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教授田轩北京时间10月10日，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正式授予本·伯南克（Ben S. Bernanke）、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W. Diamond）、菲利普·迪布维格（Philip H. Dybvig）3名美国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对银行和金融危机的研究。
诺贝尔奖委员会表示，三位获奖者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改善社会应对金融危机的方式，提高了我们对于银行在经济危机期间所扮演角色的认知。他们的研究阐述了银行出现的原因、如何降低银行体系在危机中的脆弱程度，以及若银行体系崩溃将加剧金融危机的后果。他们的研究对于金融市场监管和金融危机的应对都具有巨大的贡献。
伯南克，前美联储主席，自2002年进入美联储成为理事至2014年以美联储主席的身份离任，伯南克也经历了最真实的经济环境的起伏和政策影响。而回顾他的职业生涯，却是与学术研究密不可分的，他的研究对真实的经济实践也具备理论指导性意义。
伯南克，主要聚焦于宏观经济领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伯南克就一直致力于经济萧条与货币政策的研究工作，此后数年里一直在探索经济萧条的根本原因，应对经济冲击的货币政策手段以及金融环境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在货币主义学派的主要观点的基础上，他对于经济萧条的根本原因给出了突破性解释，深刻揭示了经济萧条中金融因素起到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充分揭示了经济萧条的本质之后，伯南克又提出了“金融加速器”的理念，并对现实中的金融市场环境进行了剖析，提出金融市场的不完美性在经济萧条期会进一步恶化外部冲击效应，并使得经济衰退周期延长，银行的挤兑便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基于理论研究，他后来与合作者在一篇展望格林斯潘之后美联储政策的评论文章中，提出需要设定通货膨胀的量化控制指标，对于货币政策的执行者也非常具有指导意义。
戴蒙德和迪布维格两位学者主要聚焦于金融中介（主要是银行体系）的研究。我在美国学习和工作期间与两位学者曾经有一些接触和交流，戴蒙德是一位非常绅士的学者，性格沉稳、十分具有风度。虽然成名已久，但还十分活跃，经常在各种学术会议上看到他的身影。有一个关于他流传很久的未经证实的段子，是他早期的文章投稿从来没有被拒稿过，这对于经常被拒稿率高达95%的国际顶级经济学和金融学期刊“折磨”的科研人员来说，简直不可思议。迪布维格则非常个性，颇有老顽童的气质。他是一位资深音乐爱好者，会组织自己的乐队。他近十几年和国内学术界交流非常多，疫情前每年暑假都会在中国度过。我每次看到他都是身着一身唐装，留着辫子。他喜欢秀中文，虽然有的时候不太容易听明白他的意思。这一切当然和他娶了一位华人太太相关。两位性格和风格迥异的学者在学术上却碰撞出了非常奇妙的火花。
戴蒙德和迪布维格两位学者最为著名的便是共同创造了经典的银行挤兑模型（D-D模型）。在1983年发表在国际顶级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PE)的一篇论文中，他们的银行挤兑模型将存款人划分为三种类型，通过储蓄、消费、投资等行为与银行建立起了一种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契约关系。但是在面对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突发外部冲击，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现金提取行为，此时作为金融中介的银行体系面临着巨大的挤兑风险。若不加以干预，银行体系崩溃可能会加剧风险的传递，从而带来巨大的金融海啸。而为应对这一风险，戴蒙德和迪布维格提出，银行需以信用中介的形式存在，建立科学的信用评估机制，保证银行信贷的质量。同时国家可建立银行存款保险制度，以政府发起的形式充当银行体系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同时也为储蓄者提供信心和最后的保障。故此，恰恰是因为存款保险的存在，其反而永远都不会被使用。实际经验也表明，在美国、欧洲等国建立的银行存款保险制度，在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确实起到避免银行挤兑导致银行破产以及平抑金融风险的作用。他们的这个模型非常简洁、干净和优雅，没有炫技式的数学和故作高深的推理，却有着非常直观的经济学直觉和深刻的经济学洞见。
三位学者在上世纪80年代的研究为后续学者现代银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在我们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提供了科学的实践依据，在全球经济进入衰退期的背景下，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他们确实是实至名归。
编辑陈莉校对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