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作家谈 | 一开始我也不知该怎么写
“文学与现实是一种复杂而辩证的关系，是象征和审美层面的关系，而非客观和朴素层面的关系。文学要通过语言和象征来达到对现实的书写，而不是严丝合缝地和现实相重合。所谓的现实只是一个有关现实的理解，对于文字工作者而言更是如此。”——梁鸿
梁鸿，学者、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非虚构文学著作《出梁庄记》和《中国在梁庄》，学术著作《黄花苔与皂角树》、《新启蒙话语建构》、《外省笔记》、《“灵光”的消逝》等，学术随笔集《历史与我的瞬间》，文学著作《神圣家族》、《梁光正的光》。曾获“首届非虚构大奖·文学奖”、“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第七届文津图书奖”、“2013年度中国好书”等多个奖项。梁鸿：非虚构写作的人物与结构（三）
2019第六届创意写作国际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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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中国在梁庄》的时候我并没有鲜明的意识，当时我主要做文学批评，我自己有一个特别大的苦恼，就是感觉学术与生活的联系断开了，所以我觉得应该写一点与生活有关的东西。我想自己是从农村出来的，刚好可以回村里看一看，所以，那年暑假我就在梁庄住了两个月，第二年又回去住了两个月时间。说实话，一开始我也不知该怎么写，但是，我对自己有非常鲜明的要求：
第一，我不想写成小说；第二，我不会写成论文；第三，我要尽可能用大众化的语言来写。
在梁庄住了一个多月后，我当时突然间顿悟了。我拿着一个小录音机录我的奶奶、叔叔、邻居的谈话。我是农村长大的孩子，但是我离开太久了，他们的话语方式我根本掌握不了，可我还是觉得太妙了。我作为梁庄的女儿，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我就像一个穿针引线的人，来到田间村头、房前屋后坐下来跟爷爷奶奶聊天。我将他们的自述作为作品的主体，但是里面还有我的主观情感。
如此一来，文体有一点四不像，既不是田野调查，又不是社会学、人类学论著，好像也不是纯粹的口述历史。就当时而言，这样的文体是有风险，但我觉得那是我当时找到的唯一可用的文体，我特别想呈现出现实感，我特别希望把农民的语言用上，但是我又不希望它全是农民的语言。如果作品中全是第一人称，又会把农民推远了，变得与现实缺少联系。所以，我就选择了以“我”为主线回到田间村头坐下来聊天。
后来证明，这种文体是对的，读者产生了极大共鸣。梁庄不仅仅在写梁庄，而是要让每一个读者都觉得那个村庄就是自己的村庄，里面的每一个人都不止有故事，还有温度。这些在某种程度上是结构决定的，这个结构并不是多么的高妙，但是它有一个独特的作用，能够让你产生真正的共鸣，让你想到你生命深处自己的存在。所以，对于文学而言，结构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在梁庄》出版后，很多人都仿照它的模式去写村庄，但我觉得，不论你写哪个村庄都不要再用梁庄的书写模式，因为“梁庄”在前，虽然它有很多缺点，但是它在那里，别人就不会觉得后来者有多好。对于写作者而言重复是致命的。
后来我要继续写下去的时候，朋友都劝我停笔，可是，我觉得梁庄还没有写完。《中国在梁庄》写的是梁庄人的生活，老人、妇女、儿童、村庄、河流，整个村庄的结构等等。但梁庄还有另外一部分人，在外打工者，他们也是梁庄人，他们的生活是在外漂泊的，我觉得把这部分人也写出来梁庄才是完整的。
第二本的创作过程比第一本更加艰难。梁庄在外打工的人范围太大了，他们散落在全国各地，我花了1.5年时间，沿着他们打工的足迹，跟他们同吃同住，感受他们生活的细节。
梁庄在外打工的人经历的城市非常多，几乎涵盖了中国所有的城市、所有的职业，我该怎么写？经过反复推敲，我决定沿用《中国在梁庄》的方式，把作品中的“我”稍微推远一点，但还是用自述的方式，跟他们聊天，看他们怎么理解自己的职业、怎么理解生活。我写了有10个城市左右，重点写了七八个职业。比如在西安我每天跟着我的堂哥堂嫂，他们每天蹬三轮上批发街给人拉货。我上午跟他们一块聊天，看他们怎么干活儿，下午我堂哥就找老乡到他们家来聊天。当时我觉得非常有收获，我的收获是原本在街上看到有蹬三轮车的，你会觉得他们乱骑乱撞，但是当你跟他们在一起生活，了解他们的生活之后，你发现真的没有那么简单，他们并不是一群不讲素质的农民，只是生活没有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并且这个机会不是简单的机会，而是有非常复杂的东西在里面。
我有一个老乡在外打工很多年，后来挣了钱就在老家盖了房子。我就问他说，你在西安挣了100万，为什么不在西安买房子？他就说，我为什么要在西安买房子？在这里我每天还要去进菜、卖菜，每天都要担心城管把我的车抓走。我在老家盖那么好的房子可以招待亲朋好友，我心里高兴，但是在西安就没有这种感觉。所以梁庄还是他的家，他在梁庄盖房是他身份的象征，他有归属感，他觉得那是我的房子、我的家，他可以作为一个主人翁被对待。
所以通过这些调查会发现我们对于很多东西的判断都是不对的，我们没有了解生活内部的逻辑，生活的复杂性程度要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再比如，我在青岛采访一个电镀厂。做电镀需要使用氰化物，氰化物有剧毒，所以那是一个重污染行当。我堂姐是在那死的，我的堂叔在那生活了十年，脸能看出轻微中毒的迹象。除了健康问题他们还要跟黑社会做斗争，跟拖欠工资的厂长斗智斗勇，他们会去报复别人，会去偷厂子里的金属材料。他们坏吗？当然坏。他们为什么坏？因为他们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他们通过偷盗弥补他们失去的正义。
所以，我认为这是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当我们说农民愚昧时，这里面褶皱太多了。很多时候，日常生活是被折叠的状态，表象之下的褶皱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但一个好的作家一定要看到那些被折叠的东西，要把这些褶皱写出来。
我们现在虽然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获取信息的途径太多了，甚至到了信息泛滥的程度，但我们反而更需要作家来做深度挖掘的工作。在这个时代，一个好的写作者特别有意义，文学也特别有意义，他们能把时代的褶皱展开，把被时代遮蔽的东西呈现出来，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的生活是这个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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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作家谈 | 一开始我也不知该怎么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