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们当老师的，什么时候坐着讲过课？
原创 群学君 群学书院
职业尊严在今天的中国，俨然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在这个浮躁的世界里，每一个全情投入自己手艺，不苟且、不应付、不为任何人而把自己的内心安宁当做最大的理由的人，不管你是老师，还是写代码、送快递、做生意、扫大街、盖房子，都值得我们深深的尊敬。
我们当老师的
什么时候坐着讲过课？
文 | 群学君
01
当94岁的潘鼎坤教授站在讲台上时，就像一棵老树，背微驼着，但腰板还是笔直的，透着颤巍巍却利落的劲头，落步稳健，仿佛讲台上有他的根。
退休前，潘鼎坤是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理学院的教授，教了一辈子高等数学，在讲台上讲授专业课，一直讲到2011年，那一年，他86岁。好不容易退休，但没几年他又申请重新走上讲台，“过一过自己上课的瘾，重温旧梦。”老人家说着，眉梢眼角都漾起笑意。
再次走上讲台，潘鼎坤选择的主题居然是《试讲中文对联、诗词中的对称美》，老教授说自己为这个选题做了几个月“思想斗争”，“毕竟我是讲数学的，不知道这样跨界好不好”。在潘鼎坤眼中，数学是表达自然规律最简单、最准确的方式，而诗则是感情世界最简洁、最透彻的表达方式。可是，心里一直放不下中国传统文化的潘鼎坤，意识到一件事情的迫切性和重要性：“80年代之后就再也见不到什么好的格律诗了，现在有很多诗也不像诗，对联也不像对联。”这让潘鼎坤有些担忧，“现在内行人写的诗都不太行了。……一些电视、报纸、书籍出现的诗词，一看，平仄都不对……更不要说年轻人了”。
“绝不能让唐诗宋词这样的文化瑰宝，在我们这一代手里丢了！”抱着着这样的想法，2017年5月16日，数学教授潘鼎坤登上讲台，开讲古典诗词之美。教室满满坑满谷。
四块大黑板很快写满，学生要帮他擦，潘鼎坤一挥手：“不用，我自己来。”刷刷几下擦干净，又继续写。一堂课三小时，他没喝一口水，始终站着，像一棵健壮的老树。他说，“我在上面（讲得）津津有味，咋会感觉到累？累那是课没备好。”
讲座最后，潘鼎坤高喊两句：唐诗万岁，宋词万岁。随后鞠躬，走下讲台。全场掌声如雷。
潘鼎坤“红了”。第二年，央视把他请到北京，录制《经典咏流传》节目。主持人撒贝宁问老人是否需要一把椅子，95岁的潘鼎坤铿锵有力地说：
我们当老师的，什么时候坐着讲过课？！
这是规矩，也是尊严。
02
2017年11月10日下午，84岁的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资深教授蒋克铸，踩着他的30多年前买的凤凰牌自行车，提前半小时赶到玉泉校区的第一教学楼报告厅。下午一点半，蒋克铸教授缓缓走上讲台，为150名浙大各个年级和专业的学生，上了一堂《漫谈设计思维》。
这是蒋克铸的最后一课。
为这一天的课，他足足准备了两周。
原定的上课时间是下午一点半到三点半，但由于蒋克铸想讲的内容太多，整整拖了一小时的堂。老人恨不得把肚子里所有的知识都倾囊相授。原本准备了四个部分的内容，因为讲得太细，做了很多备课内容以外的引申，结果只讲完了第一部分。蒋克铸为此挺不好意思的，临下课，向同学们保证会将余下的内容整理成文档发给大家。
蒋克铸年轻时体育比赛中半月板撕裂，多年来膝盖不便。在讲课现场，大家四次请他坐下讲课，但他总是摆摆手，一直坚持站着讲了三小时。
在蒋克铸看来，“站着上课是教师的基本素养”，“只有站着上课才能示范和演练。老师在写题和板书的时候，学生同时在动脑。所谓‘教授’，‘教’时要‘授’，示范是最关键的，不然与网络授课又有什么区别呢？”
讲到工程实例时，蒋克铸鼓励同学们深入实践才能有真正的体会。他小心翼翼地翻开一张一米多宽已经泛黄的图纸，这是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建设富春江水工机械厂绘制的图纸。在场的浙江大学研究生新生陈斌说，“那张工程图纸页泛黄，折痕处有些撕裂，当蒋教授打开这张图的时候，我忽然明白了什么是设计精神。那是对设计的尊重，对技术的精益求精，并满怀情怀与热忱。”
这堂课是退休十年后，蒋克铸主动向学校提出了，理由是，“害怕人走了，经验没留下来，这是最大的遗憾。”
这是规矩，也是素养。
03
2000年，从东南大学退休的王步高教授，接受清华大学邀请，在清华开设诗词格律与写作、大学语文等课程。
去清华前，王步高是东南大学著名教授，得过不少国家大奖，他牵头的大学语文是全国同类课程中第一门国家精品课程。可是清华学生似乎并不看重这些标签和“光环”。第一学期，王步高的“大学语文”课程安排课容量120人， 第一次没有选满，还缺1/3，教务处不得不专门发个通知，介绍这门课程，动员补选。
但是王步高上完第一次课，学生就报以极热烈的掌声。两周后，就有学生发起签名，要求教务处把大学语文由2课时改为3课时，他们宁愿只要2学分。从第四周起，王步高的几门课全部扩大为3课时。从第二学期起，我的四门课成了清华园很受欢迎、也很难选上的课程。有的课不但要用第一志愿去选，有时命中率也仅1/7。在清华，有这样的说法，选王步高的课，比在北京买车摇号还难。
都知道王步高的课精彩，少有人知道这精彩是由“敬畏”和“专注”铸就的。
王步高教授有过自述：
我知道，我站的这个讲台以前是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大师站的地方。就大学语文而言，据资料记载，曾在清华教过大一国文的教师有：1929—1930年为杨树达、张煦、刘文典、朱自清；1932 年为闻一多；1934—1935年为俞平伯、浦江清、许维；1936—1937 年为余冠英、李嘉言；1940年为沈从文、吴晓铃、何善周；1944年为王瑶；1946年为范宁、叶金根、朱德熙、王宾阳；1947年为郭良夫；1949年为吴祖缃。这些人哪一位不比我学术造诣高呢？这些大师才与清华在全国的地位相配。我能继承他们的衣钵吗？我与上述名师学术水平有较大差距，但对教学的敬业精神应该是相同的。“敬畏”心态势在必然。
2011年10月4日晚，王步高梦见在为清华学生讲白居易《长恨歌》，200余人的教室人几乎都跑光，只剩下六七个人。他说自己“惊得一身冷汗”。每年讲《长恨歌》我都格外卖力，生怕梦中的情形会变为现实。
每次上课前，王步高都要重新备课，即使这篇课文上一周在大学语文课刚讲过，到下周上唐诗鉴赏时，课件又有修改补充，以致一个晚上的课，他做的PPT多达300页。
每次上课，王步高都提前半小时左右到教室，补充字库，调试电脑和投影、激光笔。在东大，我听过一件真实的事，一次因为校车晚点，一门公选课王步高迟到了十分钟，他立即向全班道歉，态度之诚恳，有女同学当场流泪。
这是规矩，也是自律。
04
“我的教学生涯中，上课和讲座时，从来都是站立着。我希望我的遗骨也永远站立着，继续为我国的教育事业服务！”
2012年，90岁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陈琳腰疾复发，在医院做手术时，他立下“遗嘱”：“停止呼吸后，立即将角膜等取下，交给北医三院备用；将心、肺、肝、肾等制成标本，立在实验室供展示及教学之用。”
1948年，陈琳在金陵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英语助教。全国解放以后，他进入新成立的北京外国语学校（现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迄今外语教育生涯已超过70年。
在离休后的几十年里，陈琳反而更加忙碌。他有一个特制的“月历”，将每一天都安排了详细的工作内容，小字密密麻麻，但一目了然。前些年，他常常是上午刚从外地回来，中午有一场外语讲座，晚上可能还得参加学术会议，有时候直至深夜才能回家休息，次日清晨就要起床，开始新一天的忙碌。
熟悉陈琳的同行和学生都知道，他上课始终秉持三个“Up”：无论什么时候，上课始终“Stand Up”；一定要有激情，声音要大，即“Speak Up”；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自己的讲课，到时间了一定要“Shut Up”。率先垂范，严于律己。这份始终如一的执着、激情和操守，让他赢得了师友的信赖、学生的尊敬。
这是规矩，也是操守。
05
说到这里，一定会有人抬杠：
为什么老师一定要站着上课才是对学生的尊重？
老师也是人，一站四五个钟头的累，又有谁能理解？
都在说人性化，为什么不能为老师准备一把椅子？
确实，从孔夫子到康有为，老师都是坐着上课的；确实，老师站着上课是晚清新式学堂出现后才有的现象。不过，我想说的关键问题，当然不是老师上课究竟该不该站着，或者能不能坐着。而是一个职业操守，或者职业尊严的问题。
在我看来，这几位老先生坚持“站着上课”，彰显的是他们对职业尊严的坚守。
美国著名的伦理学家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写一本书，叫做《追寻美德》（After Virtue）。麦金太尔说，人的追求有两种不同的利益，大部分人只追求外在的利益，如权力、财富、知识，这些都是外在的。当以外在利益为动力的时候，你很容易改行。今天做这个行当赚钱不多，明天改成另一个赚钱多的行业。而人的美德是内在利益，意味着我非做不可，不做这个就满足不了自己内心的渴望，那是金不换的。
从这个角度说，职业尊严的本质，就是一种“内在的利益”。
不仅教师这一行，今天各行业普遍缺乏的，或许就是像上面几位老先生那样对自己职业的敬畏感和内在信仰。职业尊严在今天的中国，俨然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在这个浮躁的世界里，每一个全情投入自己手艺，不苟且、不应付、不为任何人而把自己的内心安宁当做最大的理由的人，不管你是老师，还是写代码、送快递、做生意、扫大街、盖房子，都值得我们深深的尊敬。
祝老师们节日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