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后特朗普时代，民主党能解决性别平等问题吗？丨美国向何处去⑨
当地时间2021年3月2日，美国纽约，民众上街抗议近日深陷丑闻的州长科莫。来源：视觉中国
文丨马丽（女性研究社会学家）
“西方有史以来，女人在公共话语的舞台上都是一个沉默的群体，所以，她们对这些事情的观点以及她们在教化过程中的角色，要么被视为是想当然，要么与男性所从事的具有公共性和政治性的活动相比，在重要性和荣誉方面都被放在了次要位置。女性的声音被消除掉了，部分原因在于：是什么界定了她们，以及她们不可避免地和什么相联系——性欲、生育、人体（不洁和禁忌的化身，依赖、无助和脆弱的形象），而这些都从政治话语中被抹掉了。”
在美国已故著名的女性政治思想家爱尔斯坦（Jean Elshtain）《公共的男人，私人的女人：社会和政治思想中的女性》（中文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她如此感叹女性数千年在西方社会公共领域的缺失。在爱尔斯坦看来，这是因为西方社会的社会-政治机制把关于女性的事务都尝试排除在公共领域，防止唤醒女性自己的权力。
芭比娃娃式的女性公共人物
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被广为诟病的问题之一，就是以右翼的白人至上主义为基础在公共领域构建出的身体政治：一方面，特朗普和追随者不断强化要保护传统的美国白人家庭的价值观，只要是他所选出的，不论是女性大法官，还是白宫发言人，甚至包括伊万卡的人设，都必须是形象完美的公共模范，是美好家庭中的贤妻良母，既能照顾家庭，同时也能够优雅地出现在公共政治领域。白宫的女发言人似乎都是这样一个流水线的模版——白人、金发、迷人似乎还充满智慧。
事实上，即便作为白宫的发言人，这些女性仍旧没有自己的声音，而成为展现特朗普私人品味的政治符号。很多媒体一针见血地嘲讽那些围绕在特朗普、言必称特朗普的发言人们，是他的父权制阴影下的芭比娃娃。
除此之外，特朗普还在各种公开场合发表针对女性的粗鄙言论和人身攻击。
如果共和党无法给予，甚至阻碍着女性享有社会平等的权利，那么民主党是否就能解决美国女性的平等权利等问题呢？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成功当选，其竞选伙伴哈里斯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少数族裔、女性副总统后，关注女性平等的人们似乎重新燃起了希望：更强调多元、平等权利的民主党人当政下，女性是否不再作为共和党常常塑造出的白人父权制下的模范，而是真正能够在公共领域扮演自身的角色？然而，在最近一些公共事件中，身体政治对于女性而言仍旧以另外的形式出现。换而言之，在公共领域中，女性很容易成为党派-身体政治的牺牲品。最近两周的科莫性骚扰丑闻，就是一个例证。
民主党新星的台上台下
纽约州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在处理2020年新冠疫情时，曾因敢与特朗普“隔空喊话”对着干，成为很多美国民众眼中的政界明星。媒体大赞美国政客中还有这样一位不官僚、“直言不讳”（a straight shooter）的人，甚至一度追着他问，会不会有一天竞选总统之席。他主持的纽约州政府每日新闻发布会，是很多对共和党抗疫政策失望愤怒的美国民众所必看的。在他们看来，科莫是一个有公信力、有良知的人。
但最近，科莫的公共形象一落千丈，先是媒体曝光纽约州虚报了养老院感染新冠的人数，然后陆续有三位女性公开对科莫提出性骚扰指控。从政界新星到丑闻主人公，科莫只花了一年时间。尽管很多偏向民主党的媒体（如科莫弟弟任职 的CNN），在一开始的几天，给人感觉并不想多报道科莫的性骚扰要闻，但他的丑闻仍迅速将“反性骚扰” 再次推上热搜。科莫此时的声誉，甚至变得与那位被26名女性指控性侵的前总统特朗普差不多。
这过程中，科莫从一开始的坚定否认，到声称是自己的行为带来的误会（并无道歉），演变到在越来越多女性站出来时，招架不住，不得不于3月3日开新闻发布会，但仍坚持自己“并没有不合宜的身体接触”。这一幕像极了2017年和2018年中多位美国名人的反应。而《纽约时报》甚至发布了一张科莫正在公开抚摸某年轻女性、这位女性露出尴尬表情的照片。
同一时期，卸任的特朗普还要面对数项性侵的调查，以及他对女作家、记者E.简-卡罗尔（E. Jean Carroll）提出性侵指控后的毁谤罪法庭审判。2月底，在法庭开庭之际，卡罗尔对媒体说，“我一直为这一个时刻活着，就是要走进法庭，坐在特朗普对面的座位上。我每天都在想那一刻。”卡罗尔还保留了被特朗普性侵时的衣服，上面有他的体液。在特朗普报税表被法庭拿到的那一天，卡罗尔发推特说：“曼哈顿律师手上有特朗普的税表，玛丽特朗普手上有她祖父的遗嘱，我有那件衣服。特朗普基本上死定了。”
三年前，正值好莱坞电影大亨温斯坦性侵事件陆续被揭露出来，成为了美国反性骚扰运动的高潮。讽刺的是安德鲁·科莫自己甚至曾公开支持女性发声，他说，“我希望终有一天，对于我三个女儿来说，这个世界可以变得更安全、更美好。”可见科莫和纽约市前市长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一样，也是一个善于利用媒体来塑造政治“人设”的行家。如擅长报道性侵主题的《波士顿邮报》所言，“在一长队滥用权力的男人中，科莫只不过是他们中的一个。”
政党政治为反性骚扰带来“双重标准”
《国家公共电台》NPR一篇社论题为《为什么像科莫这样有权力的男人，并未从反性骚扰运动中学会任何功课？》。每次涉及公共人物性侵或性骚扰的事件发生，人们都会看到几个反应：有人谴责，有人为他辩护，然后有第三方调查介入。两党政治又给这一丑闻旋涡增添了更多扭曲：身处后特朗普时代、支持民主党执政的大多数美国人，要怎样看待或回应一位民主党政客的性骚扰丑闻？这又成了检验人们的道德水准是否被政党立场左右的一个命题。
人们是否使用双重标准，也反应了一个社会中，女性平等运动本身的价值观，是否真的可以无障碍地深入人心。美国媒体《沙龙》认为，科莫的丑闻揭示了美国社会女性权利和反性骚扰运动的局限性，而且“很多民主党人自己已经无心遵守一套共和党不在乎的道德标准。”科莫性骚扰事件对美国社会的重要性在于，就在民主党仅凭“灾难时机”在选举中胜出（是大多数美国民众在百年未遇的大瘟疫、对共和党绝望之际作出的选择）、新总统上任两个月之际，让很多人对当下执政党公信力再次产生怀疑。《AXIOS》媒体指出，“现在到了看民主党会不会在反性骚扰问题上言行一致的时候了。”要知道，副总统哈里斯还曾是卡瓦诺性侵听证会时的一位质询检察官，而且她因那一次的表现收获了很多民主党进步派以及女权主义人士的支持。
《纽约时报》一篇评论文章说，虽然共和党人士指责目前执政的拜登总统和美国第一位女副总统为何不针对科莫的性骚扰丑闻发表意见，但很多人可能忘了，拜登自己在竞选前被前助理塔拉·丽德（Tara Reade）指控性侵，最后也不了了之了。在男性占主导的政界，“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风气，仿佛更利于媒体把给此类丑闻的曝光率，让位于对其他国家紧急大事的报道。到最后，发生的女性（不管是指控卡瓦诺的福特博士，还是拜登的前助理丽德）都仍回到被媒体消费的弱者。在这种状况下，女性和种族肤色都成为了因为先天条件而可能遭受到不公正的因素。
在美国社会也存在一些这种有意和无意去抹杀社会平等的机制。在种族上，将一些种族比如亚裔，作为模范族裔，或者将单个成功的少数族裔人士作为代表，然后就可以作为比照让其他遭受不平等对待的族裔和个体不要发牢骚，是你私人的因素造成了现在状况，而不是其他原因。对于女性，也是如此，在很多情况下，社会规则和风气成为了让受害者学会接受这些、不要抱怨的熔炉。
在美国社会中女性所遭遇的不公，甚至让很多正在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女性受害者觉得自己被这样是理所当然，是应该遭到轻蔑和鄙视的人。女性政治思想家朱迪斯·施克莱（Judith Shklar）就曾直言不讳说到，“许多女性充分意识到了在常见的招聘规则和同工不同酬等做法中，存在针对女性群体的不正义，然而她们会否认——尽管存在与这一结论相反的证据——自己被不正义地对待过；”但是因为羞耻或者很多其他的原因，她们会自欺欺人地否认自己是受害者，“毕竟，没有什么比这更丢人的了。我们大多数人会选择对现实做不同的解读，而非承认自己就是不正义行为的无助对象。即便是自欺，也要比不得不承认自己被打败了要好。”（《不正义的多重面孔》上海人民出版社）。
女性权益在公共领域的重建
关于女性权利问题，2020年的美国社会给我们的警示是，当整个社会都祛道德化时，法律与已经因党派利益而分化的媒体，都很难挽回日渐犬儒的社会风气，何况美国还没有走出新冠疫情的险境。尽管如此，仍有一些民间机构在坚持推动具体的改良。就在科莫性骚扰丑闻被曝光的同一周，美国体操协会一名因性侵指控被调查的前教练约翰·葛德特（John Geddert）自杀了。此前有20多位女性站出来说曾在体操训练前后遭到葛德特的性虐待。密西根州官员在调查之后对他提出24项犯罪指控，甚至包括拐卖人口和多项性侵重罪。一位律师将葛德特与臭名昭著的体操医生拉里·纳萨尔（Larry Nassar）相比，后者曾因156名女性的指控，获刑175年。
葛德特的畏罪自杀，对于众多女性受害者来说，意味着她们期盼已久的法律公正，不得不流产了。她们希望的是自己曾受到的伤害和羞辱，可以得到公正的审判，而不是因施害者的死，而被人们遗忘，甚至被忽略不计。反性侵人士、律师瑞秋·德荷兰（Rachel Dehollander），也就是最早实名举报纳萨尔的女性，听闻葛德特自杀的消息，发了一条推文声援其他受害于葛德特的女性：“每个人对此都感到很悲痛。对于受害者，我要说的是：你的声音，我们听见了，我们相信，也继续与你们站在一起。谢谢你们讲出真相。你们所做的不是徒劳的。”
我们再次回到最早的那个问题，民主党能够解决美国女性的平等权利和其他它所承诺的社会问题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美国和人类历史多次给我们的教训就是，一旦人们将社会问题寄托于党派政治的解决，除了会将它变成政治符号，将个体的人作为公共展览的模特之外，只能更会激化已经存在的矛盾。即便是女性平等权利的倡导者们也不得不陷入这样的困境中，因此，女性不仅要有勇气发出自己的声音，与此同时，如何塑造一个社会的民情，如何承担自身在公共和私人领域中独立、平等、尊重、勇敢等等各样必要的品性，则是在发出声音后，需要进一步去走的路，尽管曲折且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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