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4月29日报道 美国《国会山》日报网站4月26日发表题为《美中气候问题合作的后续举措》的文章，作者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希兰·维多利亚、斯坦福大学中国项目组主任戴慕珍、斯坦福大学普里科特能源研究所所长崔屹等。学者们认为，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加剧的背景下，中美在基础性研究方面的科学合作可成为一种宝贵工具，两国由此可打造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全文摘编如下：
地球的未来可持续性发展离不开地球上两个最大的碳排放国———美国和中国———的协同行动。
最近此领域的亮点是，在2021年11月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上，美中两国发表了《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美中两国在关系动荡期发表这项联合声明，既出人意料，亦极其珍贵。这份宣言重申，两国致力于“通过各自在21世纪20年代关键十年采取加速行动，并在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内的多边进程中开展合作来应对气候危机”。
虽说这份宣言是向前迈出的充满希望的一步，也在为今后持续开展合作提供新势头方面安定了人心，但宣言没有就具体计划作出详细说明，也未具体阐明相关计划在法律制订和执行层面存在的各种机遇与挑战。
去年，斯坦福大学与北京大学围绕美中气候变化问题合作等广泛议题共同主持召开了一系列研讨，研讨议题包括全球可持续融资、企业气候承诺以及两国———在国家及产业层面———加速开展脱碳工作面临的机会与挑战。后续发布的一份有关美中两国如何加速推进脱碳进程的报告，突出强调了两项紧要建议。
第一项建议是，我们需要开展开放性的科研合作。
不管美中关系的政治化环境如何，两国都须开展开放性的科研合作。严格、缜密的研发项目是创新技术的基础，而创新技术可大大加快能源转型，同时最大限度降低创新技术规模应用可能造成的混乱。
一些研发领域颇具前景，包括（但又不限于）使用热力泵的节能建筑；低碳水泥及建筑；低碳农业；碳捕获、利用和储存；电网基础设施升级；大规模及长期能源储存；甲烷泄漏的预防及清除。
然而，两国需认识到基础性研究和专利性研究存在重大区别。按定义讲，专利性研究具有所属性，因此须得到应有的保护。相比之下，基础性研究旨在供所有人学习，并在此基础上增进人们对现象的理解或预测。因此，应在学术自由的范畴内———特别是在大学内部———开展基础性研究。
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加剧的背景下，美中在基础性研究方面的科学合作可成为一种宝贵工具，两国由此可打造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这种能力建设也包括保护对实现承诺目标至关重要的供应链。
第二项建议是，我们需明确认识到政治和制度等制约因素。
要想把承诺转化为进展，同时在绿色能源转型期保护社会福利以及实现社会福利的公平分配，明确这种认识十分必要。迄今为止双边对话一直保持着非常高的层级。我们需要今后在部门和地方层级开展研讨、举办专题讨论会，以制订具体计划。而在制订和落实具体计划方面，政治和制度等制约因素可能构成切实障碍。
因此，国家和地方政府予以大力支持至关重要。首先，我们需明确了解在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的各相关行为方以及他们所要应对的各种动机。
在这个能源供需仍在地区层面存在失配问题的过渡期里，人们为解决地区能源短缺问题，很容易会为了解决短期需求而把气候目标放到最后执行。在这两个国家，决策层和执行层的负责人面对的是多重目标，且各项目标有时还相互冲突。目标的优先次序是由动机结构决定的。在这个有关目标及优先事项的共识不那么明确的过渡期里，建立有利于脱碳的动机结构尤为重要。
此外，现在应对各项标准加以规范。我们在讨论中反复谈到的一个主题是，两国需建立共同的、作出明确规定的监管框架及标准。统一标准将加快交易、核证、会计、气候承诺以及环境、社会和企业治理评估等方面的工作。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对美中两国就气候变化问题开展合作的前景充满希望，也相信大学可在全球能源转型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