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在教育公平上迈出更大步伐”……在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教育公平被多次提及。这一问题反映在高等教育领域，现象之一就是区域高等教育的“马太效应”，即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如何跨越“马太效应”陷阱，一直以来都是我国高等教育关注的焦点之一，也成为此次全国两会从政府高层到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克服马太效应的关键在于，各高校要找准自身定位、实现错位发展。”“国家应给予中西部地区国家级人才计划更多名额。”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多位代表委员给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他们希望能够借此解燃眉之急，谋长远之计。
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
“千校一面”是马太效应产生前提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优质资源整合和有效使用是高校发展的重大前提之一。一所高校的优质资源来自于学者、学生、学术、学科，资源有限必然会在一个地方做加法，在另一个地方做减法。
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告诉《中国科学报》，我国高校中，东西部高校甚至同一地区不同高校间已经出现了资源的不对称。这也使上述四个要素发生了非均等的移动，大量不恰当、不合理的偏态移动产生了“马太效应”——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熊思东指出，这种现象会产生正负两个效果——优质资源的集聚会产生资源的放大效应、倍增效应，使得一些高水平大学在办学过程中人才辈出。但如果忘记了初心，在高速发展中出现膨胀、懈怠的情况，而不是深化改革、加强创新，它的衰退也必然是迅速的。
如何避免区域高等教育落入“马太效应”陷阱？
在熊思东看来，首先要明确每个区域都有发展的权利，都应该获得发展的机会。
其次，要明确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教育资源的不合理分布会产生怎样的问题？过去我们认为，高等教育对区域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是渐变式的，有一定的滞后性，但随着科技的发展，科技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快。高等教育的发展状态和水平已显著影响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所以，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就不仅仅是教育问题了，而是不同区域经济社会不协调的问题。
第三，要明确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在于促进区域的教育资源或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并不是说要大家“排排坐，分果果”，搞平均主义。克服“马太效应”的关键在于各高校要找准自身定位、实现错位发展。“千校一面”是“马太效应”产生的前提，高校无区别地追求统一资源是“马太效应”产生的现实条件。而事实上，不同定位和特色的高校所需要的学者、学生，所营造的学术、学科平台是不一样的，唯有错位方能凸显自身价值。
从某个方面来看，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又与经济实体发展很相近，都有初级、中级、高级阶段。然而，目前三者混合在一起，既有进入高级阶段的高水平大学，也有起步不久的高校，粗暴地加以整合于它们的发展不利。特别是处于初级、中级阶段的高校，更要避免与进入高级阶段的高校同“跑道”竞争的“马太效应”。
全国人大代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吴普特：
“双向发力”缩小东西部高教差距
高等教育领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表现在中西部和东部的区域差距上。不管是 “双一流”高校分布还是高校学科建设水平和人才流动，都趋向于东部区域，使得区域高等教育办学水平差距越来越大，从而加剧了“马太效应”。
在全国人大代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吴普特看来，促进区域内高校协调发展，关键要加强合作，实现“共赢发展”。区域内高校都承担着支撑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职责，有着相近的目标定位和实现互补发展的良好基础，关键是要找到合作的结合点和切入点。
他补充道，一定要摒弃“相互竞争”，杜绝“互挖人才”，积极搭建高校间人才合作的平台；要携手攻克区域发展中的难题，共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要通过联合申请重大科技项目，集聚优势，共同助力国家战略实施等，最终实现区域高等教育协调发展。
“缩小中西部和东部区域高教差距，既不能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依靠投资推动办学的路子，也不能完全依靠自身积累缓慢发展，而是要坚持自身特色发展和国家政策支持‘双向发力’。”吴普特说，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国家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给予中西部高等教育更多倾斜性政策支持，特别是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支持。
具体而言，首先是解决办学经费投入问题。他指出，国家要加大对中西部高校的经费支持力度，建立多部委与地方政府协力促进高校可持续发展的常态机制，汇集各类资源形成合力。国家在中西部布局建设大学，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助力解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中西部高校也要找准与国家区域战略需求的契合点，做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
其次是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制约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瓶颈是人才短缺，核心原因是引进和稳定人才困难，根本原因仍是区位问题。考虑到中西部人才所在地方和单位难以或较少能提供配套支持等因素，国家应给予中西部地区国家级人才计划更多名额，为入选者提供比东部地区翻一番的政府资助。另外，还要切实解决住房、子女教育等切身利益问题。高校要坚持做到按需引进、精准引进，用有限资源引进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最为急需的人才。
第三是支持中西部高校国际化办学。要加大力度支持中西部高校发挥地缘优势，投身“一带一路”建设，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相关机构开展多领域合作，在实践中提升办学水平和国际影响力。
最后是建立科学有效的评价机制。中西部地区建设高水平大学更需突出高校的办学定位和优势特色。评价机制要充分体现中国特色，把服务国家战略、解决区域发展问题作为评价的基本原则和支持导向。要破除“五唯”，不能急功近利，注重对发展度和成长性的评价，引导高校内涵发展、特色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西安工程大学校长高岭：
高教均衡发展需政校企观念到位
对于国内不同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平衡，甚至出现 “马太效应”，全国人大代表、西安工程大学校长高岭直言，这种现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毕竟一个地区的资源条件越好，就越能吸引优秀人才，也就越能产生成果，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常的。”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他表示在这种大环境下，我们需要正确引导不同区域高校发挥自身特长，努力缩小彼此间的整体差距。
在高岭看来，目前之所以出现区域间高校发展的不均衡，除了资源条件的彼此差异之外，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从全国范围看，我国东部和南部地区高校与社会的结合程度要更加紧密，对国家政策的理解和把握更加到位，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认知也更加清晰。”高岭说，这就使得上述地区高校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与国家战略、当地经济建设以及行业发展都产生了更高的结合度。
相较之下，中西部地区高校观念更新要慢一些，融入社会程度也略显不足。“这导致中西部高校在推动自身发展过程中，自主创造条件、自主开发环境、自身提高发展的能力也相对更弱，这是目前客观存在的现象。”高岭说。
受访时，高岭谈到他所在的西安工程大学近年来在浙江、广东等地相继建立了多所研究机构。在这一过程中，他明显感受到了当地政府和企业对他们的重视——除了优厚的硬件条件外，在当地，学校的科研成果和企业需求可以很顺利地对接，企业也能将他们遇到的问题迅速反馈给校方。
“这使得我们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可以更好地做到有的放矢。”高岭说，通过这种方式也可以有效提升学校创新人才培养的能力，以及科研服务社会的水平。
针对不同区域的高教发展，高岭坦言，当前国家已根据各区域的资源优势和自然条件禀赋，设定了有针对性的整体发展规划和战略。如果能深入融合到当地的发展战略当中，东西部的每个高校其实都是有希望的。
“依然以西部高校为例。”高岭说，就在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在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工作中，西部高校该怎么做？西部企业应该提供怎样的条件？西部地方政府又该怎样发挥“穿针引线”的支持促进作用？在贯彻落实国家战略的同时，如何实现企业与高校发展的“双赢”？这些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当然，这是一个需要逐渐改进的过程，我们不必急于一时，但一定要踏实前行。”高岭说。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钱锋：
布局调整本质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在我看来，区域高等教育布局调整的本质也是一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钱锋坦言，这也就决定了我国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与区域本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需求相匹配。
“这并不难理解。”钱锋表示，因为在高校与地方的彼此关系中，作为人才供给方的高校，其人才培养的层次和规模必须参照地方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需求，否则就会出现人才浪费的现象。从这个角度说，造成当前我国不同地区高等教育发展不均衡，甚至出现“马太效应”的根本性因素，还在于国内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本身的不平衡。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实现区域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根本出路在于不同区域间以及区域内部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当然，这一问题并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未来也还有较长的路要走。那么，现阶段是否就“无计可施”了呢？
“所谓‘短期靠输血，长期靠造血’。在现阶段，纠正区域间高等教育发展的某些不平衡现象，依然离不开政策的宏观调控。”钱锋表示，近年来，我国在国家层面已经颁布了多项政策，如通过一些人才专项计划，鼓励优秀人才流向高等教育欠发达地区，助力这些区域的人才培养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升，这在短期内是有效且必要的。否则，完全靠市场调配人才的区域流动，很容易造成优秀人才在经济发达地区的过分集中，在造成高等教育资源不均衡分配的同时，也影响人才自身能力的发挥。
同时，钱锋也特别提醒，高校应积极对接地方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根据地方发展的诉求，积极调整自身的学科布局和特色，争取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特，人特我优”，一方面树立学校本身的学科特色，同时培养出当地发展急需的优秀人才，而这也是所谓“长期靠造血”的重要内涵。
“总之，面对现阶段国内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现状，我们需要保持一定的耐心，同时将高等教育与地方经济发展进行深度匹配，并在这一过程中寻找高校自身学科及人才培养特色，最终实现高校以及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双赢’。”钱锋说。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教授贺云翱：
鼓励优质资源跨区域“破界”流动
作为文化研究者和高等教育专家，在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贺云翱眼中，我国的区域高等教育体系大致可以分为大首都（包括京津冀、内蒙古、山西）、东北、大西北、黄河中下游、长江上游、长江中游、长三角、岭南及福建、西南、港澳台等区域。“这些区域高等教育体系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就是‘马太效应’产生的基础。”
在他看来，区域高等教育体系发展不平衡存在三个基本事实——从历史上看，从宋朝至明清，状元多半出自东南区域；在现实中，中小学基础教育同样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世界范围内，美国、英国、日本等国也普遍存在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尽管基本事实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发展不平衡背后的原因。
贺云翱指出，不平衡的背后隐藏的是教育投入不足的现状。不管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需要大量投入才能改变发展不均衡的局面。2012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为4.04%，首次实现超过4%的目标，目前这一比例已连续保持8年。全球教育开支占GDP比重均值为4.487%，在世界有可比数据的190个国家和地区中，4.04%这一数字仅居第110位。
在今年的两会提案中，贺云翱建议将财政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提升至5%~6%，其中相当一部分经费要投入到落后地区。
“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区域高等教育体系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我认为，恰恰要打破这种以区域为单位的高等教育体系，鼓励我国的优质高教资源在全国流动。”在贺云翱看来，这种流动的方式有多种。
第一种是跨院校协作。教育部可以开出“清单”，让东部高校对口支援西部高校，鼓励相关高校自行结对子。
第二种是跨学科协作。东部高校优势学科支持西部高校相关学科。相比较跨院校协作，跨学科协作的操作难度更低。
第三种是组建学联体。这里说的学联体并不是强强联合，而是高中低三种发展程度的高校组建的联合体，在联合体内实现优势互补，如学科相互支撑、优质课程分享等。
贺云翱进一步指出，要顺利实现上述流动，在机制上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其中一个关键是改变考核方式——把“小农经济”的考核方式变成“合作共同体”的考核方式。譬如，将跨校、跨学科协作作为一项考核指标，成绩突出者予以肯定。通过联合攻关、合作共享的方式，打破区域以及单位所有制带来的内卷化考核机制，共同推动科技创新、高等教育的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合肥工业大学教授杨善林：
西部高校应多引入基础研究人才
“当前，我国不同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该现象也反映在了高等教育领域。”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合肥工业大学教授杨善林表示，我国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诉求，必然要求当地高等教育跟得上“形势”，并能够培养出当地最需要的优质人才。“但要达到这一目的，不论是政府还是高校本身都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
杨善林表示，当前我国各区域发展已经形成了相对清晰完整的规划，当地高校首先要做的便是将其未来规划与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并在其中寻找到自身的价值和定位。“比如，鉴于目前我国对于基础科学研究的巨大支持，西部高校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特点，重点引入一批能够扎根西部、专心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人才，进而为西部的特色发展创造一个基本条件。”
在此基础上，区域内高校之间也应做到相互抱团发展、协调发展。特别是在某些高等教育资源并不均衡的地区，区域内高水平大学应该发挥“领头雁”的作用，带动周边普通地方高校共同发展。
在政府层面，杨善林认为首先应做的是调整当前高校的评价方式和管理方式，针对不同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决定其评价重点应放在前沿科研领域，还是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出的实际贡献上，而不是所有高校同一个标准、同一个“模子”。
“应该说，当下我们对于高校的一些评价标准，不仅对中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不利，对东部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也是有伤害的。”杨善林告诉《中国科学报》，这种不当的评价方式很容易造成“千校一面”的现象，阻碍地区高等教育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结合。
相对于评估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杨善林更希望教育主管部门能够更多地通过典型案例的形式，引导高校良性发展。“这个问题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进行调整。”
在受访的最后，杨善林还告诉记者，对于某些发展相对落后的高校，还要尽可能地多做一些投入。“高校发展最重要的前提是要有优秀人才，但如果这些高校缺乏足够的资金，不能为这些人才创造必要的条件，就很难实现留住人、用好人的目的。”
（本版内容由本报记者陈彬、温才妃采访整理郭刚制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