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 王在邦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陈良咨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导语：近来，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肆虐全球，俄乌冲突引发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系统性震荡重组，强化和凸显了百年大变局的敏感性、深刻性和复杂性，中国外部安全与外交承压的广度和烈度均属前所未有，选择性诱惑明显增多。具体说，有四大战略陷阱。
一、“中俄或中俄伊结盟”陷阱
美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于2012年出版《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坦言中国崛起不可阻挡，警告美国面临的“最大的潜在危险”是中国与俄罗斯或许还有伊朗结成的大联盟，建议美国组织发达国家的“大西方”与之抗衡。俄乌冲突及美欧对俄全面制裁后，美欧对华外交舆论压力加大，伊朗趁机对美驻伊拉克外交机构发射导弹，再次激发国内外媒体学界对“中俄或中俄伊结盟”的诸多想象和讨论。总体看，拜登政府外交基本延续民主党路线，侧重依靠同盟力量，组建统一战线，自己充当“大西方”盟主，部分地延续美国霸权。因此，美国需要为“大西方”寻找共同敌人，又担心“中俄或中俄伊同盟”成真，所以低调处理伊朗问题，也不敢无端对华施压过猛。
站在美国的立场和角度，观察分析欧亚大陆地缘战略格局，警告“中俄或中俄伊同盟”的潜在危险，属于战略预警范畴。但假若我们认同布热津斯基的观点，认为与俄伊结盟是未来中国对抗美西方国家的战略性选择，则会掉入美国政客为中国预设的陷阱。其原因有三：首先，中俄伊都有独特的地缘战略抱负。无特殊紧急事态，不会接受同盟义务约束。其次，三国都有独特的地缘战略环境，区域内敌友关系纷繁复杂。中国轻率与之结盟，难免导致人为划线站队，卷入额外的区域地缘政治对立。最后，美西方侧重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三国同时面临美西方高压的情况较少。因此，三方有相互支持配合的需要，但都缺乏充足的作为盟友关键时刻为其他两国排忧解难的条件、意愿和能力。彼此贸然结盟，势必深陷多重地缘政治漩涡，丧失外交独立性和灵活性，引起美西方乃至中东中亚诸国不同程度的战略反弹。
二、“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结盟”陷阱
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以意识形态冲突主导的冷战结束之后，“文明冲突将是未来冲突的主导模式”。亨廷顿预言，未来中华文明将与伊斯兰文明结盟，成为西方文明的敌人。亨廷顿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出发点非常明确，即寻找美国未来的敌人。冷战以出人预料的方式结束，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曾经面临的强大敌人瞬间消失，其结盟的理由也随之消失，美国迫切需要寻找一个新的敌人以凝聚国内和盟友的共识。“9·11”事件后十多年，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矛盾大幅升级，被公认部分地证实了“文明冲突论”，中华与伊斯兰两大文明结盟的问题却悬而未决、有待证实。随着近年美西方全面实施对华战略竞争，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结盟的问题便引起国内外学者较前更多的关注与思考。
客观分析三大文明之间的亲疏关系，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在历史渊源、民族传统、宗教文化、社会结构、政治理念、生活方式上有着根本不同，两者之间具有的共性可能还不及它们各自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共性多。亨廷顿的预言既没有历史依据，也没有现实支撑，逻辑上更站不住脚，只是他将文明冲突作为形塑未来世界格局主导因素的主观臆想。将世界以文明为标准划分为对立的阵营是十分危险的，推动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结盟抗美，可能使中国深陷高度敏感的政治漩涡。首先，中华文明重德扬善的确和基督教、伊斯兰教文明的某些理念相近，但中华文明的和合文化特质与伊斯兰文明某些固有理念，特别是“圣战”理念格格不入。其次，伊斯兰世界内部群雄争霸，逊尼、什叶两大教派势不两立，矛盾错综复杂。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结盟很可能是自找麻烦。再次，伊斯兰教的信众皆兄弟理念、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极端倾向和土耳其、伊朗两个穆斯林大国的地缘政治野心，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中国西北边疆地区政治社会稳定。最后，近代以来的历史经历、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与文化特质严重制约了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在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中，伊斯兰世界可能仍难有大作为。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结盟没有前途。因此，中国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需要高度重视伊斯兰世界，共倡文明对话、和谐共处，积极与有关国家发展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战略伙伴关系，但没有必要高调扯出“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结盟”的大旗。
三、“世界岛”陷阱
所谓“世界岛”，有新旧两个概念。旧“世界岛”概念出自近代西方地缘政治鼻祖、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其大意是说欧、亚、非三大洲是“世界岛”，其他地区是“边缘地带”，其中从伏尔加河到长江、从喜马拉雅山脉到北极圈的广大区域构成“世界岛的心脏地带”。他认为，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世界。纵观历史，大中亚地区一直是周边强大政权觊觎之地，古代的希腊、波斯，中国的汉唐元以及阿拉伯、突厥、蒙古等曾经全部或部分统辖过这一地区，但皆为过客。大中亚地区也因此而成为帝国扩张的终点与极限，并被冠以“帝国坟场”之名。今天，美国不仅完成了从阿富汗的撤军，从中东抽身的意愿也非常强烈，但这对于中国来说并非一个填补空白的机会。
新“世界岛”概念是最近几年中国学者把麦金德“世界岛”概念拿来炒冷饭而提出的，有意无意地为自己“挖坑”。从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以新疆问题为切入点，加大对中国的打压力度，新疆问题也因此成为社会舆论和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有网民、学者热衷于就此问题为国家出谋划策，其中较有影响的一个观点是用新“世界岛”理论定位新疆。如一个名为“NE0”的微信公众号曾发表一篇题为《针对新疆，老欧洲的阴谋与算计》的文章。该文认为，新疆特别是南疆地区是整个“世界岛”的心脏地区，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应将新疆打造为经济腹地，将喀什打造成能够“辐射和影响整个欧亚大陆乃至整个世界岛的支点”。文章还非常豪迈地宣称：“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们会让他们重温起几百年前在多瑙河边看见黄种人铁蹄、马刀以及那铺天盖地的箭雨时的瑟瑟发抖。”
不能否认，旧“世界岛”理论至今在学术界仍有影响力。中国地缘政治学者对此情有独钟，有的研究者现在一谈到相关问题也和“NE0”的那篇网文一样，几乎处于一种迷幻的颠狂状态，但这恐怕仅仅只是一厢情愿。纵观世界地缘政治演变史，可见欧亚大陆自古以来是世界文明主要发源地。从地理上看，说包括中东一部分地区在内的大中亚地区是欧亚大陆的心脏，似无不妥。但把它说成是世界地缘政治的心脏和称霸世界的制高点，就完全是主观想象甚至恶意误导。历史已经证明，大中亚作为世界岛的心脏地带，始终只是帝国扩张的终点与极限，“帝国坟场”的魔咒始终如影相随。因此，麦金德笔下的“世界岛”是彻头彻尾的20世纪地缘政治陷阱。如果说麦金德的“世界岛”理论是诱使强权走进“帝国坟场”的招魂幡，那么某些中国学者狂热主张的“世界岛”新概念就是葬送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的迷魂汤。
四、“科索沃手法”陷阱
“科索沃手法”是指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发动科索沃战争，出演被压迫少数民族和欧洲穆斯林保护者的角色。通过这场战争，美国不仅成功地肢解了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也消解了当时穆斯林世界对美国的怨恨，并成功借此将触角延伸到巴尔干这一具有重要地缘政治意义的欧亚大陆腹地地区。其间，为阻止德俄两国推动的停战协议在联合国通过，美国一手策划了所谓“误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导致争取中国支持安理会批准停战协议的事情不了了之。此后，这种借口“人权高于主权”、对主权国家实施武力干预的做法被学者称为“科索沃手法”。今天，美国无中生有地诬蔑中国在新疆实施所谓的“种族灭绝”，肆意对中国政府进行污名化舆论攻击。尽管新疆与当年的前南斯拉夫有本质区别，但有两点非常相似：一是皆为多民族地区；二是都有众多穆斯林牵涉其中。在美国学者和政客眼中，一个分裂或瘫痪的中国最符合美国的利益，而新疆问题则是一个绝佳切入点。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新疆是我国穆斯林人口最多且最集中的地区，也是境外伊斯兰极端势力渗透最广泛持久的地区。在国际上制造“新疆穆斯林遭遇种族灭绝”的谎言，还可以转移和淡化占全球1/4人口的伊斯兰世界对美欧的新仇旧恨，促使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的世界战略格局朝有利美西方的方向演变。尽管美西方国家想让科索沃剧情在新疆重演并不现实，但其对“科索沃手法”的操弄很有可能冲抵中国为维护与伊斯兰世界良好关系所付出的巨大努力，甚至加大伊斯兰世界对中国的不满，同时缓解伊斯兰世界的仇美情绪。
总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步叠加，中国外部环境中的挑战和风险前所未有，中外关系的高频复杂互动超乎想象。如何驾驭此种局面，既考验中华民族战略文化本身，也考验我们对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理解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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