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邵琬云：能源“危机”下，第26次气候大会面临重重挑战
当地时间2021年10月31日，英国伦敦，众多乘客聚集在伦敦尤斯顿车站等待前往格拉斯哥，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来源：视觉中国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UNFCCC）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简称COP26)于10月31日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举行。从上一次缔约方会议（2019年）至今的两年间，全世界经历了新冠疫情带来的巨大公共健康挑战的同时，还遭受了各种不断升级的气候灾害。洪水、山火、飓风、热浪、干旱夺去很多生命的同时也造成了重大财产经济损失。就在两个月前，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也发布了最新的科学报告，为人类社会发出红色警报。此项报告用科学数据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十分令人不安的景象：全球气温很可能在本世纪末上升3摄氏度，引起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次会议备受瞩目很多研究气候变化的科学家们和热心环保的活动家们，以及观察家们一致指出，这次会议或将成为人类最后的机会。这样的说辞难免遭到很多对气候变化仍然持怀疑态度的人的质疑。美国有名的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于2021年春季在位于北美、欧洲、亚洲太平洋地区的17个发达国家的大型民意调查发现，尽管越来越多的民众为气候变化深感担忧，但大部分民众对依靠国际社会来解决这个问题并没有信心。
气候变化，更确切地说，人为气候变化，主要是自工业化以来人类大规模燃烧化石能源导致温室气体（比如，二氧化碳，甲烷，水蒸气）在大气层大量累积引起的。随着大气层温室气体的增多，从地面反射回大气层的长波，也是我们感觉到的热量，被很多温室气体吸收，从而导致热量被“困”大气层，全球平均气温随着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也不断上升。
气候变化作为一项议题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正式进入公众视野。因为其典型的外部性（externality）属性，气候变化也成了“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和“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经典案例。
在环境经济学中，外部性指的是居住在一个地区的一个人或者一个特定群体的行为为自身创造了经济利益的同时却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这个环境成本和代价到头来是当地所有居民来承担。在气候变化这个议题上，收益和成本呈现了一个不对称的结构。每一个国家都有排放温室气体动机，因为经济发展会为单个国家带来直接经济收益，而这个环境成本（例如世界各地频发的环境灾害）会是所有国家一起来承担。打个比方，如果某个国家突然“觉醒”，决定不再焚烧化石能源转而使用现在价格更加高昂的可再生能源，从而导致经济成本升高，同时其他国家还在继续排放温室气体，这个国家不仅要承担不断升级的气候灾害带来的恶果，而且付出了更高的经济代价。相反，如果大部分国家都努力实现了减排，有一个国家还照常排放温室气体，气候变化得到了有效控制，这个国家便是大家嗤之以鼻的“搭便车者”(free rider)，不仅没有付出经济代价反而受益于环境的改善。
在纯粹依赖市场的国际环境中，如果所有的国家都如此“理性”地精打细算，是否意味着气候变化终将成为不可避免的“公地悲剧”？基于市场的局限性，国际社会开始思考市场之外的解决方案，试图鼓励国际合作。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UNFCCC于1992年成立了国际环境条约，同年，154个国家在里约热内卢签署了这项条约。第一次缔约方会议是在1995年的柏林举行。这个公约在1997年实现了一次突破：京都议定书的签署。京都议定书旨在给予签署国灵活度和时间来实现技术创新从而导致减排。例如，议定书并没有特定的减排规则。签署国可以通过严厉的环境法案对工业界强加管制、征收碳税，也可以借用市场杠杆（限额与交易）和任何一种政策手段来实现减排。
很多政策专家认为，京都议定书看起来赋予了签约国许多的灵活度，但实则充满了漏洞。其中最具争议的一点便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不但可以受益于发达国际的科技转让，还可以不用遵守其中很多严苛的责任。这也最终导致美国的退出。另一大漏洞是，发达国家通过将重排放工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在空间貌似实现了“减排”，实际上全球排放总量有增无减。此后的多次缔约方会议包括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取得的成效也是微乎其微。
缔约方大会的最近一个里程碑便是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这个协定是由196个国家共同签署，其目标是将全球气候变暖控制在较工业化之前的1.5摄氏度以内。此项协定也建立了一个五年为单位的循环周期，比如在2020年，协定要求签署国提交一个名为国家自主贡献(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简称NDCs) 的计划。巴黎协定同时为有需要的参与国提供了一个金融、技术、能力建设的支持框架。自协定签署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制定了碳中和的目标，能源和交通行业通过技术创新减排创造了很多的商业机会。尽管取得了很多让人欣慰的进步，要想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还任重而道远。
这次在格拉斯哥召开的第26次会议有四项议题：在本世纪中实现碳中和以及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较工业化以前的1.50C以内；保护社群与自然栖息地使其对气候变化更具适应性；发达国家应当加大对气候资金的贡献，履行每年1000亿美金的承诺；动员整个国际社会、加强政府间以及商业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合作。
想实现碳中和，用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必不可少。尽管商业界领袖比如比尔·盖茨大力倡导能源转型，可是大规模推广可再生能源还充满了挑战。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可再生能源的稳定性和对这些能源的有效储存还是很棘手的问题，这也导致很多人对新能源保持怀疑和观望的态度。当全世界还在慢慢从新冠病毒大流行中恢复时，又开始经历新一轮通货膨胀。
在最近的欧洲能源“危机”中，我们看到平衡经济发展和控制气候变化的巨大挑战。在即将步入冬季的欧洲大陆，民众支付的天然气账单是去年同期的五倍。天然气价格的疯涨上涨反映出其在市场上供不应求的局面。较之煤炭，天然气被视为更“清洁”的化石能源。在通往碳中和的路上，天然气是连接传统能源和新能源的重要一环，欧洲野心勃勃地想成为实现碳中和的第一个大陆，试图限制化石能源的生产，在新能源还没有完全可靠地大规模使用的情况下，能源价格的不稳定让很多欧洲民众对能源转型倍感担忧。
同时，将经济发展视为首要的发展中国家认为减排只能在发展之后。他们认为，发达国家在此前一百多年排放大量温室气体，实现了工业化，大气层积累的温室气体大多来自发达国家，现在国际条约要约束发展中国家的排碳，会严重影响其经济发展，是极其不公平的。比如，印度在上一周拒绝宣布实现零排放的计划。同时，作为另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人口大国，中国做出了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承诺。
美国总统拜登也承诺会对气候资金的贡献加倍。美国国内，气候变化一直是一项十分具有争议性的议题，这项议题能否成为政策优先，还要看两党的政治博弈，具有很多不确定性。深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小国家例如太平洋的一系列岛国还在翘首期盼发达国家对其做出的还未兑现的资金承诺。
一方面，全球不断经历气候灾害，越来越多的人深受气候变化恶劣影响。另一方面，能源转型还面临来自多方的重重挑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还在从新冠大流行中实现生活重新正常化。未来两周的气候会议到底能不能不负众望，将巴黎协定达成的合约变成行动，将成为观察者关注的重点。面对这个全球规模的难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只有超越不同、突破障碍、加强合作才能避免人类史上最大的“公地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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