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陈老莲人物画如何滋养影响了日本浮世绘
晚明画家陈洪绶（1598-1652），字章侯，号老莲，晚年又名悔迟、老迟等，浙江诸暨人。陈洪绶一生创作了大量绘画作品，人物画与仕女画尤其值得关注，其人物风格“高古奇骇，俱非耳目近玩” ，仕女画则装束古雅，眉目端凝，得吴、曹笔法。陈洪绶的人物绘画作品，不仅在中国绘画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也对日本的浮世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陈洪绶的人物画，通过何种途径传到了日本，又在哪些方面滋养了日本浮世绘的创作？本文将浅析陈洪绶的绘画创作与日本浮世绘的关联。
一 陈洪绶画作东传日本的途径
17-18世纪，陈洪绶的画作可能通过何种途径到往日本？笔者认为，陈洪绶的作品东传日本，可能经由多种路径。
首先，他的画作可能直接经由商贸途径，流入日本。毛奇龄在《虞初新志》（卷13）中提及：
朝鲜、兀良哈、日本、撒马儿罕、乌思藏购莲画，重其直。海内传模为生者数千家。甬东袁鶤贫，为洋船典簿记，藏莲画两幅截竹中，将归，贻日本主。主大喜，重予宴，酬以囊珠，亦传模笔也。
这段文字，一方面说明了陈洪绶画作的珍贵与难求，另一方面，也暗示着陈洪绶的作品可能通过非正当或私人的途径流入了日本，因而不会被记入商贸往来的账簿中。此外，不仅陈洪绶本人，其子陈字的作品也流入了日本，并受到重视。陈字，号无名，字“小莲”，有陈老莲遗风，善画人物花鸟。田能村竹在《屠赤琐琐录》中记载了日本画家池大雅因得陈无名之画，而改名之事：
池大雅，初名勤，意欲改名时，偶遇祗南海。南海问其名，池答曰无名。南海因云，可以“无名”为名，旋即将所藏明人陈无名的画帐六叶取出，赠予池大雅。池由是称“无名”，自作字载成。
从上述两种材料可知，18-19世纪的日本画家，对于陈洪绶及其传系的画作绝不陌生。但是，如画册、手卷等单纯用于审美享受的绘画媒介，仅应被视作视觉信息这一大范畴中的很小一部分。中国的版画，也是信息的重要来源。在日本商业印刷兴盛以前，明代插图书籍已经首先作为精英收藏家的珍贵商品到达日本，后来通过日本出版商发行的重印本进行更广泛的流通和传播 。
陈洪绶
陈洪绶创作了不少版画作品，它们可能依托书籍传入日本，这可能是更值得关注的一条路径。“应是中国传记书籍和流行小说的插图，对江户时期的人物绘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不是手卷。” 陈洪绶所创作的水浒题材白描人物版画——《水浒叶子》，最初有可能是通过书籍插画传到日本。清朝最早将《水浒叶子》引入《水浒传》小说出版的，可能是顺治十四年（1657年）醉耕堂本《评论出像水浒传》，卷首以《水浒叶子》作为人物绣像。根据大庭修先生整理的江户时代的唐船持渡书目，《水浒传》最早出现在宽延四年（1751年）的书籍账目中，《绣像水浒传》则最早出现于安政二年（1855年），未见对于《水浒叶子》的记录 。但1818年出版的《玄同放言》提及，日本当时已流传有顺治巾箱本的《水浒传》，其中或模仿老莲笔意绘水浒人物。此外，日本也会伪造、或借鉴模仿中国所来书籍。《玄同放言》中借鉴陈洪绶的《水浒叶子》（图1）绘有水浒人物绣像两幅（戴宗及武松） ，并且明确提及“陈章侯”，即陈洪绶之名（图2）。
图1：《水浒叶子》之戴宗，陈洪绶，天启年间初刻本，李一氓藏本，现藏四川省图书馆
图2：《玄同放言》插图之戴宗，琴岭，文正元年刊本，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藏
二 陈洪绶对日本浮世绘的影响中国绘画，尤其是版画，对日本浮世绘的起源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版画自17世纪大量输入日本，从绘画内容和印刷技术方面，影响着浮世绘的创作。不少浮世绘画家在早年接受了中国绘画的训练，并参考中国画谱进行创作 。那么，以创作人物画著名的陈洪绶，可能与浮世绘创作有哪些关联呢？
1.人物姿态的影响
首先，陈洪绶可能对浮世绘中的人物姿态与细节刻画有影响。一方面，浮世绘美人图中纤细娇弱、溜肩清瘦的美人形象，应源自于江户画家对于中国仕女画的传摹。浮世绘的兴起与日本的狩野派和土佐派密切相关，它们一方面吸取中国画的元素，一方面迎合贵族审美，探寻符合日本风俗画的艺术语言，而岩佐又兵卫兼收各派之长，可以说“完成了日本古典绘画从中国绘画风格到浮世绘样式的创立”，被认为是浮世绘“元祖” 。他所使用的人物构图，颇有陈洪绶笔意（图3-6）。 此外，日本美人图中常见的美人并立形象，早先也可见于陈洪绶、仇英等人的作品中（图7-9）。江户的美人画，应该是日本浮世绘画家“大量临摹了明代仕女画后，其审美情趣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变化的结果”。
图3：《三十六歌仙图》之“中务画像”，岩佐又兵卫，武藏国川越东照宫藏
图4：《斜倚熏笼图》，陈洪绶，上海博物馆藏
图5：《罗浮仙》，岩佐又兵卫，东京高桥是清先生藏
图6：《鸳鸯冢娇红记·王娇娘像》，陈洪绶，明崇祯十二年刊，京都大学图书馆藏
图7：《画本手鑑》之“外国”，大岡春ト，享保五年（1720），大英博物馆藏
图8：《萩》，铃木春信，中国美术馆藏
图9：《眷秋图》 ，陈洪绶，私人收藏
另一方面，陈洪绶人物创作中的细节表达，似乎也影响到了日本的浮世绘创作。陈老莲晚年创作的女性形象，有头大身短的特点 ，突出了对人物脸部细节的描绘。有学者认为，这影响到了喜多川歌麿的“大首绘” （图10-11）。“大首绘”注重表现美人半身像乃至头像，通过描绘美人微妙的面部表情，展现出人物的不同神态 。此外，岩佐又兵卫的绘画中，有一类人物特征是“长下巴、胖脸颊”（图12），这在陈洪绶的人物绘画中并不陌生（图13）。
图10：《歌撰恋之部·物思恋》，喜多川歌麿，中国美术馆藏
图11：《斜倚熏笼图》（局部），陈洪绶，上海博物馆藏
图12：《诗人柿本人麻吕像》，岩佐又兵卫，武藏国川越东照宫藏
图13：《观音像图》，陈洪绶，吉林省博物馆藏
2.人物题材的影响陈章侯的水浒人物题材创作，对于日本浮世绘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歌川国芳（1797－1861），江户末期浮世绘画家，在文政十年到弘化三年期间创作了大量水浒题材画作。例如，他在天保前期（约天保十四年）到弘化三年期间创作了《水浒传豪杰百八人》，此外，还创作了《水浒传豪杰百八人之一个》。《水浒传豪杰百八人》，每幅描绘九个英雄人物，每个英雄旁边有单独的榜题。虽然没有直接的文献记载，但从人物形象塑造上来看，陈洪绶对歌川国芳的影响颇多 。
首先，歌川国芳对于《水浒叶子》的人物形象有直接的借鉴和挪用（如图14-15）。但是，日本学者乌松林认为，国芳的武松，从人物的刘海、头型、眼睛以及衣服褶皱纹理来看，都更像《玄同放言》中，琴岭绘制的版本，而非直接模仿明刻本中陈洪绶的水浒人物。但是笔者认为，从人物颈部念珠以及背负的武器细节来看，国芳的作品都更接近陈洪绶的原作（图16）。另外，从戴宗的人物形象来看，尽管人物腿部甲胄的描绘，国芳和琴岭更接近，但是仅仅一处纹样的相似并足以说明问题，人物的眉眼、腰间带饰等，国芳都更接近陈洪绶的原作（图17）。
图14：《水浒传豪杰百八人》武松，歌川国芳，1843，东京都立图书馆藏
图15：《水浒叶子》武松，陈洪绶
图16：武松人物形象对比
图17 ：戴宗人物形象对比
其次，国芳还会挪用陈洪绶笔下的人物，替换人物姓名，描绘不同的水浒英雄（图18-21）。歌川国芳应当有一本来自中国的《水浒传》插图本，但是他未必直接持有《水浒叶子》的复刻版画。流传日本的插图本《水浒传》，不少是福建建阳地区翻刻的盗版，书中有很多错字。歌川国芳有时会将水浒英雄的姓名写错，乌松林认为，这可能是受到了福建所产水浒书籍的影响。
图18：《水浒传豪杰百八人之一个》朱武，歌川国芳，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图19：《水浒叶子》公孙胜，陈洪绶
图20：《水浒传豪杰百八人之一个》李立，歌川国芳，立命馆大学藏
图21：《水浒叶子》董平，陈洪绶
无论是直接，亦或间接，陈洪绶的《水浒叶子》对于国芳的创作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日本书籍出版业对于下层读者的重视，以及平民百姓艺术消费的需求增长，可能共同促进了陈洪绶水浒作品对浮世绘的影响。来自中国的插图书籍，模块化、娱乐性和信息性强，可以轻松阅读 ，水浒传文化也借助图像传播，在日本蓬勃发展，进而成为浮世绘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浮世绘的兴起与发展是日本社会雅俗文化进一步结合、互相影响的结果，而陈洪绶对于日本的影响，似乎更多地体现在浮世绘创作之中。本文主要侧重观察早期浮世绘以及一些典型浮世绘题材与陈洪绶绘画创作的关联，或许可以对中日之间的文化互鉴提供一点思索。
(本文原刊上海中国画院公号，标题有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