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告《治理智慧城市》为智慧城市项目制定道德和责任治理政策提供了一个基准。它探讨了与五项基本政策相关的当前惯例：ICT（信息和通信技术）可及性、隐私影响评估、网络问责制、数字基础设施和开放数据。调查结果是基于对联盟36个“先锋城市”的政策专家和城市政府官员的调查和访谈。报告中提出的数据和见解来自于对详细政策要素的评估，而非成熟度框架中经常使用的高级指标。
以全球专家制定的示范政策为框架，本报告的分析揭示了各种规模、各种地域和各种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之间的严重差距。在这36个先锋城市中：
– 这场大流行迅速加速了数字转型和城市服务的采用，这使得数字城市服务的可及性成为包容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只有不到一半的城市制定了政策，将基本的无障碍要求嵌入其信息和通信技术的采购中，只有四分之一的城市提供证据表明他们在实践中实施了这些要求。
– 超过80%的城市承认隐私和数据保护的法律义务，但只有不到25%的城市在部署新技术时进行隐私影响评估。
– 在大流行期间，对地方当局和服务的网络攻击似乎有所增加。然而，大多数城市未指定相关人员负责网络安全，也暂无由高级管理人员定期审查的网络安全计划。
– 这场大流行病已被家庭办公和远程教育所定义。但许多城市缺乏支持或维持这种转变所需的数字基础设施。在先锋城市中，只有不到一半的城市制定了“一次挖掘”政策，以确保数字基础设施在街道挖掘和建筑工程中得到安装，这将加速连接性基础设施的推广，并减少疫情带来的扰乱。此外，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城市拥有通过“一次挖掘”政策推动互联互通建设所需的治理程序。
– 开放数据政策可能是我们样本中大多数城市达到基本实施水平的唯一领域。即使如此，只有15%的先锋城市将其开放数据门户与更广泛的城市数据基础设施相结合——这是使城市“默认打开”的必要步骤。
这些结果表明，如今的城市缺乏基本的构件来保障它们的权益，并确保其智慧城市的长久发展。
报告最后呼吁利益相关者（包括城市领导人、政策制定者、民间社会和智慧城市技术供应商）采取行动。城市领导人需要从更长远的角度出发，在治理漏洞成为实质性风险之前，找出这些漏洞。政府官员和政策制定者可以利用G20全球智慧城市联盟提供的示范政策等基准来识别和解决这些差距。民间社会组织可以为这些政策制定者提供多方位的援助，包括技术咨询。此外，智慧城市技术供应商应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帮助城市实施他们所需的政策，展示对城市的长期承诺。
所有这些利益相关者都可以在加快城市采用更好的政策方面发挥作用，以确保城市适应如今所面临的挑战。G20全球智慧城市联盟为利益相关者提供了一个平台，使他们能够共同制定、试点和推广更好的智慧城市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