产。公共权威机构要求以通常的封闭和基于竞争的运营方式来开展研究和创新，并激励其转向开放科学模式：开放、全球科学合作、早期数据共享和出版前知识共享，开放获取科学资源以及公司、公共管理部门和研究人员之间前所未有的合作。
尽管一些公司声明要按照生产成本来进行销售，科学发现和数据的知识产权仍要归属于该行业。公共管理部门坚持以公共手段生产的疫苗不能成为基于利润的商品主体，例如，公民必须支付两份的费用：一份首先用于疫苗的研发，随后另一份用于获得疫苗，只有在这种情形下，才能保证疫苗的合理免费获取。然而，在各国政府的支持下，疫苗很有可能通过对免费获取的资助而转化为国家公共物品。然而，前景光明的BioNtech疫苗的案例表明，对于欧洲来说，这是一个侥幸逃脱的机会，因为由欧洲基金对BioNtech进行普惠资助以及随后由辉瑞在美国进行疫苗的独家销售正紧锣密鼓地落实。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在最后一刻达成了一项协议，要求辉瑞对其在欧洲市场的产品承担（公共物品）责任，从而阻止了这种厄运的发生。
2. 疫苗的全球派发；疫苗作为第一个全球性的公共物品
疫苗的部署带来了进一步的社会挑战。只有当大部分人口接种有效疫苗时，疫苗才能在公共卫生方面发挥作用。大多数西方国家认为，公民的个人私利将促使足够比例的人口获得疫苗，以服务于一般公共利益，因此不需要法律要求。然而，在全球流动的情况下，只有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充分的疫苗接种才能证明长期有效。世卫组织正确地坚持在全球范围内让人以负担得起的价格获得疫苗。如果遵循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我们将用一个新冠疫苗构成第一个全球性的公共物品。然而，就在2021年3月29日，10个国家占有了全球可用疫苗数量的76%。
[2]
这需要强化全球治理，而全球治理目前正受到严重的民族主义倾向的威胁。新冠疫苗不是一个例外，它为生产或保存同等重要的其他全球性公共物品，例如获得清洁水资源和实现主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其他资源提供了榜样。
[3]这既需要从竞争过于激烈的封闭科学向更具协作性和开放性的科学的持久转变，也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公共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劳动分工，以解决创新的市场失灵问题。[4]
注释：
[1] 参见Matthew Hutchings, Andrew W Truman and Barrie Wilkinson: “Antibio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Current Opinion in Microbiology 51 (2019), pp. 72–80. https://doi.org/10.1016/j. mib.2019.10.008.[2] 参见2021年3月29日世卫组织总干事与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部长盖德·穆勒博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的开幕词https://www.who.int/director-general/speeches/detail/who-director-general-s-opening-remarks- at-the-press-conference-with-dr-gerd-müller-federal-minister-of-economic-cooperati‐ on-and-development-(bmz)-germany---29-march-2021[3] Rene Von Schomberg and Vural Özdemir: “Full Throttle: COVID-19 Open Science to Build Planetary Public Goods,” OMICS: A Journal of Integrative Biology 24/9 (2020), pp. 509–511. https://doi.org/10.1089/omi.2020.0118.[4] Rene Von Schomberg: “Why Responsible Innovation,” in: R. Von Schomberg and J. Hankins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Responsible Innovation. A Global Resource, Cheltenham 2019, pp. 12–34.
新冠危机的技术危机性探讨
作者：勒内·乌姆劳夫；译：章亚菲
作者简介：勒内·乌姆劳夫（René Umlauf）是德国莱比锡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的博士后，主要从事STS、知识社会学研究。
在2020年11月20日的电视讲话中，为了争取民众对开展新一轮Covid-19疫情防护措施的理解，德国总理默克尔称疫情的爆发和扩散“就像一场自然灾难”。这个把新冠病毒比作地震或是火山爆发的比喻，一方面来说，是试图自发却勉强地将事态自然化或者说去政治化，目的在于提升第二次全国范围封锁的合理性。另一方面，默克尔的谈话中也让人们明白，她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在病毒感染者数量指数型上升后，一直实行的人工和电子的社交接触追踪方式已经完全不足以中断病毒的传播链条。这种有部分潜在危机性的动态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哪些技术能最好地保证既维持社会秩序的正常化，同时又适应疫情中的紧急状态（Ausnahmezustand）？大家讨论的真的是最好的技术吗？亦或是此次危机根本就是催生了另一种对技术的理解？无论如何，当前的措施表明，经典的技术参数（有效/无效）和道德记录（好/正确的技术 vs. 坏/不正确的技术）不能充分反映社会复杂性。尽管如此，为了能观察到当下某些社会问题，本文将会提出硬性（固态）和软性（流动性）技术的划分。这种新的区别划分旨在表明，主要使用硬技术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暂停以及部分阻止某些危机动态的爆发或出现。这种对另一种技术理解的聚焦着手解决刘永谋、米切姆和诺德曼提出的问题，即为什么自大流行开始以来，世界各地都可以观察到部分权威和授权的专家团队的加强。在下文中，将使用新冠预警应用程序（Corona-Warn-App）为例，在科学和技术研究的简要概念背景的基础上，去探究硬技术逻辑的基础。
[1]
在一篇批判性社会学技术研究的开山文本中，有对技术发展进行足够复杂和差异化理解的深入尝试。布赖恩·韦恩在他的文章《不受控的技术》中观察到，信赖地去使用技术的前提是，必须要将它置于情境背景中考虑，他将这种过程称作适应情境的常态化（kontextualisierende Normalisierung）。
[2]如果人们严肃看待这个论点，会看到在这种常态化实践对原有的正式规则的——有时是必不可少的——偏离。这种偏离，如韦恩所说，一方面为日常生产的顺利运转建立了基础，另一方面，如果出现事故，它也可以为可能的错误来源和事故原因做出解释。但是，在技术日常化的过程中，这种偏离开始拥有了自己的责任，并且成长为平行于原有标准规则的一种，“即使是高素质的人员对此也不再质疑。……此过程的结果是专家的平民化（Laifizierung）”。[3]如果现在将这些观察用于适应情境的常态化，并将它们应用于所使用的新冠技术，有两个方面在当下会很突出：首先，很明显我们面对的是另一种或者说新的时间性。基于打破传染链的遏制疫情的目标很显然正处在巨大的时间压力下，因此从一开始某些形式的情景化和适应就受到了阻碍。其次，人工[4]
与数字化接触追踪的特点是，它们还（必须）使用非常狭义的用户概念。1970年代医学话语中已经有了对合规性（compliance）或制度忠诚度的描述，它描写了所使用技术（例如药物）的整体趋势，即它只有在与足够积极或能承担责任的（responsibilisiert）主体相关联时才有效（或者有良好的效果）。
新冠预警应用程序将用户或信息接收者当做非常冷漠的消费者，他们一点也不需要有软件或硬件相关的知识，而该手机App的核心功能在于，可以发布自己的新冠诊断报告，也可以将“低风险”和“高风险”用日常行为表现出来。这种情况下专家们认为主要涉及到的是那些有最大安全性和效率的技术，他们承诺能完全摆脱个人的日常行为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和不可靠性的影响。用韦恩的话说，这些技术的特点是，它们不同于适应情境的常态化的各种方式，并且预防自己不受其影响。进行设计的专家与被动接受的外行之间的分界线在技术中且被技术强烈拉扯着。这种分界线的强力拉扯效应此时也体现在一个比较强的逆反应里，那就是在App的使用中没有一个灰色区域或中间地带，个人态度只能通过两极化的模式进行表达，即认可（使用）或拒绝（不使用）。
在另一篇在专业领域有一定知名度的技术社会学文章中，作者玛丽安·德莱特（Marianne de Laet）和安妮玛丽·莫尔（Annemarie Mol）像布赖恩·韦恩一样，致力于研究科技在日常运用中的条件。然而与韦恩不同的是，两位作者以所谓的技术转移为背景讨论了“津巴布韦布什泵”（Zimbabwe Bush Pump），它讲述了一种情形，即一项技术被安装在与其制造环境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为了能够描述泵与其使用情境的异质性关系范围，两位作者建议从流动性技术方面进行讨论。泵的设计和性质的特点是，以其内嵌的技术和社会标准举例来说，它们既不要求也不认为有必要去严格区分专家和外行。该泵可以通过设计的开放性弥合和填补某些方面的空白，例如国家供水基础设施或维护和维修专业知识上的不足。2020年4月，大约在第一次封锁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持续的大流行出现了一个关键时刻，即便不能打破专家与外行之间的严格区分，也有可能稍微软化这个界限。当德国官方病毒学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Koch-Institut，缩写RKI）还没有提出需要日常戴口罩的时候，这项日后流行的技术的制造和使用已经被作为社区资助项目开展了。官方忙于证明很难通过科学研究来证实日常口罩的实际效用
[5]
，而可能是基于日常经验的缘故，戴日常口罩能够减少传播和感染的风险的观点已经在民众中广为传播。资源供应危机引发了很多医学外行积极参与抗击流行病，这使口罩更应被归于流动性技术的领域。软性技术或流动性技术面对其环境和用户有着更大的开放性，可以在接下去的发展中更有力地调解斡旋在“理性”与“非理性”人群（见刘永谋、米切姆和诺德曼）以及专家与外行之间。这种对比能清楚地表明，新冠App和未来疫苗的投入使用大概会是在形形色色的技术／环境交互的另一端进行的。因为疫苗接种被认为具有最大的潜力和有效性，它是一种硬技术，可以最有效地与使用者和接收者的“不守规矩”（unrulyness）脱钩。
可以带着一丝讽刺意味地说，新冠危机中的危机性体现在，尽管拨打新冠预警App热线电话的人非常多，但它——和普通类似信息设备的运行情况比——还是有着很不错的接通率的。而热线电话的使用也表明，大量App用户正试图去了解数字化黑匣子（Black Box）。这种打开黑匣子（unblack-boxing）的行为体现了人们对一般功能以及可能的改进方法的兴趣，类似于通过使用人力的接触追踪工具去打开社交网络的黑匣子。数字化接触追踪与人工接触追踪的共同点是，它们只在非常初级的参与范围内运作，且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严格遵守规定路径的基础上。
事实上，我们以上提到的这个观察过程中可能有一个疑问，硬技术与独裁／技术治理的专家文化相互支持的框架是否更像是在危机时期职能机构的主要论调？或者说这应该被视为公共机构的弱点或是普遍的危机性？在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的情况下，这里提供的概述旨在阐明技术在全球新冠危机期间的作用，这一作用超越了传统的道德和技术指标。很明显，如果人们对硬技术和软技术结合的态度更加开放，就可以更可长远持续地应对危机。但如果这没能实现，随着大流行的发展，在更严格的法规下和人们更强烈的反对的碰撞中会出现新的（或已经实际存在的）机构危机。
注释：
[1] 本文篇幅简短，就只能把关注点放在经验上。 除了Corona-Warn-App外，本文论点也可适用于人工接触追踪、新冠诊断和部分的疫苗开发。[2] Brian Wynne: Unruly Technology: Practical Rules, Impractical Discourses and Public Understanding, in: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8 (1988), Heft 1, S. 147–167.[3] Jörg Potthast: Technik als Experiment, Technikforschung als Kritik? Eine Zwischenbilanz, in: Technical University Technology Studies: Working Papers 3 (2013), S. 8.[4] 在德国被称为“疫情控制侦察员”（Containment Scouts）的接触追踪人员的参与同样相当缓慢，他们主要受雇于人手不足的卫生部门。在国际上，这项活动被称为“接触追踪”（contact tracing），近年来已被用于抗击埃博拉，并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成功。在德国大流行初期就为此招募了医学和健康科学专业的学生。然而直到10月初，当接触追踪按照预估的资源数量变得越来越困难时才使用了联邦国防军人。对比有1100万人口的武汉市招募了约9000名接触追踪人员，直到9月德国各地才部署了约500名疫情控制侦察员。[5] 虽然RKI公开建议不用使用日常口罩的理由是，这可能会使某些疫情相关职业群体手中的口罩被抢买走，但保持外行和专家之间的相对比例在这里也是有决定性作用的。建议同时强调了戴口罩会带来危险，以及无论何时都根本不能指望医疗上的外行。事后RKI将这一态度解释为技术治理的傲慢，不仅仅是针对医疗外行，更重要的是针对其他地区（例如亚洲许多地方）已经建立的一些（成功的）方式。
新冠与身体环境：生态技术的探究
作者：阿斯特丽德·施瓦茨；译：朱颖妤
作者简介：阿斯特丽德·施瓦茨（Astrid Schwarz），德国勃兰登堡理工大学科特布斯科技研究所的教授，主要从事技术哲学和环境人类学研究。
在媒体报道中，SARS-CoV-2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样子是圆型的、通常是红色的、被一个总体来说是突出的辐射状花冠包裹着。在体系上它属于RNA病毒，是冠状病毒家族的一份子。在2002/2003的时候，就是SARS-CoV-1引发了SARS疫情。病毒学研究在SARS-CoV溯源中证实了，这种病毒能跨物种地存在于动物身上，并且可以将不同冠状病毒的基因组进行重组。病毒首先从鼻子和咽喉进入，侵入身体细胞，改写它们的组建程序，打开细胞膜并把整个宿主身体占据为自己的环境，将其变成自我复制的的场所。在宿主身体之外，该病毒相当脆弱，一旦作为气溶胶释出，它在各种物体表面上经过室温数小时后便不再存活，在酒精或醛类溶剂、加热或紫外辐射的作用下它的存活时间又会大大缩短。
新冠病毒也需要一个相当复杂的生存环境（Umwelt），就是那些可以给病毒提供有利的生存条件的哺乳动物的身体。田鼠、水貂、猫鼬、狗獾、家猫，特别是世上最常见的哺乳动物——人类——都是这样的身体环境，病毒可以在其中找到适合它的条件。为了不断繁殖，它还必须前往其他的身体，因此病毒就可以反映出它的宿主的行动和接触轨迹，以及与其它哺乳动物之间的关系结构。看不见的病毒会通过宿主的行为模式以及关系结构（Beziehungsgefüge）而变得清晰可见。
因此，这种病毒可以被看作不同物种之间和物种内部关系追踪的放大器或中继器。它使关系的远近形势暴露出来，揭示了人与家畜、野生动物与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共生模式，同样也揭示了当下的社会秩序。哪些职业人群出于什么原因会被认为是系统相关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新冠时期与以往的不同，执政者与被管理的居民的角色理解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关于文明社会的措辞也变了，保持“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ing）的规定带来了全新的日常体验和生活模式。我们熟悉的问候和告别的肢体表达，主要是无意的、亲切的、好奇摸索的或者回绝的肢体接触，已经让位给各式各样被集体接受了的回避策略。它们使身体与身体保持距离，行动踪迹变得不同了。
同样发生变化的还有内外空间的文化编码（Codierung），由于不可见而又感觉上无处不在的气溶胶，室内空间成了有潜在危险的地方，在剧场内富有表现力的言语与歌唱成为了危险有毒的空气来源。社会的文化活动要在城市的露天空间、空旷地区或者线上进行。在那不勒斯，年幼孩子们在路上上课；在巴塞尔，一个学生合唱团邀请大家参加线上单声组装的音乐会；在萨尔茨堡，一部《新冠歌剧》于2020年5月1日通过网络直播进行了线上首演。
因而，社会技术结构（Sozio-technischen Gefüge）的重构（Rekonfigurierung）中也有新冠病毒的踪影。在这件事上，并不是所有“新冠结构”的关系、事件、转变和可能性对整个社会或对个人都是消极、有害的。疫情的应对毫无疑问带来了新的教育、艺术和交流的形式，或是将原有的形式加以改进增强。例如，在科研工作和商业活动中，会议差旅被视频会议取代，在家办公呈繁荣发展之势，带来的结果则是通勤压力的降低以及有害尾气排放的减少。
不过在当下技术圈（Technosphäre），在矛盾心理中的容忍态度之外，不利的情况还是占了上风。新的卫生规则和日常技术、访问与边境管制一次又一次折磨我们，决定我们共同生活、到场和接触可能性的方式。最显眼的当属无处不在的口罩，还有在封闭空间入口处设立的消毒台以及地板上贴的间隔规定胶带，手机上的接触追踪应用记录、追踪个人的行动和接触情况。对流动的欧盟居民来说，更难以理解的是边境通道的电子版证件，或是餐馆、旅店及机场的问卷。所有这些技术手段不仅仅嵌入着流行病学逻辑，最首要的还有一层政治逻辑：“社交距离”在例如奥地利、德国和瑞士都有着不同的距离标准；哪个地缘政治区域对谁来说是风险地区，以及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种问题，也是外交谈判的对象；在欧洲新冠应用程序的网络中，瑞士都不属于欧洲。国际与国内的监管框架也发生了改变，这一框架在技术与社会方面规定了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交流，并且延伸到国家对于劳动关系、调动和接触方式的规定。身体、人、动物和其他物品之间的接触会在社会政治可以触及到的范围内被管控，这些边界区域并不一定与病毒覆盖的范围一致。病毒冲破了自然／文化的分界，并要求我们既不能将大流行看作一个自然事件——刘永谋、米切姆和诺德曼在他们的文章里中对此做出了驳斥——又不能将其当作一个单纯的社会技术现象来看待和处理。相反，疫情中的病毒必须也被看作是一个行动者，它永久地打破了自然与文化之间松散的界限。因此，重要的是要关注病毒引发的关系类型，以及它如何通过这些关系将身体作为生存环境并在其中扎根下来，同时改变着身体与身体之间的共振（Resonanz）。
所以，新冠时期是这样一个时期：新的社会和技术环境在生成，而病毒作为行动者参与其中。此外，所谓的日常技术圈也从根本上被重置。提出技术圈这一概念被提出的目的在于突出技术的无处不在，就像19世纪引入生物圈（Biosphäre）这一概念是为了体现生命是一种无所不在的自然力量。全球材料循环的概念与生物圈有关；而在定义技术圈时，我们把技术当作一台拥有准自治动力的全球化机器（“设备”），人口仅仅是它驱动装置的一部分。像在技术-人-机器的关系（Technik-Mensch-Maschine-Relationen）中常有的前提那样，人类在技术关系中不再拥有支配力量，转而受到技术结构的驱策。引入技术圈的概念是在呼吁告别看似普罗米修斯式的控制概念，将注意力更多放在没有被设想过但会发生的结果上，放在技术物（die technische Dinge）的自主独立性（Verselbständigung）上。在我们讨论新冠时期的日常技术圈时，不仅要谈论共同生活的条件的变化带来的不适，同时也要批判性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以人与人的生存环境作为代价的这种不平衡不对称的技术关系结构中，还存有怎样的回旋余地。为了深入探索那些在韧性和响应率都很出色的结构关系、过程和事件，生态技术关系结构的重点会再一次转移并反映出其不对称性，从而揭示结构中的一种共振，而这种共振则代表着一种成功的技术、环境和社会关系。
在技术哲学、科学技术研究（STS）中已经发展出了一系列的概念，用来理念上加强上述涵义中的生态技术关系结构，为的是确认对称关系和参与性关系，并将其多样性纳入考量。其中包括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973）提出的联盟技术（Allianztechnik），凯瑟琳·海尔斯（Katherine Hayles，2017）的认知集合（kognitive Assemblage），简·本尼特（Jane Bennett，2010）的物的政治生态学（die politische Ökologie der Dinge），凯伦·巴拉德（Karen Barad，2012）的代理的实在论（der agentielle Realismus），本萨德-文森特、罗威、诺德曼和施瓦茨（Bernadette Bensaude-Vincent , Sacha Lowe , Alfred Nordmann, Astrid Schwarz，2017）提出的技术科学的对象（die technowissenschaftlichen Objekte），以及安妮玛丽·莫尔（Annemarie Mol，2003）的《多重身体》。串起这些概念的是对新道路的探索，它们旨在通过把握对象（Objekt）将知识论和本体论的领域连接起来，这样一来，它们作为有关联的探究活动，能更好地被放在同一主题下讨论。
在对动脉硬化的多重特性进行调查时，安妮玛丽·莫尔提出，多重性不该从一个对象、病体的不同角度来把握，而是反过来研究，对对象和现象不同的处理方式如何导致一个对象的不同类型模式。她的调查表明，关于疾病的知识、医学技术和在复杂的相互作用中，如何对待自己的身体都与疾病被宣称的特性有关。在由新冠病毒引发的Covid-19疾病中，也出现了这种对象——即“病体”——的多重结构。相应地，为了能更好地理解和战胜这个疾病，不应只把重点聚焦在病毒在身体环境中展现出的特性，而且还要考虑到以下两者之间的联系：一个是对待身体的方式，另一个是从中的生产出的有关身体的知识。病人、家属、机器、药品、护工和医生都涉及其中。因此，为了调查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身体环境和身体自身的构建，为了使它们彼此之间更加紧密联系，我们不仅要有病毒学家的意见，还需要社会学家和文化学家的意见。
这可能还有助于提升行动者之间的响应率，从而形成一种加强社会韧性的Covid-19应对方式，这个韧性依赖于多样性和理性，而不是依赖于一场危情游戏。连争取使社会恢复健康这样理所当然的事可能也会失去它的主导地位，甚至会作为论点被质疑。在“社会”这个实验室中，健康／疾病的关系不应被认为对于使社会恢复健康具有流行病学必要性。不过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在一个不断变化的情形下，新冠和它的身体环境不仅要被不断重新解释和讨论，还可以将其视作测试对称性和参与性关系形式——例如身体本身和身体环境的关系形式——的机会和可能性。
生活在新冠时期意味着处于一个相互联系的动态社会过程中，其中新的社会环境和技术环境在生成。根据培根条约的逻辑，科学与社会的协调已不再可能。而在一个知识社会中，科学实践在创新的社会领域蔓延，社会变成了研究场所和开放实验室，像一个“真实实验室”（Reallabor），实验方法和假设的考量与社会接受度相关。实验实践的重大变化在于理想的实验室实验场景（Laborideal）向理想的田野实验场景（Feldideal）的转变。在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科学而制度化的理性原则不论怎样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被转达给社会，为了拓宽和证实知识，理性原则作为认知的引擎将错误合理化了（Schwarz & Krohn 2014）。反过来，科学又会通过社会面临新的责任形式，因为在社会转变的开放空间中进行研究隐藏着附加的风险。
就像目前在媒体中看到的那样，这样的转变绝不是毫无问题的。一方面，新冠的自然科学专家对那些要他们同时具备知识广泛性和准确度的要求感到恼火；另一方面，通过公共观看（public viewing）实验室操作，许多公民对其暴露出来的愚昧无知感到愤怒。而积极的方面是，牵涉入新冠事件的公民更多地了解了有关病毒和它所需身体环境方面的知识在实验室中是如何产生的，自然科学的知识是如何被谈判协商的，尤其是有关它内在临时性的知识。毋庸置疑，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也是一种负担。同样毫无疑问的还有，新冠疫情极其地包罗万象，所有的参与者同时既是实验者也是实验对象。举个例子来说，他们是测试口罩有效性的实验对象，同时他们也是实验者，在现有规则下评估何时何地哪种口罩在社会和文化上会有怎样的影响。如果实验的力量是可信的，也就是说如果对象或过程的测试，以及知识的产生在遵守特定规则的情况下可信，我们就能够从新冠时期学到很多，并且将会直接体验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拥有自我负责的实验能力的社会。将“生存环境”作为研究主题，在一个社会和知识的开放关系中有了新的知识指导的作用，这一作用要从生态技术关系结构的角度来考虑。
作者简介：
勒内·冯·尚伯格（René von Schomberg），
具有国际影响的技术哲学家和STS学者。他毕业于瓦格宁根大学。他拥有荷兰特文特大学（科学技术学）和德国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哲学）双重博士学位。他曾是2007年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欧盟研究员。在担任达姆施塔特理工大学客座教授的同时，自1998以来他一直与欧盟委员会开展合作。他是15本书的作者与合著者，《负责任创新国际手册》的第一位编辑和撰稿人。2019年发布的《全球资源》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权威、最全面的负责任创新报告，并在协商民主、技术评估、政策科学建议、新兴技术的伦理和社会经济方面、预防原则、开放科学和负责任的创新等问题上都展开了广泛的研究。目前，他正在运行一个博客：http://renevonschomberg.wordpress.com ，许多出版物可以在这里免费下载。
勒内·乌姆劳夫（René Umlauf），
德国莱比锡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的博士后。2015年，他因完成了疟疾诊断及其社会技术和组织纠缠的研究而获得博士学位。在马丁·路德大学（2015-2019）的博士后工作期间，他将自己在健康、实验室和人道主义基础设施方面的研究，与更广泛的知行新旧模式之间政治、文化与历史际遇联系起来。他的研究兴趣包括科学技术学、知识与组织社会学以及医学人类学。目前，勒内正在研究合作研究中心的“全球条件下空间化进程”项目中人道主义无人机基础设施的引入。
阿斯特丽德·施瓦兹（Astrid Schwarz），
勃兰登堡理工大学科特布斯科技研究所的教授。她的研究重点是技术哲学和环境人类学的交叉。在哲学领域的研究中，她探究了技术与环境、艺术实验与科学实验之间的相互作用。此前，她曾先后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达姆施塔特理工大学、耶拿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和MSH巴黎工作。最近出版的书籍包括专著《实践中的实验》（2014）与合编《技术环境中的研究对象》（2017）。此外，她还发表了人类世园艺机构的知识和伦理政治方面的文章，并在近期展开了技术-环境组合的关系哲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