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丽容
在中国互联网经济正在发生的许多变化中，最突出的莫过于互联网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进展。在工信部近期提出系统性解决平台经济之间的互联互通这一专项行动之后，依据最新的监管要求，各大型平台企业已经不同程度地实施了解除恶意屏蔽和促进互联互通的举措。
中国互联网平台经济发展速度飞快，但同时不断出现新问题，一些新问题可以通过技术来解决，一些新问题可以通过管理来解决，还有一些新问题，需要通过各方面系统、联动解决。平台经济间的互联互通问题属于第三种情况。
近期，在主题为“互联互通”的第223期数字论坛（由各领域专家学者在1998年倡导发起的一个意在中国网络文化启蒙、倡导和推动的定期活动组织）专家研讨会上，包括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的首席专家方兴东、中国信息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朱玉、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翟巍和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竞争法研究所执行所长、区块链研究院执行院长杨东等在内的15位来自己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各抒己见，共同讨论了当前中国互联网平台经济互联互通的战略意义、落地的建议，及开放和安全之间的关系等备受外界关心的问题。
他们达成了几点共识。
其一，互联网平台属于新型基础设施，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大势所趋，是事关中国未来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性举措；
其二，互联互通的工作在具体实操落地时需要循序渐进，防止平台互联互通带来新的问题，但需要一个统一的规划和标准，坚决落地执行，避免浮于表面；
其三，解除屏蔽网址链接只是迈出了互联互通的第一步，互联互通方面存在问题的深层次问题还有不少，应逐步解决并放开。
最后，不能在一个封闭系统里寻求安全，要在开放的系统下寻求安全。只有互联互通才能够助力网络安全，打造网络安全的新阶段。
如何保证互联网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既平稳落地，又充分避免数据安全等新问题出现？平台经济互联互通为监管带来了新命题，也为整个数字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新发展契机。
战略意义重大
究竟如何定义互联网平台经济的社会属性？实现互联网平台互联互通，拆除的是什么？
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方兴东回溯了人类发展历程中的电报、电信网络互联互通史，互联网虽然在上世纪60年代就被发明出来了，但商业化是90年代的事情，21世纪才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出现大量平台崛起，成为“带围墙的花园”现象，到了此时，美国和欧洲等一些国家才开始出台各种法律制度来规制这些超级平台，把他们视为“关键基础设施”。
因此，与一开始就被互联互通的电报网、电话网不同，互联网的互联互通是全球网络治理的重大遗留问题。
既然这是全球的共性问题，中国为什么要在此时解决这个问题？中国信息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朱玉解释，中国的融合基础设施已经在世界领先，并且已经形成相当规模，到了需要互联互通的发展阶段。
他举例说，类似微信、美团等互联网平台，更可以被看做是社会的融合基础设施，这些平台不仅仅是属于企业，更是属于全社会的。作为一个新的增长动能，融合类的基础设施首先就要强调社会属性，要体现社会责任，要实现数字普惠。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的副教授翟巍表达了和朱玉类似的看法。他说，大型互联网平台带有一定的公共属性，不能被看成是私家花园。大多数互联网平台企业所拥有的数据，自身平台生成的数据很少，绝大多数是社交用户所提供的，而且，他们还在充分利用这些数据。
从公平竞争视角分析，解除平台封禁实现互联互通，可以督促大型平台企业摒弃独占“流量池”的垄断模式，在各大型平台企业之间形成公平有序竞争的格局，从而最大程度发挥平台经济的正向效应。
除了互联网平台的社会属性和数据来源因素决定了互联互通的重要性，浙江传媒学院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助理钟祥铭博士从更长远的中国竞争力角度上上总结称，在地缘政治崛起的背景之下，中国需要非常重视全球事业跟价值观，中美欧之间的竞争，除了经济竞争，制度创新竞争也将成为未来非常重要的维度。“围墙花园”本质就是借助垄断的力量，而不是通过强化技术创新来维护自身利益。
因此，在未来中国互联网如果想要引领全球，必须得要回归到创新的主航道，通过有效的治理，来消解和抑制“围墙花园”，让它越来越没有生存的空间。这是中国互联网走向全球的必由之路。
需要一锤定音的实施准则
按照工信部的规划，将以互联网安全为底线，分步骤分阶段解决平台间开放网址链接问题。
朱玉认为，这个实施步骤是合理的。他说，鉴于目前各方面的条件、水平，解除屏蔽网址链接问题，分阶段进行给了监管部门、互联网机构相关部门摸索、修整的时间和空间，可以根据时间中出现的问题来进行逐步的调整。
从头部互联网企业的角度来说，毕竟在之前，需要互通的双方不少是对抗的关系，如何过渡到一个合作关系，其中应该有一个互联互通的标准和准则，在平台、商家、用户等诸多利益中起到平衡作用。
这个标准或准则的建立，必须架构在整个国家与行业的主体评估之上，是一个具备可操作性的文件。
“这考验政府的监管智慧。”他说。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王春晖2003年参与了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两大运营商之间的互联互通工作。他回忆，两大电信运营商开放互通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坚决不连，无论下了多少文，坚决不连，后来监管部门出台了惩罚和倒逼机制，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第二个阶段，连而不通，网是连了，但是不通；
第三个阶段，通而不畅，一会儿通，一会儿不通；
第四个阶段，畅而不久，因为你不畅，监管部门要去抽查，一检查就畅通了，人一走又不畅通了。
王春晖说，这是电信网络互联互通历史大势之初的阵痛，但阵痛之后，最终发展到完全互联互通。
借鉴这段历史，王春晖提出，互联网平台应顺应大势，服从行政命令；监管部门要出台协助互联互通政策的行政管制措施。
此外，和朱玉的观点类似，王春晖也提出，国家相关决策部门最好要出台一个整体标准，在标准指导下，让大家慢慢从坚决不连、连而不通、通而不畅，畅而不久，最后达成互联互通。
中国社科社会院经济研究所微观经济学研究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杜创教授认为，从激励角度来看，允许这些主导性的平台在开放过程中收取一定的接入费用，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其实也是很多带网络性质的行业通行做法，我们在电信互联互通过程中有网监的费用，包括银行的网监结算也是有一定的收费。
他说，费用怎么定，这可能是监管机构可以帮助做的，完全靠企业之间的谈判，未必能够成一个有效率的价格。究竟是直接的价格管制，还是说我管制一个上下限，或者说监管机构作为一个居中的机构，来促进双方的谈判，这些方式都是可研究的，甚至经济学家可以在这里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通过最优的接入费用设计，既保证竞争性互联网平台之间的联通，促进消费者的利益。同时又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护这些平台的创新激励。
钟祥铭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是破拆“围墙花园”的第一道武器，第二道武器，则是通过行业协会来确定一些行业的竞争的规制，来明晰一些行业的规范，最终仍然需要构建完善的他律机制。
他说，从全球范围内大型互联网平台“围墙花园”的障碍来看，现有法律制度依然缺乏一锤定音式的解决办法，没有制度上的创新和突破，这种情况仍然会长期存在。
解决“围墙花园”问题最有效的方法是，参考欧盟发布的《数字市场法》，通过定义“守门人”，在日常应用过程中所实施的行为，避免从事一些不公平的禁止性的义务等来确保数据和市场的公平性、扩充性。
这一轮中美欧同时掀起的反垄断浪潮，意味着以往《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一些传统的法律工具，已经陷入了困境，也显示出了《数字市场法》为各国所指明了新的方向。
方向已经十分清晰，多位与会专家提醒，监管部门下一步可以考虑给出一个明确的步骤、阶段和时间表，在规则清晰的前提下，保证企业响应及时，监管处罚跟上，这样的话才有利于互联互通工作的平稳有效的推进。
在开放中寻找安全感
互联网平台互联互通专项行动公布之后，社会上最多的质疑是，互联互通完全开放，会不会带来更加严峻的数据安全问题。有人据此认为，安全第一，不应该放开互联互通。
方兴东的观点是，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不必过分担心安全问题。
因为，互联网从一开始，例如当年最著名就是TCP/IP协议与OSI协议之争。OSI协议是有国际组织牵头，大型公司参与，各国政府认可，自上而下规范的非常严密，也考虑了安全，也考虑了商业。但是最后这两者协议之间做PK，最后TCP/IP协议大获全胜。而且大家看不起TCP的主要原因就是它不可靠，传输经常丢包，也不可控，没法收钱，另外不安全。但是为什么这么一个“游击队”的协议会成功，因为它符合互联网的发展规律，互联网底层逻辑就是一个开放系统如何构建安全。
所以，方兴东认为，我们不能再回到一个封闭系统里面寻求安全，一定要在开放的状态下寻求安全。
中国科学院大学网络经济和知识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吕本富也重点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说，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生态中，对于互联网平台来说，保证安全显然是更容易的，在开放互联互通环境下，做好安全这件事情，显然需要做更多的技术准备。
但他强调，开放互通和安全这两件事情并非“非此即彼”，因为，在开放环境下有开放环境下的网络安全策略，在封闭环境下有封闭网络安全策略。
例如，微信平台上开放了放了很多链接，放了很多广告怎么办，是不是会打扰到用户？此时，这个问题可以把选择权交给用户，具体的办法是，平台经营者可以有几个选项，让用户选择是否接收商业链接，选择权应该交给用户。
网络安全方面，平台可以把网络安全分成几个级别，绝对不安全的，屏蔽；安全的，但是是商业的，向用户提示，把选择权交给用户，回归消费者。
朱玉提到，头部互联网平台和中小企业的安全能力和意识是不同的。他说，头部互联网平台企业积累了技术实力和管理经验，他们是有能力为开放链接之后的互联网环境进行保驾护航。
不过，朱玉强调，即便头部互联网企业具备更高的安全能力，但沟通机制不可少。对于平台来说，平台互联互通之前，先建立必要的防火墙，至少应该在平台和平台之间建立更多的沟通机制，去处理平台链接分享所带来的问题，特别是安全问题。
他还强调一点：大平台分享出来的链接，安全性基本上有保证。但是涌入的一些中小企业的链接就会有很大的数据风险的问题。一个业务经过几个平台的引流，各个平台也分享了一定的利益。出现的安全问题最终由谁负责，都是互联互通以后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翟巍给出的一个可行的解决路径是，在全面进入互联互通状态之后，各大互联网平台应该统一安全监管的标准，统一对违法外链的识别、处理规制机制，建立相关的监管信息共享机制，防止一些违法外链侵害平台的竞争秩序，侵害社会公共利益。
从打破门户之见到彼此的相拥，中国互联网平台的互联互通需要时间适应和磨合。但如果在政策的正确引导下，可以预见，随着屏蔽解除，平台互联互通，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必然迎来新时代，拥抱新格局。平台间壁垒的打破，对于中国十多亿的用户来说，也将意味着有更多的便捷、更好的体验。
中国互联网实现互联互通，也是互联网告别平台垄断，迈向生态开放的关键一步，在中国的数字化历史进程，具有重要的里程碑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