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九王夺嫡：康熙皇帝的立储拖延症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康熙皇帝去世前储位的竞争格局。在这一时间段内，康熙帝诸子中还具有储位竞争力的主要有三个人：皇三子允祉、皇十四子允禵和皇四子胤禛。其中允祉爵位最高、年纪最长，受到康熙皇帝的重视，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依次当立”，不过他虽然有争立之心，却有口钝之疾，且在朝中没有争取到什么特别重要的支持力量，除了陈梦雷找了些异能术士在家求神问卜之外，其他的政治准备似乎不足。也就是说，在康熙病危之际，就算出现了短暂的权力真空，没有得力支持者的允祉，也难以抓住机会“捡漏”成功。
康熙那么既要做到皇帝掌权时不立太子，避免君、储分庭抗礼，又要达到从容择储，不决大事于仓促之际的目标，什么办法最好呢？难道要向后退一步，恢复入关前的帝位（汗位）推举制吗？康熙五十二年，针对左都御史赵申乔请立太子一事，康熙帝曾提道：“我太祖皇帝并未预立皇太子，太宗皇帝亦未预立皇太子。”既然公开提到太祖、太宗旧制，想来康熙皇帝的心里，未必没有闪过这样的念头。但退回老路的前提，是皇帝在生前放弃择储的主动权，恢复满洲的部落军事民主旧制，但在皇权已经高度集中的康熙年间，这是根本行不通的。当时八旗上层的权力格局，及其所处的政治环境，早就不是草创肇基、强敌环伺时的样子了，一旦出现最高权力真空，当朝皇子、五旗诸王，以及外戚勋贵，谁有资格参与推举，每个人的权力如何界定，都是难解的问题，搞不好就要出大乱子，使大清王朝“万事隳坏”。
《步步惊心》剧照，演绎九子夺嫡说来说去，雍正帝即位后给出的“秘密立储”方案，或许是兼顾康熙皇帝几重考量的最佳选择。可康熙帝本人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是没有想到，没有想好？还是没有来得及？没有明确的证据，是很难讲的。
不过，有个反例似乎可以做出一些解释。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雍正帝召总理事务王大臣、满汉文武大臣、九卿，将立储诏书放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当时的雍正帝只有四十五岁，身体也很健康。他在世的四个儿子中，长子弘时将近二十岁，已经成人娶妻，但一向不被父亲喜欢，此时恐怕也不在备选之列。其余诸子中，弘历十二岁、弘昼十一岁、福惠两岁，均可称为年幼，先不说才识资质、发展前途如何，在那个青少年早夭率很高的年代，是否都能顺利活到娶妻生子，尚且存疑。所以，雍正帝这一次的“秘密立储”宣誓，并不在于确立储君本身，而在于另外两点。第一，当然是确立自己皇位的合法性，就像康熙皇帝面对三藩之乱，马上立两岁的允礽为皇太子一样；第二，是“以备不虞”，也就是吸取康熙皇帝在立储问题上的教训，早早把秘密立储的事让“诸王大臣咸宜知之”，公开的才是安全的，省得下一代野心家也浑水摸鱼，趁乱捡漏。在立储形式已经“正大光明”之后，具体储君人选变化与否，不过就是他再写一张纸条的事了。从雍正帝即位不到一年，就将秘密立储方案公之于众的做法看，康熙帝品择诸子，迟疑未决，而突发重病、神志不逮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当然还有一种较小的可能，是康熙帝在病重的那短短几天，也写过一份立储手谕，还没来得及广而告之，就一命呜呼了，手谕中所立之人，并非雍亲王胤禛，所以被雍亲王一党如隆科多辈寻机销毁，而改传口谕。但是从允禩、允禟等人在康熙帝驾崩当天的表现看，他们对胤禛的即位只限于震惊、不满，并没有拿住把柄，指斥其矫旨篡位。而从各府亲信家奴前后传播的小道消息内容来看，他们对事情的前因后果，也是不明白的，所以说法花样百出，充满戏剧色彩。允禩、允禟在康熙帝身边的眼线很多，类似总管太监魏珠这样的人，都与八王党过从甚密，如果康熙帝真在立储问题上有何重要作为，就算未及公开，允禩等也会有所风闻，稍做准备，不至于表现得这样惊诧失措。雍正即位后，允禟在给允䄉的信中，有“事机已失，悔之无及”字样，表现出在竞争中没有把握住转瞬机会的懊丧。
事实上，对于自己可能不久于人世的现实，康熙帝是有心理准备的，也陆续留下一些类似遗嘱的文字。比如雍正帝即位后，很快发现乃父生前留下的一份文字材料，说自己死后，后宫妃嫔如果年老有子，可以各随其子居住王府，阖家团圆；年轻的仍要居宫中，由新君奉养。连嫔妃们的寡居生活都照顾到的康熙皇帝，居然没有对谁是继承人留个纸面说法，看来是纠结异常，难于决断了。
康熙帝酷爱运动，尤其喜欢打猎。从他生命最后几年的史料记载看，他凡是在北京的皇宫、畅春园生活，就免不了头疼脑热、手脚不灵，但一到塞外围场，立刻精神振奋，生龙活虎。康熙六十一年四月，康熙帝从北京启程前往热河，这次他留下能力偏弱，但身兼管旗差事的七阿哥、十阿哥、十二阿哥三位较年长皇子看家，却破天荒带上了二废太子以后从未随驾出京的十三阿哥允祥。八月初三，康熙帝带着三阿哥、四阿哥、五阿哥、十三阿哥，以及几位年轻皇子赴围场行猎，九月初回到热河行宫。这段时间，是胤禛、允祥二人难得的交流机会，二人在雍正帝即位之初的默契配合，或许与此有关。九月二十八日，康熙帝回到北京畅春园，此时距离世只有一个半月时间了。大约正因为此，康熙帝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产生了误判，认为自己虽然日渐衰老、百病缠身，但精力体力毕竟还能支持，没有马上到卧床不起的地步。还没想好的继承人问题，或许还有时间再想一想。
十月二十一日，自觉身体状况不错的康熙帝又到京郊南苑行围。此前十月，康熙帝曾派雍亲王胤禛、皇孙弘昇，以及辅国公延信、尚书隆科多、孙渣齐等王公大臣到通州查看粮仓，十一月初六日查仓完毕，胤禛等人到南苑面见康熙帝，汇报仓务，康熙帝虽然有些虚弱，但仍能正常议事，思路清楚。初七日，在南苑“偶感风寒，本日即透汗”的康熙帝感到身体不适，于当天回到畅春园休养。初九日，雍亲王胤禛受命代行冬至祭天大典。初十日，延信等八旗大臣前去请安，得到的旨意是“尔等不要再来”。延信是肃亲王豪格之孙，康熙帝的堂侄，更是此前入藏之战的头号功臣，宗室中数一数二的将才。如果康熙帝处在病体沉重但又较为清醒的状态，似应接见延信，交代一下西北的军事部署，毕竟这是当时最为重要的军国大政，还牵涉到储位候选人之一——十四阿哥允禵。但康熙帝并没有这样做，或许此时的他已经过于委顿，乃至意识恍惚，而并非像康熙《实录》描述的那样，还能连日安慰远在天坛的胤禛，说“朕体稍愈”。其时正值隆冬，是老年人的高危季节，康熙帝很可能因为呼吸道问题感染肺炎，触发旧有的心脑血管疾病，并很快陷入较危险的状态，无法清楚处置后事。
此际允禵远在甘肃，鞭长莫及；允祉未及准备，失去机会；而胤禛在隆科多的帮助下，利用老皇帝已经非常含糊的表达能力，以及各皇子先后赶来的时间差，锁定大位。先帝没有留下白纸黑字的明确说法，新君虽然没有大将军王十四阿哥那么炙手可热，但毕竟也算可以纳入考察范围的候选人之一，再有手握重兵的国舅现场坐镇，那些事不关己的中立皇子、侍从，当然没有，也不敢有什么异议可言。而允禩、允禟这样自有打算之人，事出仓促，缺乏准备，本人也早已被剔除候选行列，现场除了表达一下情绪上的不满，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传教士马国贤记载了他所看到的康熙帝驾崩之日，畅春园外发生的情况。他写道：“1722年12月20日，在我们居住的国舅别墅（即佟园，今北京大学校园内，在畅春园东邻）中吃过晚餐，我正与安吉洛神父聊天。突然，仿佛是从畅春园内，传来阵阵嘈杂声音，低沉混乱，不同寻常。基于对国情民风的了解，我立即锁上房门，告诉同伴：出现这种情况，或是皇帝死了，否则便是京城发生了叛乱。为了摸清叛乱原因，我登上所住的墙头，只见一条通衢蜿蜒墙下。我惊讶地看到，无数骑兵在往四面八方狂奔，互相之间并不说话。观察一段时间后，我终于听到步行的人们说，康熙皇帝死了。我随后被告知，当御医们宣布无法救治时，他指定第四子雍正作为继承人。雍正立即实施统治，人们无不服从。这位新帝首先关心的事情之一，是给他死去的父亲穿衣。当夜，他骑马而行，兄弟、孩子及戚属们跟随着，在无数佩带出鞘利剑的士兵护卫下，将其父亲的尸体运回紫禁城。”可见当时的武力威慑，让人不敢轻举妄动。
至于身在甘肃的允禵，虽然名义上是三军主帅，执掌重兵，但由他统领的军队成分非常复杂，包括西南、西北地区的八旗、绿营军队，以及蒙古、西藏、云南各地的部落兵。不同来源的军队各有本部将领直接统辖，且战线拉得很广，如八旗军有西安将军，绿营兵有川陕的总督、提督，各部落兵有本部落的王公、土司。这些将领与允禵只有临时的上下级关系，对外作战时可以听他统一调遣，然而一旦允禵因为皇位之事，需要调转炮口，进军北京，将领们又有几个人能自取“造反”之名，同他一起行事呢？至于跟随允禵从北京来到西北的八旗官兵，可以算他直接指挥的嫡系，但数量不过几千人，家属都留在北京，信息渠道也很复杂，北京大局一定，这些人的想法也未必不发生变化。特别是允禵军队的军需供给，主要由川陕总督年羹尧负责筹措，这更是卡住了他的命门。康熙帝驾崩第二天，雍正帝即下旨：
西路军务，大将军职任重大，十四阿哥允禵势难暂离，但遇皇考大事，伊若不来，恐于心不安。着速行文大将军王，令与弘曙二人驰驿来京。军前事务甚属紧要，公延信着驰驿速赴甘州，管理大将军印务。并行文总督年羹尧，于西路军务粮饷及地方诸事，俱同延信管理。年羹尧或驻肃州，或至甘州办理军务，或至西安办理总督事务，令其酌量奏闻。
年羹尧作为川陕三省的最高军政长官，久在西边，显然要比带着几千八旗兵“从天而降”的允禵更具影响力。胤禛赋予他“或驻肃州，或至甘州办理军务，或至西安办理总督事务”的便宜行事之权，制衡自己的顶头上司——大将军王允禵，确保抚远大将军印顺利交接，允禵只身回京。
（本文摘自郑小悠、橘玄雅、夏天著《九王夺嫡》，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