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早筛巨头初现，产品迭代迅速，寻找数据时代的优势产品策略

原标题：肿瘤早筛巨头初现，产品迭代迅速，寻找数据时代的优势产品策略

核心观点

从恶性肿瘤的生长轨迹看，肿瘤早筛确实有望改变生命的轨迹

策略为王的时期，肿瘤早筛只有优势策略，没有绝对优势产品

基于标志物、技术平台的经济性和基于队列数据的功能性定义了策略

多组学、低通量形成肿瘤早筛技术新趋势，产品端数据为王

中心化商业模式穿透力不足，直接2C或成终局猜想

1 第一篇 概述与总论

一、改变轨迹，肿瘤早筛承载千亿市场

肿瘤早筛，是指针对表面健康、尚未出现明显异常症状的目标人群，进行早期癌症和癌前病变的筛查。与辅助诊断、伴随诊断等常见的基因检测应用场景以肿瘤临床评价、诊断或者分级为目标不同，绝大多数肿瘤早筛检测结果为阴性。也就是说，适当的肿瘤早筛，是实现早诊早治的基础，将有助于患者减轻痛苦、改善预后，甚至提高治愈率。

因此，有观点认为，肿瘤早筛是真正能够改变生命轨迹的事情。

通常，恶性肿瘤从超早期阶段的分子癌变到中晚期阶段的组织癌变，历时超过10年。在这期间，恶性肿瘤从单个细胞生长到近百克的癌变组织，伴随肿瘤形态加速膨胀，和时间跨度持续压缩，会经过三个裂变阶段。如果能够在长达10年的最佳预防时期，和长达3年的最佳治疗时期介入，无疑会极大提高肿瘤全流程的诊疗效率。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发布的2020年全球最新癌症负担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新发癌症病例1929万例，其中中国新发癌症病例数为457万人，占全球发病人数的23.7%；2020年，全球癌症死亡病例数为996万例，其中中国癌症死亡人数300万，占全球癌症死亡总人数的30%。另据CA Cancer J Clin发布的最新数据，2020年中国人的死亡原因排名中，恶性肿瘤已经跃居第一。

理想状态下，肿瘤早筛的应用场景包括医疗机构及第三方医学检验所开展院内检测服务、直接触达肿瘤高危人群做健康检查和普通消费者的居家便捷检测。现阶段，肿瘤早筛产品尚处于商业化早期，仍以面向院内患者和院外高危人群为主。

从院内、健康检查到居家，肿瘤早筛所能覆盖的人群数量呈现金字塔形态分布，由上至下逐渐放量。这背后，有两个关键点值得关注。

第一，从供给端讲，在我国，以公立医疗机构为主的医疗体系，难以承担人们全部的医疗健康需求，部分操作难度低、实施风险小的医疗项目，应当有序外溢，肿瘤早筛就在其中。

第二，从需求端讲，相对于已经发生症状的患病人群，更大体量的貌似健康人群定期排除患病可能性对应了更大的有效需求量。随着人们前置健康管理的意识不断增强，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下，这部分需求的变现活跃度很高。如果以每年恶性肿瘤新发约450万例计算，每年存在肿瘤早筛需求的人群数量将十倍于此。

二、推陈出新，肿瘤早筛凝聚创新活力

通常所指，肿瘤早筛采用的方法主要包括传统检测和液体活检两类。其中，传统检测方式主要有肿瘤标志物检测、医学影像学检查、内镜检查等。液体活检是与组织活检相对应的概念，是伴随精准医疗领域大量新技术出现演化而来的更具性价比的肿瘤早筛解决方案。液体活检以非固态生物组织为标本进行取样，并分析肿瘤相关分析物，例如循环肿瘤细胞、循环肿瘤DNA等。近年来，如何有效地转化相关科研成果，弥补疾病预防、筛查、治疗缺口，是整个精准医疗行业探讨的重点。

传统检验VS液体活检

传统检验方式在开展肿瘤早筛的过程中，存在许多不足。以结直肠癌为例，得到国际公认的肠癌临床筛查技术有三类，、便潜血、肠镜和基于分子检测的FIT-DNA检测技术。便隐血和指检无法检测早期腺瘤，常规体检的血液癌症检测指标（CEA）灵敏度低，无法检测早期肠癌变异信号，要求50岁以上人群全部做肠镜是不现实的。在2018年的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中，肠镜接受率仅为15.3%。无明显症状的高危人群依从性不够。需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筛查技术跟方案，提高CRC高危人群特异度和肠镜检出率。

在各种新型检测方法中，液体活检被认为是最有潜力的。

首先，液体活检的对象是血液、尿液或粪便等液体样品，取样简单，能够显著降低成本并减少患者的创伤和风险。其次，相比医学影像学和内镜检查每次只能检查特定位点的肿瘤病灶，液体活检更容易实现对多种肿瘤的同步覆盖。第三，液体活检操作简便、检测速度快，可以重复性获取样本进行高频率监测。

此外，恶性肿瘤是一种异质性疾病，液体活检可以反映出肿瘤的基因组全貌，在减小肿瘤异质性对诊断造成偏差的同时，也能及时地反应肿瘤发展的动态变化。在肿瘤早期（I期、II期）时应用肿瘤分子标记来检测肿瘤细胞基因组出现的突变、缺失、重排、甲基化、扩增和插入等特征，从而对肿瘤早期诊断、预后和治疗方法的选择提供指示。

肿瘤早筛VS辅助诊断

不过，液体活检肿瘤早筛解决方案也存在其问题。例如，功能定位不够清晰。由于大多数肿瘤早筛产品尚处于行业仍处于初级阶段，尚未形成清晰的产业图谱，很多行业人士也很难准确描述癌症早筛产品和肿瘤辅助诊断产品的区别，容易将二者混为一谈。

实际上，从上图可以看出，肿瘤早筛产品和辅助诊断产品差别显著，对比临床应用更为成熟的疾病诊断产品，这种差异会更加明显。

总之，对于肿瘤早筛产品而言，临床指导意义、确诊、干预手段三者缺一不可。

第一，有明确的临床指导意义，检测结果必须得到临床医生和专家的认可；

第二，有简便的确诊方法，可以清晰地告诉患者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可能做什么；

第三，有可行的临床干预手段，为患者快速提供治疗或者缓解方案。

好风凭借力

近年来，基于液体活检的肿瘤早筛这个潜力巨大的市场，一直是国内外基因检测科研和厂商布局的热点。国信证券研报引用数据显示，随着肿瘤检测应用和付费人群覆盖率的加速增长，全球NGS肿瘤市场将呈现27%的年均复合增长率，预计2035年将达到750亿美元。其中，肿瘤早筛是最大的一块，估计将以75%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增长，覆盖人群达到1.5亿人次。

2020~2021年国内肿瘤早筛融资及产业进展

上图简单统计了在2020年获得融资的液体活检肿瘤早筛企业的资本和产品进展。截至2021年3月末，曾在2020年完成至少一轮融资的相应企业，都已经完成了肿瘤早筛产品的技术模型构建与验证，并且实现了服务能力的商业化。这些企业中，超过半数已经进入B轮及以后的中晚期创业成长阶段，燃石医学、泛生子、诺辉健康相继上市；过半数开展了规模各异的前瞻性临床研究，但只有诺辉健康实现了产品的商业化。换言之，国内主流厂商的肿瘤早筛业务开始产生现金流，但规模化能力有限。在这个过程中，外部资本提供了关键的力量。

三、策略为王，肿瘤早筛剑指医疗健康

从过去到未来，实现肿瘤早筛，需要解决来自技术平台、合规策略和商业模式三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准确、稳定的检测平台是保证在多种场景下肿瘤早筛早诊高精准度的基础；另一方面，早筛早诊产品的成本过高会限制其在市场中对患者和临床医生的吸引力。

总体而言，肿瘤早筛呈现从“高通量、LDT、临床”向“低通量、IVD、大健康”发展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技术平台选择的改变将带来成本下降，合规策略选择的改变则实现毛利率的提高，商业模式是的更迭则带来了受众人群的极大扩张。现阶段，“高通量+LDT+临床”仍然是大多数肿瘤早筛厂商所处的发展阶段，从这个角度讲，国内大多数肿瘤早筛厂商尚处于早期的起步阶段。

整体上，肿瘤早筛的功能性与经济性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在特定的技术条件下，功能性与经济性之间的替代效应呈现递减趋势，并且存在一定的可能性边界，由此形成相应的优势产品曲线，如图“优势策略曲线S”。在优势策略曲线S限定的范围内，产品B与产品C是相对产品A更具策略优势的产品。在技术能力本身得以迭代前，对比产品B和产品C总能性能更优的产品并不存在。不过，一旦内外部技术能力得以提升，优势策略曲线沿着优势产品曲线从S移动到S’，行业将迎来产品功能性和经济性的大幅度提升，即产品D、产品E所代表的产品性能组合将成为主流。

由此可见，综合考虑技术能力提升需要经过漫长的突破和验证，这一点在临床技术方面更甚，加之国内布局肿瘤早筛业务的企业本身携带的是服务基因，而非工程基因，在当前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国内肿瘤早筛行业仍然策略为王，在特定技术条件下，只有优势策略，没有优势产品。

只有采用了优势策略的企业，才能在肿瘤早筛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取得先发优势和市场壁垒，如果执意专注优势产品，则可能囿于研发进展，而丢失关键的产品份额。

结合国内肿瘤早筛行业实践，我们也可以看到，能够在某个纬度形成优势的公司，都采用了相应的优势策略。

2 第二篇 肿瘤早筛的技术路径

一、标志物、技术平台锚定肿瘤早筛经济性

通常，各类基因测序技术的临床转化需要经过四个阶段。对于液体活检肿瘤早筛技术，亦然。

第一个阶段，搭建底层技术平台，这是对基因测序企业最基本但最核心的要求；第二个阶段，建立模型并进行回顾性试验，即用已知数据检验对模型的算法，这一步是为临床应用打下初步基础；第三阶段，进行前瞻性临床试验，即在真实世界里检验上一阶段的模型，在这个阶段，入组的患者越多，临床效果越真实；第四个阶段，产品的产业化落地。

肿瘤早筛产品开发的四个阶段

尽管从供需两旺、供需相接的角度理解肿瘤早筛还存在许多未解谜题，用技术视角切入会使问题简单许多。通过准确描述一款肿瘤早筛产品的生物标志物、技术平台和医学统计，基本可以对其功能性、经济性做出完整刻画。

通常，肿瘤早筛产品3大描述维度之间相互联动，而这种联动的强化或者削弱，会影响肿瘤早筛产品功能性和功能性之间的平衡。生物标志物类型越丰富、数量越多、检测难度越大，对技术平台的要求要求越高，对应的医学统计指标表现会更好，即功能性越强、经济性越弱；反之

一般来说，用于液体活检的肿瘤早筛生物标志物载体包括循环肿瘤细胞（CTCs）、循环肿瘤DNA（ctDNA）、外泌体和微小核糖核酸（miRNA）等4种。

当被用于肿瘤早筛时，4种载体各有其优劣。CTCs半衰期短，具有较强的实时反映能力，但丰度低，能被捕获的数量极少；cfDNA/ctDNA对不同的肿瘤组织具有较高代表性，有助于明确肿瘤基因分型，但缺少标准化检测流程，并且其在早期肿瘤患者血液中的丰度通常不及检测手段的下限；外泌体则数量丰富、稳定性好，但分离、分析灵敏度方面技术受限；miRNA在肺癌高风险人群中显示出良好的预测价值，但相关性研究尚有待加强。

总体而言，CTCs和ctDNA的研究较为成熟，ctDNA更具优势。CTCs检测的主要痛点在于捕获难度和识别难度较大。因为在转移性癌症患者的血液循环系统中，每 1x109个正常血细胞中只有一个CTC，而ctDNA在癌症早期检测的敏感性相对更高，也是目前市场上应用最为广泛的生物标志物载体类型。

变异方面，通常肿瘤生物标志物在DNA层面的变异表现主要包括甲基化、点突变、拷贝数变异等3种。

技术平台方面，甲基化的检测技术不断更新迭代，目前依据对样本 DNA 预处理方式的不同，可以将 ctDNA 甲基化的检测手段分为三大类：（1）基于限制性内切酶的预处理；（2）基于亲和富集的预处理；（3）基于亚硫酸氢盐的预处理。其中，基于亚硫酸盐的预处理来进行ctDNA甲基化的检测和分析的技术最为成熟，是当前的主流技术手段。不过，预处理方式方面也有创新。比如，吉因加采用了相比亚硫酸氢盐转化更加温和的甲基化转化策略，在保持高精度甲基化检测的同时能够检测基因组变异。

基于亚硫酸氢盐处理，发展出多种测定 ctDNA 甲基化的分析方法，如甲基化特异性 PCR、实时荧光 PCR、第二代测序（NGS）等。

此外，核酸质谱平台、快速FISH平台也被用于肿瘤早筛。

通常，衡量一项肿瘤早筛的优劣，会采用敏感性、特异性、诊断效率、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等医学统计指标。

NPV 越高，意味着受检查可以对阴性结果更加放心。仍以结直肠癌筛查为例，如果早筛产品的 NPV 越低，意味着假阴性比例过高，可能导致较多的结直肠癌患者因漏检而贻误治疗。例如，数据显示，常卫清 阴性预测值（NPV）达到99.6%，可实现最大程度避免“漏检”。临床上，看筛查和体检有相似的目的，最核心的功能帮助被检者排除健康风险，最大程度的保证阴性检测结果的可靠性，敦促阳性检测结果的被检者到医院就医。

PPV/NPV与敏感性、特异性和患病率均有关系。患病率越高，阳性预测值越高，说明在高危人群中进行检测比较有效，假阳性发生率较低，从而避免过度诊疗；患病率越低，阴性预测值越高，说明在平均风险人群中进行检测比较有效，假阴性发生率较低，从而避免漏检漏诊。

PPV受特异性影响也较大，在患病率相同的情况下提高特 异性比提高敏感性更有助于提高 PPV。

PPV、NPV、敏感性和特异性关系紧密且受到很多因素影响，在进行肿瘤早筛实验设计时，要尽量平衡三者之间的关系，寻找最佳平衡点，不可一味追求其中一项指标。监管部门及市场在评估产品性能时，也不会仅参照其中一项指标，而应该在了解癌种特 点和实验条件的情况下对三个指标进行综合评估来判断产品的价值。

二、多组学、低通量形成肿瘤早筛技术新趋势

具体到产品设计中，开发者首先需要找到生物标志物，选定靶点、确定位点，并选用相应的技术平台。大量研究已经证明，疾病的发生发展与多种因素有关，恶性肿瘤等复杂疾病涉及基因组、转录组、蛋白质组、微生物组和代谢组等多个不同层次和不同维度的病理过程。

如果只对单一组学的数据进行分析，会给靶点的筛选带来极大的局限性。要想实现复杂疾病精准医疗，有赖于多维度数据的积累，待多维度病患数据丰富后，对多组学数据进行多层次、多维度的综合分析，有助于研究者更加全面和系统地认识疾病的发生、发展，为疾病早筛、临床诊断乃至之后的药物研发和精准医疗提供更多可用和有效信息。

在此基础上，已经有国内团队结合微生物组学、代谢组学、基因组学等多维度的信息，综合考虑了遗传和环境因素，通过荟萃分析（meta-analysis）鉴定相对稳定的常见肠道疾病的疾病相关菌群，进一步考虑了细菌、真菌、古菌和病毒等不同微生物界别及它们之间的互作。例如，仁东医学开发的结直肠腺瘤早筛产品，就结合了细菌和真菌两大微生物界别。此外，为了获得更高的灵敏度和特异性，更高级的生物信息去噪算法也是各公司抢占的技术高峰。

此外，多组学正朝着“多组学+”方向更加深入地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拓宽。大数据和深度学习算法开始被用于肿瘤早筛，实现无创智能检测。例如，奇云诺德推出了多组学智能系统、精准健康管理智能AI系统、可视化报告管理系统、数据管理一体机等多款产品，对结直肠癌的检测特异性和敏感度预计可以达到95%以上。

3 第三篇 肿瘤早筛的合规策略

一、回顾性和前瞻性临床研究定位肿瘤早筛功能性

对于肿瘤早筛产品开发，庞大稳定的临床样本和坚实可靠的技术同样重要。上百个潜在的高甲基化位点都需要经过临床检验之后才能确保它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换言之，肿瘤早筛产品的注册需要经过严格的回顾性和前瞻性研究。

其中，回顾性研究是指在已知患病的样本或人群中进行技术验证，用于评估确诊人群中分期别、分癌种的检测敏感性以及无癌症人群的特异性，为前瞻性干预性研究做准备。

肿瘤靶点繁多，选择哪一个稳定可靠的生物标志物作为鉴别肿瘤细胞和正常细胞的标准，需要依赖大量的临床实验数据研究得到。如前所述，肿瘤的复杂性使得依靠单一分子标志物进行早期筛查可能性很低。而多类别分子标志物的筛选也很有挑战，不仅需要从种类众多的标志物中找到合适的，还需要建立各种可靠的低频探测技术。这就需要组建科研攻关队伍和企业管理队伍，建立与多个国内标杆医院的合作关系，积累临床病人样本，创建生物标志物相关性文库，确定早诊早筛分子标志物和检测方法，并推进十万级净化实验室落地。

毫无疑问，科学的肿瘤早筛产品开发需要建立在相对确定和稳固的技术条件上，前期技术体系的建立对于大规模前瞻队列的实施非常重要，有利于后期对于临床数据的分析更加深化。

二、抢先布局，推进大队列前瞻性试验是主流策略

在国内，肿瘤早筛厂商纷纷抢滩布局大队列前瞻性临床试验。其中，和瑞基因开展的PreCar和诺辉健康开展的Clear-C最具代表性，分别代表了以随访为指征，和以金标准为指征的大队列前瞻性临床试验的典型特征。

三、高投入、高风险，前瞻性研究3大关键点

尽管企业纷纷抢滩，大队列前瞻性临床试验仍是意见高投入、高风险的的工作

第一，选择与临床需求相适应的场景。由于前瞻性临床研究主要为后续肿瘤早筛产品的临床应用提供证据，临床试验和临床应用的准确映射是前瞻性试验，甚至产品本身成败的关键。不过，由于临床真实场景存在高度复杂性，构建相似的虚拟场景，可能出现意料之外的可困难。这期间，开发者需要尝试各种方式，高效迎战这些困难。

第二，精准确定入组人群标准。究其根本，前瞻性临床研究是一件结果导向型工作，只有真实数据与临床试验标准契合，才能触达临床试验的终点。换言之，如果潜在入组人群本身只具备输出达标数据的微小可能性，前瞻性临床研究的风险性就会被推高。以阳性预测值指标为例，如果开展前瞻性临床研究所选择的人群中，该种恶性肿瘤发病率极低，相应的临床试验终点就极难触达。

第三，投入足够的临床试验管理能力。通常，肿瘤早筛项目的前瞻性临床研究相比传统临床试验，入组的人群规模会大很多。如果对于这些大规模人群，不难建立高效的全流程管理体系，则前瞻性临床研究成功可能性极低。

4 第四篇 肿瘤早筛的商业模式

一、从实验室到终端，肿瘤早筛缺最后一公里

尽管很容易被人们忽略，对于国内的肿瘤早筛产品，产品和市场从来都不是割裂的。早在2016年，诺辉健康就曾尝试打造从线上到线下的肿瘤早筛服务闭环。

2016年2月，诺辉健康与百度医生、泰康在线、众安保险、爱康国宾、微医、北京协和医院等多家行业巨头和知名医院跨界合作，通过互联网与保险、移动医疗、和医院体检产业联动，构建癌症早诊与预防的全景地图。

几乎从那时起，肿瘤早筛从终端应用场景，经由商业网络，将样本送到医学实验室的格局就不曾改变。

唯一发生变化的是，终端场景更加多元，越来越多的肿瘤早筛产品走进院内，更多产品甚至直接从院内走出；商业网络更加丰富，药企、零售药店等纷纷加入进来；样本类型也更加多样，随着技术平台端的持续优化，现有的各种医学检测平台，悉数都可以被用于肿瘤早筛。

不过，即便到今天，肿瘤早筛的最后一公里从未真正打通。对于多数潜在用户而言，没有足够丰富的肿瘤早筛供选择，并且更多的潜在用户尚未被调动起来。

二、借力B端网络，中心化模式穿透力显不足

目前，肿瘤早筛服务或者产品在商业化的过程中，主要选择了2B2C的模式。在厂商和终端用户之间，隔着由医疗机构、体检机构、保险公司、社区等构成的复杂B端网络，整个体系以生态圈的方式运行，中心化特征明显。

其中，体检机构是现阶段市场竞争相对充分的肿瘤早筛B端网络。目前，大多数实现商业化的肿瘤早筛产品都是以特色检查项目的形式嵌入体检机构的高端体检套餐进行销售，爱康国宾、美年健康等全国连锁民营体检机构是这一模式的主要场景。例如，诺辉健康、泛生子与爱康国宾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基准医疗的膀胱癌早筛项目也在近期入驻，美年健康则依托持股的美因基因开展结直肠癌早筛项目。此外，部分公立医疗机构内的健康管理中心也是肿瘤早筛产品的商业化场景。例如，和瑞基因的莱思宁就主要在前期参与PreCar项目的院内体检中心落地。

随着有限的体检机构市场日趋拥挤，一些厂商尝试开辟民生项目市场。例如，鹍远生物、泛生子纷纷把地方民生项目合作作为重要的商业化路径。尽管民生项目具有迥异的商业逻辑，不同癌种发病也存在地区差异性。目前，民生项目仍然是肿瘤早筛实现放量的重要可能性途径。在各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中，往往都配置了重大疾病防控资金。近年来，在健康中国规划中关于鼓励新技术临床应用要求的推动下，各地卫健委、疾控部门越来越多地倾向于在实践中尝试性能更优异，但成本相对高的新技术。

院外：肿瘤早筛联动保险2.0

相对于多年前的设想，技术驱动下，肿瘤早筛与商业保险的联动形式变得更加多元。

目前，商业健康保险的功能已从基本的医疗费用补偿向预防、治疗、康复为一体的综合性健康管理转变。由于癌症特性，当患者因症状凸显就医，通常就已经是晚期了，即使有保险金的支持，恢复健康的概率也会很小。连接专业癌症早筛检测等服务，保险的角色从后端被动补偿延伸到前端主动预防，在健康管理链条中位置前移、延展。

院外：互联网+肿瘤早筛

探索肿瘤领域的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聚焦于线上慢病复诊、随访管理、医患教育、以及相关产品的研究与开发等领域，来共同建设肿瘤云诊室的慢病管理服务体系，基于互联网医疗运营、专科慢病管理体系以及线上线下的医疗资源，结合肿瘤基因检测产品、数据服务、科研服务能力。

院内：一体化全流程解决方案

随着肿瘤患者基数增长、靶向疗法和免疫疗法渗透率提高、NGS检测应用不断增多，医院（尤其是肿瘤专科医院以及大型三甲医院）自行开展肿瘤NGS检测的需求逐渐旺盛。有的肿瘤早筛厂商尝试运用肿瘤NGS全自动分析解读一体机，与测序仪直连，直接读取测序原始数据，准确分析解读变异的临床意义，在离线状态下全自动化生成用户友好的解读报告，实现一键式生信分析和解读及个性化报告生成。

院内：进入临床指南

如果一体化全流程解决方案对应了前沿检测服务的LDT模式渗透能力，被纳入临床指南则是相应检测技术获得产品注册证书后采用的主要策略。这一点，在基于NGS平台，甚至更早期的分子检测平台对应的诊断技术中已经得到反复验证。在某种程度上，一部分肿瘤早筛需求势必需要通过重复上述过程来满足。

院内：合作药企

大型药企往往内置或者外置了充分的销售网络，这些终端衔接的医疗资源，对于奋力穿透院内市场的肿瘤早筛厂商而言，具有一定的复用价值。根据合作期限、目标市场、排他性等方面的差异，肿瘤早筛厂商与大型药企可能建立或紧密、或松散的合作关系。

三、肿瘤早筛的终局猜想：直接服务C端人群

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肿瘤早筛产品如果要实现足够的市场穿透能力，具备直接服务C端人群的能力至关重要，将主要应用场景从天花板相对有限的医疗机构、体检机构，转移到更具备放量势能的大健康管理，让2C模式逐步从2B2C模式的附属，转变为并驾齐驱的主流模式之一，是我们在现阶段对肿瘤早筛终局的猜想。

诚然，一款健康检测产品，从院外收敛到院内，再从院内辐射到院外，其本质特征必然发生改变。总体而言，检测精准度高、使用方便、稳定性好，是肿瘤早筛产品的生命力所在。

眼下，终端用户因为操作习惯和检测标准的统一问题，主动替代意愿比较低，率先进入市场的早筛产品将获得巨大的先发优势。也就是说，留给肿瘤早筛厂商的时间并不多。因此，对于现阶段的肿瘤早筛厂商而言，一方面要选定科学的生物标志物和技术平台，加快推进前瞻性临床试验，不断把产品研发推向大规模商业化能力的前端；另一方面，要全方位搜索潜在用户的高密度场景，快速把服务能力延伸到这些场景下。

实际上，无论是在医疗机构、体检机构的拼杀，还是创新模式将保险公司、社区、互联网等元素融入到游戏规则中，肿瘤早筛厂商在做的，都是锚定最密集的用户场景，尽量建立品牌独占能力。

在策略为王的时代，进一步优化产品策略、卡位对手，构筑竞争壁垒是迫在眉睫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