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美国外卖巨头DoorDash为骑手纠纷支付和解金，零工经济劳动立法改革何去何从？
记者/黄婉仪
实习生/卢美婷 龙情
近日，全球平台经济用工问题在美国再添经典案例，外卖平台巨头DoorDash确定将支付500万美元的和解金，以解决旧金山对其涉嫌违反劳动法的调查。
2019年，美国加州旧金山政府开始开展对DoorDash的劳工问题调查。据当时媒体报道，DoorDash使用了客户小费支付外卖员的基本工资，随后旧金山方面指控DoorDash将劳动者错误分类为独立外包工而非正式雇员，从而违反了当地关于医疗保险和带薪病假的法律条款。
外卖平台骑手身份问题近年来在全球范围纷争不断，因其用工模式“既不完全符合传统劳动关系的认定、但又不是平等主体民事关系”。7月16日，我国发布《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首次提出“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概念， 尝试赋予其部分劳动者基本权利，如最低工资标准、职业安全、休息权、社会保险等。
这个概念的提出激起了社会各界关于“劳动三分法”的最新争论，零工经济之下的立法调整已经像一场社会实验在全球展开。
北京致诚律师事务所、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向记者表示，过去十多年，我国经济社会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劳动领域的问题也更加错综复杂，当前劳动领域的很多立法都已经不适应当前形势的发展，需要尽快修订。
Doordash部分和解金用于支付外卖骑手
11月22日，美国加州旧金山检察官 David Chiu、旧金山劳工标准执行办公室 (OLSE) 主任 Patrick Mulligan 和主管Aaron Peskin 宣布，该市从涉嫌违反旧金山的两项劳动法的美国外卖巨头DoorDash公司获得了超过532.5万美元的和解金。其中部分和解金将直接用于支付给2016年至2020年期间在旧金山市配送的外卖骑手。
OLSE主管Patrick Mulligan指出，“在整个调查过程中，关于工人错误分类的公开辩论一直在进行，这导致法院判决、州立法机构的行动，甚至加州的一项投票倡议。通过这一切，我们的办公室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保护工人权利和执行劳动法。”
追溯此次案件源头，骑手对DoorDash公司的工资投诉早在两年前就初见端倪。2019 年，美国媒体就曾爆出DoorDash利用客户支付的小费来支付外卖骑手的基本工资，这一行为在DoorDash快速发展期间依然继续存在。另外，将外卖骑手错误的定性为独立的外包工人而非正式员工，违反了旧金山市政府有关员工医疗保险和病假休息的规定。面对该项情况，主管Aaron Peskin向OLSE提出对 DoorDash的相关行为进行调查。
接到诉讼请求后，OLSE对DoorDash和涉嫌违反旧金山医疗保健安全条例 (HCSO)和带薪病假条例(PSLO)的行为展开正式调查。根据旧金山医疗保健安全条例，拥有20名或更多工人的雇主必须为每位受保雇员的医疗福利支出最低金额。带薪病假条例要求雇主为旧金山的所有雇员提供病假。OLSE在调查过程中发布了关于DoorDash的四份违规决定。最终双方达成了和解，此次和解的达成将使2016年至2020年间在旧金山配送的近4500名DoorDash外卖骑手受益，这也是OLSE在其20年历史中获得的金额最大的和解。
值得注意的是，在和解协议中，DoorDash公司并未承认其存在的错误行为：“虽然我们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但我们认为这项和解协议代表了一个公平的妥协，将使我们能够专注于继续为用户提供最好的体验。”
此次的和解协议背后，是零工经济平台和加州立法机构之间的一场长期较量。在零工经济就业者的身份归类问题上，外卖平台DoorDash、网约车软件Uber和Lyft等新业态互联网企业目前依旧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地区展开游说和辩论。
骑手身份之谜揭开劳动关系“二分法”之争
近年来，海内外围绕外卖骑手的身份问题一直纷争不断。
美国加州一地方法院的法律文件显示，2018年2月，该法院判决在线外卖平台Grubhub的外卖司机Lawson不属于Grubhub的雇员（employee），而是独立承包商(independent contractor）。Lawson于2015年8月注册了Grubhub软件，并从同年10月到次年2月用这个应用工作了4个月。在此期间，他一直被Grubhub归类为独立承包商。在美国，劳动关系划分为雇员和独立承包商两种，作为雇员可以有权获得最低工资、加班费、费用报销和工人补偿等福利。而独立承包商则不享有这些权利。Lawson认为Grubhub的错误划分违反了加州的相关劳动法规，因而提起上诉。依据加州最高法院先前的判例中确立的判断劳动关系标准，加州地方法院判决Lawson不属于雇员。
虽然判决结果是平台胜诉，但法官也指出了美国劳动关系二分法的局限性。他在文书最后写道：“根据加州法律，为他人提供服务的个人是雇员还是独立承包商是‘二选一’的问题……零工经济的出现，创造出一个低收入群体，从事低技能但高度灵活的临时工作，立法机构需要解决这种刻板的二分法。”
时隔三年，在同样实行劳动关系二分法的意大利，四家主要餐饮外卖平台，分别为Uber Eats、Glovo、Just Eat和Deliveroo，却因将外卖员归为独立承包商而被罚款7.33亿欧元。据媒体报道，今年2月24日，意大利米兰检察官已经责令上述四家主要外卖平台正式雇用6万余名骑手，并支付总计7.33亿欧元的罚款。检察院副检察官Tiziana Siciliano表示，虽然这些骑手中的绝大多数都签订了自雇合同，但他们完全被纳入公司的组织中。“这个系统实际上迫使骑手接受所有订单，以免在排名中被降级，然后减少工作。这就是不能请假的原因，”她补充道。
华南理工大学零工经济研究中心院长刘善仕教授在对此分析称：“四家公司需与骑手建立的合同关系是一种‘合作性的以及持续的劳务提供合同’，它不属于意大利二分法框架中的“从属性劳动”与“自治性劳动”关系……它也向我们表明，在涉及平台用工关系的法律属性的界定问题上，三分法已经成为主导性立场。”
在国内，随着外卖平台规模的急剧扩张，骑手的用工模式不断演进，出现了众包、网络状外包、个体工商户等用工模式，劳动关系的确认也变得愈发复杂。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今年9月份发布的《外卖平台用工模式法律研究报告》显示，外卖平台和配送商/众包服务公司的法律隔离效果显著，如今外卖平台的认劳率基本控制在1%以内，而配送商也通过网络状外包和个体工商户模型将认劳率从81.62%成功降至46.89%和58.62%；在侵权类案件中，外卖平台原本需承担的雇主责任几乎全部转移给配送商/众包服务公司，其自身担责率由100%降至15%以内。
针对零工经济的劳动立法如何破局？
外卖骑手劳动权益保障的首要条件是与用人单位确认劳动关系。而在复杂的用工模式之下，骑手难以确认雇主是谁、与雇主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从而陷入维权的困境。
目前我国劳动法并没有针对平台经济下的新型劳动关系做出调整，仍然采用传统的二分法，主要规定了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两大主要用工劳动法律关系。劳动者如果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则对用人单位具有从属性，与之形成劳动关系，可以享有五险一金、就业保护等权利；反之，则成为劳务关系，对用人单位没有从属性，同时也无法享有各项权利。而外卖骑手等平台工作者与平台之间既有劳动控制的属性，又有自雇的属性，是一种新型的劳动关系。
在欧美，零工经济之下的劳动关系立法已经像一场社会实验一样展开。欧洲方面，今年5月11日，西班牙内阁批准了《骑手法》，该法案要求Deliveroo、UberEats、Glovo等在线外卖平台重新将骑手归类为雇员，而不是独立承包商，法案已于8月12日生效。
2020年1月1日生效的美国加州AB5法案则要求雇用独立承包商的公司将他们重新归类为雇员；如果要证明工人不是雇员，则需要采用“ABC测试”来证明工人是独立承包商。与传统的Borello测试用13条标准来判定工人是雇员不同，ABC测试是用三条标准来判定工人不是雇员，这大大增加了平台在否认劳动关系方面的难度。
然而，有学者担心，这份意在帮助劳动者的法案反倒可能害了他们。康奈尔大学的Louis Hyman教授认为：“独立的劳动力需要收入的稳定性，但是因为传统的工作已经无法提供稳定性，很多人不得不进入共享经济……对于大多数司机来说，成为Uber司机是增加家庭收入的方法，他们试图通过低薪、不规律的服务工作来维持生计……AB5法案努力将加州人民统一到全日制工作的经济当中，但是这个经济并没有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收入稳定性。”
随后，在2020年11月3日，加州大选又以58%的选民支持率通过了反对“AB5法案”的“22号提案”。这是一项由Uber、Lyft和DoorDash三家共享经济平台推动发起的提案，核心内容是在保持平台劳动者独立承包商身份的前提下，提高他们的待遇，增加劳动保护。这是Uber、Lyft和DoorDash为了获得AB5法案的豁免资格而做出的妥协。而在2021年8月20日，加州Alameda县高等法院的法官Frank Roesch裁定22号提案的两个部分违宪，并且该措施整体上无法执行。对此，Uber和Lyft宣布提出上诉。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室副主任王天玉认为，22号提案将网约车司机确定为“需要报酬和其他福利保护的自雇者”，在原有的“雇员—自雇者”二分法基础上增加了第三类主体，实现了三分法转型的第一步，而“报酬和其他福利保护”是什么，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然而向劳动关系三分法转型在学术界存在不少争议。北京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佟丽华则认为，“创设三分法这样一种新的制度，可能从根本上会毁坏原有的劳动法制体系，给劳动者权益保障带来无法预见的后果。我们承认在平台经济的条件下，存在不完全劳动关系的情况。但是，我们认为解决不完全劳动关系的情况，不是要在劳动法制以外单独创设一项制度，而是在劳动法制以内分类解决。我们应该尽快把《劳动法典》的制定，全面修订中国的劳动法律体系提上议事日程。”（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