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参考消息网
参考消息网8月26日报道 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网站8月23日发表题为《亚洲多边主义：检验稳固性》的文章，作者是俄罗斯外交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东盟中心主任叶卡捷琳娜·科尔杜诺娃。全文摘编如下：
2022年，三个东盟国家在重要的地区和全球对话机构担任轮值主席国。印度尼西亚历史上首次担任二十国集团（G20）轮值主席国，泰国担任亚太经合组织轮值主席国，柬埔寨则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2022年将在东盟国家的领导下度过，并将确定疫情后高效复苏的道路——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向好走势使人们有理由保持谨慎乐观。
冲突考验平衡能力
印尼、泰国和柬埔寨在制定各自议程时，也是出于这种考虑。作为G20的主要议题，印尼提议讨论全球医疗卫生架构、实现能源可持续过渡和数字化转型的办法。泰国呼吁亚太经合组织成员集中讨论亚太地区的疫情后复苏问题。而柬埔寨则提出了地区国家通力合作应对新挑战的响亮口号：东盟共同应对挑战。
然而，三个主席国的原定轨迹被冲突打破。2022年2月，乌克兰冲突爆发，这导致俄罗斯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几乎完全脱离欧美和日本，部分脱离宣布参与对俄制裁的韩国和新加坡。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东南亚地区在地理上远离该冲突，但在该地区国家的日常经济生活中，冲突的影响以通胀加剧和对粮食、能源安全的担忧显现出来。不仅如此，这已成为G20、亚太经合组织和东盟等核心机制的轮值主席国在组织机构工作上的决定性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东盟作为谋求与更大国际玩家进行平等互动的中小国联盟的标杆，其在机制上进行平衡的高效性受到质疑。在G20、亚太经合组织和东盟的秋季峰会召开前的几个月里，轮值主席国可能将不得不认真考虑改变实现这种平衡的形式和办法。
显然，印尼、泰国和柬埔寨希望保持上述机构的包容性，因为正是这种包容性使其有别于西方国家建立的众多多边机制。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兼容并包帮助东盟国家建立起一个与东盟相关联的地区机构网络，从而确保东盟的国际声望得到显著提高，并为成员国的发展创造有利的经济环境。
希望缓和国际局势
与此同时，轮值主席国越来越迫切地需要在比以往更具冲突的新形势下开展工作，这种形势使各方几乎不可能就审议的问题达成共识。
尽管担忧大国间争端会使多边机构的工作陷入瘫痪，但三个轮值主席国的立场似乎表明，它们希望为缓和局势作出贡献，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今年6月访问俄乌期间所做的外交努力尤其证明了这点。到目前为止，印尼在不参与对俄制裁的决策上表现出连贯性，并拒绝美国积极推行的对俄石油实施限价的想法。因为印尼认为，这样的举动并不真正有利于缓解国际紧张局势和保证能源安全。
泰国和柬埔寨均对制裁持谨慎态度。在2022年5月召开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柬埔寨首相洪森呼吁取消对俄所有制裁，因为其后果会反作用于那些推行制裁的国家，最重要的是会殃及那些与俄乌冲突没有任何关系的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在疫情后刚开始恢复元气。
如果从更广阔的背景下加以分析，今年其实是对亚洲多边主义稳固性的考验。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亚洲国家能否不是在口头上而是于行动中捍卫自己管理地区乃至部分全球进程的权利，这一问题变得无法回避。在西方学界围绕多边机制能否将一些所谓的“离经叛道”国家融入“建立于规则之上的国际秩序”的问题展开广泛辩论的当下，这一话题引发了特别反响。在这场辩论中，将各多边组织分为“秩序”框架之内和之外的做法非常引人注目。后一种主要是由俄罗斯和中国牵头组建的多边机制（比如上合组织），其他一些非西方组织也很快会被列入该范畴。
多边机制承受压力
在美国眼中，亚洲的多边机制尤其是以东盟为中心的组织作用有限，这一点从它开始打造类似“四方安全对话+”（QUAD+）模式和澳英美联盟（AUKUS）等机制中便能窥见一斑。这一想法的逻辑在于，东盟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都被西方国家视为应保证中国只是地区大国但未能完成任务的组织。相应地，美国认为，对于像东盟这样的机制，需要用更“高效”的组织加以补充和完善。正是出于这一想法，美国的外交及国防部门人士才多次提到，小型的延伸性组织能够对东盟形成有益补充，夯实地区安全，而非与之背道而驰。
2022年出现了从内部“破坏”以东盟为中心的机制的首次尝试。7月，以乌克兰冲突和缅甸局势为借口，澳大利亚、美国和新西兰抵制了由缅甸和俄罗斯主持召开的东盟国防部长和对话伙伴国反恐工作组会议。目前，暂未出现大规模抵制有俄罗斯出席的G20、亚太经合组织、东盟等更大规模活动的情况。然而，已经发生的零星事件，显然意在质疑俄罗斯为以东盟为中心的机构的活动作出重大贡献的能力，以及东盟有效应对新挑战的能力。
俄罗斯希望亚洲的多边主义最终能够经受住对其稳固性的测试。首先，在跟包括联合国体系内大量多边组织开展工作的难度显著加剧的情况下，亚洲地区各平台作为上合组织、金砖国家机制的补充，正在成为俄外交活动的主要多边舞台；其次，虽然这些机制存在众多繁文缛节，有时还不善变通，但正是它们作出了政治和经济制度迥异的国家彼此调和国家利益的表率。这样的宝贵经验是西方国家尚不具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