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乾嘉时期江南地区的刻帖与书法风尚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何谓
刻帖
？刻帖是指通过刻在石上或木板上的手段复制法书墨迹，传拓后可以供人欣赏与效法。随着影印技术的发展，刻帖如今早已不再有实用价值，但在书法史中，刻帖的地位举足轻重，自宋、明之后，到清代乾嘉时期刻帖活动又达到顶峰，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江南地区更是引领当时刻帖的风气。
由于刻帖的功能主要是用来传播，因此刻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某一时期的书法风尚，这里我们从乾嘉时期江南地区的刻帖，来窥探当时的书风。
从刻帖选辑的内容上看，笔者曾经对此做过统计，在选辑的前代书家中，
赵孟頫、董其昌
占有很大比重。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放在当时来说，这与帝王的推重息息相关。所谓“上有所好，下必兴焉”，早前康熙帝对董氏书风颇为喜爱和提倡，加上大批董氏传人对于书坛长期浸染，到乾嘉时期影响依旧，之后乾隆帝又特别崇尚赵孟頫，于是“赵书又大为世贵”，朝野上下纷纷进行效仿。可以说赵、董书风的流行主要是为了迎合帝王的品味。
《经训堂法书》（录赵孟頫《枯树赋》），图源网络
《传经堂法贴》（录董其昌《太上感应篇》），图源网络同时，辑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书的刻帖也占有一席之地，
这在距离宋代时间跨度较大的乾嘉时期，出现这样的现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下面通过四部刻帖举例说明：
首先，有专辑米芾书的
《清芬阁米帖》
，其选辑原因不仅由于选辑者王亶望个人对于米芾的偏爱，而且在于米芾是董其昌师法二王的桥梁，
“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斯为下矣”
[1]
，学书法历来讲究师法高古，追本溯源，学董进而学董氏所推崇的米芾也是合情合理的。
《清芬阁米帖》，图源网络
《清芬阁米帖》，图源网络其次
，有专辑黄庭坚书的
《黄文节公法书石刻》
，黄庭坚书法取法于北朝碑版，而乾嘉时期金石学者开始推崇碑版之风，刚好与之契合。
《黄文节公法书石刻》，图源网络再者
，有专辑蔡襄之书的
《福州帖》
，一方面，蔡襄书法风格受颜真卿影响很大，符合乾嘉时期的“崇颜”风气；另一方面，蔡襄“人品醇正，字画端方”
[2]
，而这一时期书家强调“人书合一”，就像我们现在讲的“字如其人”，所以备受推崇。
最后
，有专辑苏轼之书的
《晚香堂苏帖》
，苏书不仅也有颜鲁公之气，而且为刘墉、翁方纲所推，这两位在乾嘉时期书坛上地位显赫，有很大话语权，于是苏书自然也就受人青睐。
《晚香堂苏帖》目录及像赞图源：万波《清姚学经考》，眉山三苏祠博物馆此外，刻帖中还有选辑当时人之书的，大多是权贵和书家，主要以
刘墉、梁同书、王文治、永瑆
等帖学名家为代表。他们并没有形成很强烈的个人风格，大多只是上述赵、董书风的延续，但他们不断丰富和拓宽帖学的取法对象，探索和突破传统帖学的技法与审美，共同促成了乾嘉时期帖学书法的鼎盛。
（清）刘墉《临颜真卿送蔡明远叙行草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图源：故宫博物院网站
（清）梁同书《行书李日华论书轴》，南京博物院藏图源：《中国法书全集》-17-清代2
（清）王文治《书唐寅题画诗轴》，西泠印社藏图源：《西泠印社百年社藏精品》
（清）永瑆《行书御制四渎诗》 ，图源网络由上我们可知乾嘉时期的主流书风，除此之外，
江南地区书风还存在其特色
，甚至可以说突破了当时的普遍书风。比如
《清啸阁藏帖》
由乾嘉时期江南地区的鉴藏大家陈希濂、金棻撰集，其中收录恽寿平书两卷，该帖艺术价值高，在当时江南的书法圈中影响颇大，同时还有如专辑恽寿平书的
《爱石山房刻石》
，选辑者王曰旦与恽敬
[3]
、李兆洛
[4]
友善。
《清啸阁藏帖》，图源网络作为上述二帖选辑者的金棻和王曰旦都崇尚恽寿平书，金棻甚至亲自刻石。恽寿平为清初书画家，他师法褚遂良，从而在“娴雅秀美”的赵、董书风笼罩的江南书坛，出现了“劲挺遒逸”的褚遂良书风。赵、董书风是当时大势所趋，而
江南地区的书者却能不跟随大流，眼界独特，追求符合法度又讲求奇趣的褚书
，其他还有辑欧阳询、文徵明之书者，都可见江南书家开始追求古法，其中很大部分原因是由于赵、董书风逐渐失去新意，弊端开始显露，一些书家的审美需求难以满足所致。
受到乾嘉学术的影响，文字学、金石学发展，从而篆隶书得到复兴，体现在
乾嘉时期江南地区刻帖中，即是收录清人篆隶书的刻帖，远比前代要多
。这也是因为江南地区是乾嘉学术的发源地，对于篆隶的接受度更高，以篆隶为主要研习对象的书家数量增多。
比如，阳湖李兆洛在安徽期间集皖中名士收藏的邓石如书迹刻成的
《完白真迹》
，收录了篆、隶、楷、草各一卷，邓石如的篆书从汉碑额篆中汲取了婉转飘逸的趣味，又掺以隶法入篆，结体新颖，线条丰富，笔力苍健，开一代篆书新风，其隶书也是出入汉碑，融会贯通，遒劲豪迈。
还有如辑无锡钱泳对汉魏碑刻的节临而成的
《攀云阁临汉碑》
，钱泳隶书就是直接取法汉碑，并且他常常对其进行缩摹，缩摹本通过椎拓之后大小如同册页，小巧又不失文雅，便于随时赏玩，风行一时。
《攀云阁临汉碑》，图源网络乾嘉时期，学书人对汉碑的临习得到了普及和深化，刻帖中篆隶书的增加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学书需求。
说到这里我们难免会有疑问，
开篇在刻帖的定义中，提到其复制的是“法书墨迹”，楷、行、草书为多；刻帖一般是在帖学视野下产生的，而上述两部刻帖收录的却是篆、隶书，似乎有些相悖。
其实仔细来看，这两部刻帖摹勒依据的原本分别是邓石如、钱泳书写的墨迹，符合刻帖定义，不过他们都是在碑学视野下进行的篆隶书创作或临摹，这与一般意义上代表帖学的刻帖本质不同，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乾嘉时期江南地区书风的多样性。
可以说，乾嘉时期江南地区的刻帖，无论是置于历史还是区域坐标上几乎都代表了顶峰。通过刻帖本身，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乾嘉时期总体以帖学为宗的书学风尚，以及江南地区“劲挺遒逸”的崇唐书风特色，而从江南地区刻帖中篆隶元素的更新，也可以看出碑帖间开始互相渗透；另一方面，从刻帖活动背后体现出的时人的追求、以此为纽带的交流等，都能真实反映当时社会语境中的江南书学风貌，值得进一步关注。
原作者：周雨惠
注释：
[1]丰坊：《书诀》[M]，民国四明丛书本。
[2]钱泳：《履园丛话·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91页。
[3]恽敬：字子居，号简堂，江苏阳湖（今常州）人，清乾隆四十八年举人，阳湖文派创始人之一。恽寿平为其族祖。
[4]李兆洛，字申耆，晚号养一老人，江苏阳湖（今常州）人。清代学者、文学家、藏书家，阳湖派代表作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