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章培恒逝世十周年纪念｜张伯伟：“永恒的前进者”章先生
今年六月七日，是章培恒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在此前后，我又一次翻阅了章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新著》
（增订本第二版）
和《不京不海集》，尤其是看到后者卷首刊登的“身罹绝症，读书不辍”的照片，就是一个满身伤痕却依然冲锋陷阵的勇士的形象，这让我想起爱因斯坦在《理论物理学的原理》一文中的最后一句话：“在永恒的前进中迅速取得胜利。”而章先生，正是这样一位“永恒的前进者”。
章培恒先生文学史的观念和著述在中国由来已久，也有其自身的批评方法。但在二十世纪初“西潮”汹涌的风气中，学术界的注意力都被“西方美人”吸引。虽然也借鉴东邻，但日本不过是“效颦”的“东施”，人们热衷追求的终极对象还是“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传统的观念和方法处于被人熟视无睹、置若罔闻的状态，“文学史”的名词术语、学科观念以及著述体制就几乎是外来的。不仅仅是著述体式，文学史成为文学研究的核心，也同样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十九世纪以来的欧洲文学批评，一个重要的新特点就是大学教授的 “职业的批评”，其最擅长的就是文学史研究。而五十年代大量输入的苏联文学理论，他们在文学研究中同样最重视文学史，强调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探讨，这也大大影响了此后的研究。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著作的数量惊人，在本世纪初的某次学术会议上就有统计，中国文学史已有1600部之多，并且还在以每年十多部的速度增长
（韩春萌《直面1600部文学史》，《中国图书评论》2005年第3期）
。这足以表明，文学史是二十世纪文学研究中最为典型的著述体式。但令人遗憾的是，对于什么是文学史以及如何撰写文学史的理论思考，直到现在还是非常欠缺的。这不仅仅是中国的学术状况，在当今欧美的文学研究界（不是汉学界），也同样意识到历史诗学的不足导致了文学史的贫瘠，并感叹今天无法确切地撰写一部新文学史。在这个意义上重读章先生的文学史论著，不能不让人感慨系之。
章培恒著，《不京不海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章先生之所以要撰写一部新文学史，是因为他认识到这一领域“正面临着一个学科更新的严峻任务”，于是在1996年出版了与骆玉明先生共同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有“石破天惊”的美誉。然而就在此书誉满乾坤的当下，章先生已经“清醒地看到该书的问世只不过在转型过程中走出了较重要的一步而已。如果老是停留在这一步，那就会很快地被历史的潮流抛到后面并被遗忘……非赶快突破现在的自己不可”
（《中国文学史新著原序》）
，并且在1998年推出了《中国文学史新著》的上、中二卷，堪比爱因斯坦说的“迅速取得胜利”。唐代刘知幾曾提出史家三长：才、学、识
（《新唐书·刘子玄传》）
。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史识”，这是一部“史”能够站立起来的关键，否则也只是材料和才华的堆积而已。《新著》的最大突破就在“史识”，这集中体现于两方面：一是在原书“以人性的发展”作为贯穿中国文学演进的基本线索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将这种发展与文学的艺术形式和美学特征的演变结合起来，尤其强调了构成文学作品的形式和内容的密不可分，不仅难言孰先孰后，而且不可一分为二。我近来思考中国文学研究的再出发，强调的也是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意法论”为起点，通过“文本化”、“技法化”和“人文化”的分解，在研究实践中建立起一种动态的平衡。文章发表在今年第5期的《中国社会科学》，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视作对章先生意见的一个遥远的呼应。二是在文学史的分期上，《新著》改变了过去的以王朝兴替作为文学史分期依据的一般做法，努力根据文学演进自身的面貌和特征加以区分和呈现。中国文学史的分期是个老问题，西方汉学家常常嘲讽中国的文学史家大多遵循以朝代兴替为据的分期模式，2012年我曾在台湾地区中正大学出席过一个会议，时任美国哈佛大学讲座教授的伊维德（Wilt L. Idema）在那个会议上大“破”中国文学史以政权更迭的分期，新“立”据物质进步、技术变革为基础的分期，故以纸张的发明、印刷术的传播、近现代印刷技术的引进和当代数字化革命为基础建立新的文学史分期模式
（《关于中国文学史中物质性的思考》，《中正汉学研究》2013年第1期）
，我曾经戏言他“是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总之，历史分期问题并无一定之说，在欧洲的历史研究中也同样存在，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雅克·勒高夫就写过一本书——《我们必须给历史分期吗？》，所以这是一个值得探讨和继续探讨的问题。正是基于上述两点，章先生的《新著》达到了其追求，这就是“对以前的自己，也是对原有的中国文学史模式的进一步突破”。我有理由相信，如果章先生还活着，他会不停地对自己、对既有的模式作永不止步的“突破”。
在学术研究上，章先生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真正成为一家之言”。前一时候我阅读《袁行霈文集》，在一篇文章中曾引用王瑶先生讲过的“学问的层次”：第一等是定论，第二等是一家之言，第三等是自圆其说，第四等是人云亦云
（《诗词与小品·听雨集·八挽录》）
。我觉得学术上的“定论”是不可能的，牛顿的三大定律被爱因斯坦撼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又被霍金发现了漏洞，自然科学尚且如此，何况人文学研究？所以我认为，能够达成“一家之言”就是第一等的学问，这也就是太史公所追求的“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意思。为了成就一家之言，势必要对既有的定论或占主流地位的意见发出挑战，用章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是向被公认的见解挑战”
（《献疑集自序》）
。但更为可贵的是，他质疑问难的锋芒不仅指向他人，同时也指向自身，对自己的论著始终保持着批判的距离。这对于一个名满天下的学者来说，是一种极为可贵的品格。所以这样的一家之言，就不是固化的、呆滞的，而是生气勃勃、日新月异的。他不屑于做一个万人景仰的英雄，他更愿意做一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士。这不得不让人想起法国史学家乔治·勒菲弗尔形容拿破仑的一句话：“他最向往的还不是英雄的事业，而是这些事业所体现的精力充沛的热情。”
（《拿破仑时代》）
章培恒先生对于学术的热情和勇气将永远鼓舞、激励着后来者“在永恒的前进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一日
（本文系张伯伟教授在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召开的“章培恒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澎湃新闻经授权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