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相对落后地区生育意愿更强，三胎配套措施应朝中低收入家庭倾斜

原标题：李迅雷：相对落后地区生育意愿更强，三胎配套措施应朝中低收入家庭倾斜

2021年6月23日，江苏南通如皋市，一群幼儿园孩子们在举行毕业典礼。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第七次人口普查之后，中央宣布全面放开三胎政策，引起了社会热烈讨论，一个普遍担忧的问题是放开三胎可能也不见得能提升生育率。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参考全面放开二胎对生育率的提振效果，估计全面放开三胎后，我国总和生育率可能提高到1.9-2.0之间。这一数据仍低于2.1左右的生育更替水平，且随着城镇化率和人均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生育率将会继续下降。因此，从长远来看，需要出台提升民众生育意愿的长期配套政策。

总和生育率，也称总生育率，是指一定时期内 (通常为一年) 出生活婴数与同期平均育龄妇女人数之比。生育更替水平是指同一批妇女生育子女的数量恰好能替代她们本身以及她们的伴侣。

李迅雷表示，一般来说，落后地区的生育意愿更强，故应该通过提高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来改善生育和养育条件和环境。因此，不仅要加快推进房产税为先导的税制改革，还要鼓励发展社会慈善事业，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的实际困难，尤其是要改善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居住和工作条件，使得他们的生育和养育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

放开二胎对生育意愿的提升是明显的

李迅雷指出，近几年中国新出生人口的快速下滑主要是因为育龄妇女年龄结构的变化，而不是年轻人生育意愿的断崖式下降。

2011年以来我国新出生人口与25-29岁（生育率最高）人口占比的变化趋势是高度一致的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中泰研究所

在2016年全面放开二胎之后，25-29岁与30-34岁育龄妇女的生育率明显提高，且在2018、2019年连续处于2005年以来的高位。其中，30-34岁育龄妇女的出生率上升更明显，可能同时受益于放开二胎和生育年龄推迟。消除掉育龄妇女年龄分布极不均匀以及计划生育对高龄育龄妇女生育率影响之后，放开二胎前的修正总和生育率约为1.44，放开二胎后的修正总和生育率约为1.78。

2016年后，25-29岁、30-34岁育龄妇女生育率明显提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中泰研究所

城镇化率越高 生育率越低

放开三胎后的生育率水平将取决于自然状态下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从全球各国和地区的生育率来看，虽然有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但城镇化率越高、人均收入越高的国家和地区生育率越低的规律非常明显。城镇化率高、生育率低的国家既包括了很多欧洲富国，也有韩国、日本等亚洲国家，还有阿联酋、卡塔尔等伊斯兰国家。

全球200多国家和地区按城镇化率分组下平均总和生育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城镇化率和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和地区，或许意味着分工更细，工作专业性更高，工作时间和地点的灵活度则会比较低，养育小孩要付出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都会更高，从而降低了人们生育的意愿。越富裕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社会越稳定，社会保障体系越完善，人们通过年轻时的储蓄来养老就越可行，而通过养育后代来养老防老的现实需求会下降。

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我国当前的城镇化率仅为64%左右，人均GDP处于中高等收入水平，与日本、韩国等高收入、高城市化率的国家缺乏可比性。参考全面放开二胎对生育率的提振效果，我们估计全面放开三胎后，能反映真实生育意愿的修正后的总和生育率可能在1.9-2.0之间。

老龄化社会要提升代际储存的有效性

但是，无论如何鼓励生育，都无法改变未来三十年加速老龄化的结果。加速老龄化是过去两波婴儿潮和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既定结果，鼓励生育只是为了未来的人口世代更替能更加平稳。

提到对未来老龄化社会的担忧，大部分个体最自然的想法就是自己多存点钱，将来好养老。如果一个人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的价值超过其自己消费的量就形成了他的储蓄，那么在人口红利期大部分年轻人都想储蓄以备养老，即大部分人都产出大于消费，那多出来的产出就只能出售给国外（因为大部分产品都不能长期保存），换回美元，体现在国家层面就是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增加。

可见，外汇储备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人口红利期年轻人积极储蓄在国家层面的汇总表现，因此如何让外汇储备保值增值，关系到人口红利期的储备在人口老龄化后是否还有相应的购买力。

除了外汇储备，提升环境保护力度、加大在环保领域的投资也可以视为一种代际储备，使得人口老龄化时面对的环境资源条件更有利。同样，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适度超前和更加科学的规划设计，给人口老龄化时期留下更好的基础设施，避免人口老龄化与基础设施老化同时出现，都不失为一种好的代际储存的方式。比如，在养老、医疗等基础设施方面做出超前规划和投资。

人才红利比人口红利重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人口红利本身的重要度在下降，而“人才红利”在未来显然会更重要。每一次人工智能技术取得重要进展时，网络上都会出现很多担忧的声音：哪些职业将来要被取代、多少人将要失业。

从全球范围来看，城镇化程度高的地区，生育率都相对较低。我国也是如此。可见，即使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生育率提升相对明显的也一定是农村和小城镇地区。因此，加强农村和小城镇的教育资源，做好教育公平对提升整体“成才率”非常重要。

此外，我国留守儿童的规模越来越大，在缺少父母陪伴和教育的情况下，如何做好留守儿童的教育工作，或者如何减少流动人口中父母与学龄子女间的分离，都对提升“成才率”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应该进一步降低城市落户门槛，增加对农业人口的转移支付规模，扩大义务教育的年限。

加快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让三胎生育有保障

生育意愿与收入水平和城市化率有关，这意味着我国相对落后地区的年轻人生育意愿更强，但养育负担也更重。故应该通过提高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来改善生育和养育条件和环境。

因此，不仅要加快推进房产税为先导的税制改革，还要鼓励发展社会慈善事业，鼓励富裕阶层和企业家捐款，通过先富带后富，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的实际困难，尤其是要改善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居住和工作条件，使得他们的生育和养育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