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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闻当年著名画家杨之光为了实践中国画也能表现出极强的写实表现力，他耗费大量时间精力用水墨材料临摹了列宾油画《萨布罗什人给苏丹王的信》。果不其然，其作品面世之后，引起了广泛关注，实践证明，他的观点不但是对的，而且再次证实“临摹”这学习方法，对绘画有极大的帮助。
重“写生”与重“临摹”，是近现代绘画史上的又一对矛盾。自康有为、陈独秀对国画的临摹因袭问题发起攻击以来，对国画临摹的批评充斥着整个画坛，写实思潮更直接导致了20世纪初的中国画坛对中国画的临摹问题的讨论。清代画坛领袖“四王”的地位颇高，堪称画坛精神领袖。“四王”作画，重视笔墨趣味的经营，忽略对自然山水结构、形态的观察，往往喜言仿元人××笔意，临前人××笔墨之类的话。后辈学者更加强化了这种临、仿、摹、抚的功用，造成画坛丧失创造活力，因袭成风。由此，不少人便将中国近代绘画的不振归咎于“临摹”。
随着学院教育进一步的探索，对传统的学习有了重新思考。更重要的是，速写、写生、默写、摹写被作为一个系统得到了岭南画派名家们的再一次重视，并统称“四写”，强化于中国画教学的特色之中。
南朝谢赫在“六法论”里提到“传移模写”应该是最早有关强调“临摹”重要性的论述，并由此延续千百年。这一期，我们走访名家，再了解传移模写的意义，一同温故知新。（收藏周刊编辑部）
■统筹：李世云 ■采编：潘玮倩 梁志钦 邱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