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向财新发布了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库（CHIP）2018年的部分调查数据。该调查分层抽取了7万个家庭样本，其数据显示：人均可支配月收入（扣除个人所得税等之外可用于实际使用的可支配收入）在10000元以上的家庭占比仅为0.61%【1】。换言之，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过万意味着超过了全国99%的家庭。
对此，人们有两种不同的感觉：
一、家庭人均可支配月收入达到1万元，多数家庭可谓“望尘莫及”。CHIP的数据显示，大部分中国家庭人均可支配月收入在500-1500元这个区间，占比约40.71%【1】。这与之前公布的“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基本吻合。
二、“月收入一万”的鄙视链降临到了二线城市。一些人感叹，不仅在北上广深，就在郑州、杭州、厦门等城市，月收入一万也“只能生存没法生活”。
这是怎么回事？中国家庭的实际收入多少？
本文从实际收入、收入差距两个方面来分析中国家庭的收入问题，同时简单探索如何增加家庭收入。
本文逻辑
一、中国家庭的实际收入
二、中国家庭的收入差距
三、中国家庭的增收难题
中国家庭的实际收入
为什么中等收入的城市家庭依然感觉收入低？讲两点：
一是名义收入与实际收入的区别。
上面所说的收入，是名义收入，没有考虑物价、房价的变动。实际收入是名义收入真实的购买力，能够购买实际的商品和服务。比如，20年前，30元在深圳可以吃三餐，如今只能吃一个快餐；一万元在深圳可以买2平方米房子，如今只能买七分之一平方米。如果仅仅从房价来衡量，过去20年，深圳人的实际收入被房价削减了93%左右。
有些人会提出，房价上涨也会带动收入上涨。确实，20年前深圳的名义工资不能跟现在相提并论。问题是，谁跑赢谁？
如果广义货币发行增速长期大于经济增速，那么经济呈泡沫化趋势，房价、物价或金融资产价格持续上涨。如果经济增速又长期大于人均可支配收入，那么，经济增长的成果惠及普通家庭的占比会减少。这里使用李迅雷老师的研究数据：2021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只有43%，而全球平均水平约60%，其中美国超过80%【2】。
简言之，如果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追不上房价和物价增速，那么，即便家庭名义收入上涨，但实际收入仍被房价、物价削减。
从2008年到2018年，广义货币增加了4倍。居民可支配收入、消费品价格、大宗商品价格、工业品价格、股票价格的增速均跑输了广义货币。其中，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2.6倍，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3.1倍，均小于广义货币增幅。今年3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达到249.77万亿元。在疫情之下，广义货币增速同样力压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速。
那么，货币跑哪儿去了？大规模的货币在房地产（学位房）-商业银行里打转。只有北上广深核心区的房价、一线城市的教育培训价格、大型地产商的资产增速和商业银行的资产增速超过了广义货币。比如，2018年，深圳均价为5.4万元/平方米，较2008年涨幅为4.5倍。近些年，深圳房价再接再厉，每平方米均价突破7万元。房价上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超级信贷、单一的土地供应、失当的调控以及城市公共用品与房地产捆绑（学位房）。
高房价是城市家庭实际收入的“杀手”，可支配收入被快速上涨的房价削减。如今，房子支出（购房款、房贷、房租）是城市家庭的第一大支出。麦可思研究院的《2021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显示，在北京和深圳，2020届毕业生的住房成本占工资比已经超过了40%，上海和杭州的毕业生将月收入的30%多花在住房上。
二、家庭资产与家庭债务的区别。
最近十多年，中国家庭的资产随着房价的上涨而增加，但负债率也在迅速上涨。
根据中国央行《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的调查数据，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317.9万元，其中住房占比近七成。而城镇居民家庭负债参与率却高达56.5%，户均家庭住房贷款余额为38.9万元，房贷占家庭总负债的75.9%【3】。
根据中国央行2020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报告的数据，截止2020年四季度中国居民负债总额为63万亿人民币，居民家庭总资产大约为319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家庭资产负债率为19.8%。而同期，美国居民家庭所拥有的总资产是140.3万亿美元，所承担的总负债是16.79万亿美元，美国居民家庭的资产负债率为12%。可见，中国家庭资产负债率已经超过了美国。如今，很多城市家庭每月可支配收入的大头是房贷。
最重要的是，对于高收入家庭来说，房地产是负债，也是资产；但对于普通城市家庭来说，房地产是名义上的资产、实际上的负债。为什么？高收入家庭购房的目的以投资为主，房价上涨时可以选择出售，只要增值幅度大于房贷利息即可获利。但是，普通城市家庭以居住为目的，即便房价上涨也不会选择出售。普通家庭通常按揭买房，再贷款变现的可能性较低，二次按揭依赖于房价大幅度上涨。如此，家庭资产增值的获得感很低，而债务负担却很明显。当然，这并不是否定房地产的居住效用。
你看，中国城市家庭的实际收入确实也在增加，但是感觉还是缺钱，家庭债务负担重，家庭消费低迷。主要原因是长期房贷、社会保障不足、教育费用高，导致很多家庭即便在实际收入增长的情况下也不敢扩张消费。他们不得不为20年的房贷做准备，为父母储蓄养老金，为孩子安排长期教育基金。
有人提出，中国居民储蓄率高说明家庭其实并不缺钱。根据央行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至2020年年底，我国住户居民存款总额达到了93.44万亿元，以我国当前的人口总数14亿人计算，人均存款达到了6.6万元。但是，中国居民高储蓄率背后需要注意三点：
第一，储蓄率从2008年的56%开始下滑到2019年的44.6%；
第二，储蓄结构严重不均衡，6亿人存款为零；
第三，高储蓄率说明资本市场不够发达和家庭不敢消费。
根据弗里德曼的永久性收入假说理论，人们根据过去和当下的收入，以及未来的收入预期，来安排消费和投资。即便家庭实际收入增加，如果未完全转化为当下的消费福利，这些家庭无法明显地感受到收入增加带来的消费效用。
总结，高房价、高教育费用和持续上涨的物价，削减了城市家庭的实际收入；房贷形成的长期债务，打击了城市家庭的资产增值的获得感；加上，社会保障不足带来的不确定预期，降低了收入转化的消费效用。
中国家庭的收入差距
为什么广大普通家庭的名义收入仍较低？讲两点：
一、城乡收入差距。
城市家庭的名义收入较高，但实际收入被高房价、高教育费用所削减，而农村家庭的收入问题则是实实在在的收入不足。按照2020年的家庭收入水平来看，中国还有8亿左右的低收入人群，他们主要分布在农村。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128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412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8931元，不到城镇居民的40%。
农村家庭收入水平为何较低？
原因比较多，这里主要讲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早期城乡之间的劳动力很难流通，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边际收益率低，农民增收困难。改革开放后，农村几亿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收入也持续增加。
根据空间经济学的理论，人越往发达城市迁移，其收入增长的机会越大。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地理学教授安德烈斯·罗德里格斯-波塞和迈克尔·斯托珀尔在《住房、城市增长和不平等》提出一个观点：“唯一有可能改变现状的地方性政策是破除从落后地区到主要大都市地区的移民壁垒，以应对当前的分化和不平等困境”【4】。
通常，要素的流通是双向的。农村剩余的劳动力流向劳动稀缺的城市，同时城市的资本与技术流向资本、技术极度稀缺的农村。但是，过去几十年，后者的流动性远不如前者。主要原因是城乡土地二元结构问题。城市土地是国有土地，80年代的城市土地改革，促使城市土地的使用权进入市场流通。这激活了土地市场，吸引了跨国公司、国际资本和技术在城市落地，同时也吸引了农民进入城市工厂。但是，农村土地属于集体土地，一直没有启动改革，无法跨区域流通。这导致大量的资本、人才和技术被隔离在农村和农业之外。
有人可能会认为，资本和人才怎么会进入农村和农业？哪里有利润，人和资本就会去哪里。其实，农业不是所谓的传统产业，农业是一项长周期、高风险的产业，需要资本和技术“深耕细作”。现代农业的收益率并不一定比工业低，现代农村家庭的实际收入比城市家庭低也不是必然的。
土地产权不明确，土地无法正常流转，农村土地市场就无法启动，资本、人才和技术就无法进入农村和农业。农村、农业怎么发展？农民最重要的资产就是土地，土地无法变现，农民资产价格被压缩，农民无法盘活资产进行投资。如此，农民又怎么能够富裕呢？
很多农民只能离开家乡进入城市谋生。城市的劳动力市场给他们提供了就业，但是城乡户籍二元结构又阻碍了农民的收入增加。很多农民没有城市户口，无法享受城市的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资源。他们的孩子在农村成为留守儿童，下一代的竞争力被削弱。
经济学家周其仁在《谁也挡不住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指出，中国没有一项法律规定农村的土地不能卖给城市居民。他认为这项改革是不可阻挡的，“决定性的事实是，工业化、城市化已经让农村土地的相对价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谁也叫停不了这件事，背后有不可阻挡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5】。
二、体系收入差距。
除了城乡收入差距，还有一项收入差距是体系差距。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21》，北京和上海的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收入均超过1.4万，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收入不到8000；广东和江苏的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收入只有非私营单位的60%-65%【6】。
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还有两项重要收入，那就是社保收入和住房公积金。这两项相对隐蔽的收入也是拉开收入的主要项目。
我们可以看一个指标，即体制内缴存公积金的人数占比：榆林、徐州、哈尔滨、襄阳、太原、唐山、南昌等城市的体制内缴存公积金的人数占比均超过60%。汉中、凉山、商丘、鸡西、铁岭等经济发展水平中游的地级市，这一数据大多超过了80%。相比，市场经济更发达的苏州、深圳、东莞、佛山、杭州、无锡、常州的体制内缴存公积金的人数占比均不到20%【7】。
为什么强调这个指标？
一是越落后地区，体制内缴存公积金的人数占比越高；
二是体系强度越大，居民税收负担越重，家庭收入差距扩大；
三是体系收入差距越大，对农民、低学历者、低收入者越不利，他们进入体系的可能性更低。
城市体系内职工以前拿低工资但退休后可以领取较丰厚的养老金，农民给国家缴纳公粮但这笔税收没有转化为农民的社保。这样，城市体系内职工的社保收入要比农民高得多。比如，北京2021年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45675元，其中，人均经营净收入只有940元，但人均转移净收入达到15927元，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第二大收入，主要是社保收入。
同时，高学历者进入体系内获取高收入、高福利的机会也要大得多。2021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告显示，清华大学应届毕业生就业进入体系内的比重达到了69.9%，相比前两年还有所上升。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的这一数据也超过50%。但是，很多外卖骑手、小微商户以及所谓的灵活就业者，他们的社保和公积金无法跟体系内的员工相比。
中国家庭的增收难题
如何提高中国家庭的实际收入？讲两点：
一、公共资源分配问题。
体系内福利为什么更高？他们的收入来源于税收。2021年全国税收收入172731亿元，同比增长11.9%，其中企业所得税同比增长15.4%，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21%，均高于经济增速和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财政收入增速跑赢经济增速，是体系内相对高福利的基础。
所以，当我们考虑中国家庭的增收和收入分配时，首要的是如何分配好规模庞大的公共财政——让全民尤其是农民及低收入者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公共收入，破除体系收入差距与收入分配问题。
有人说，央企、国企员工的高收入不是来自税收，而是来自经营利润。实际上，央企及部分国企领域并非竞争性市场，其经营利润本质上是税收。就连央行的利润，也是税收，属于铸币税。换言之，央行、央企、国企的利润越大，意味着市场上缴的税收规模越大。
在2021年世界五百强企业中，中国国企总营收达到6.79万亿美元，占到中国上榜企业总营收的72.5%。去年，央企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6.3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19.5%；实现利润总额2.4万亿元、净利润1.8万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0.3%、29.8%，营收、利润和净利润均创下历史最高水平。
但是，央企国企上缴利润的比例却很低。目前，央企上缴利润比例最高的是烟草企业，也只有25%，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煤炭这些资源型企业，收取比例则为20%。还有很多地方国企以各种形式返还了利润。这个国企利润上缴比例远低于意大利的65%、瑞典的43%。今年央行向中央财政上缴了1万亿利润，这一数据超过去年所有央企净利润总额的一半，可能超过所有央企最近十年上缴利润净值的总和。
所以，建议央企、国企的利润和资产大规模充实社保基金。为什么？
第一，国家社保缺口的一个原因是国企的历史欠账。在国家社保基金成立后，退休职工从国家社保基金中领养老金，但是当时经营困难的国企和大量破产的国企没有划拨足够的资金进去，这就形成了历史欠账。
第二，本质上，央企、国企的利润类似于全民缴纳的税收。这笔税收理应作为公共财政使用，而不是国企留存。如果大规模利润留存会降低公共税收分配的公平性，导致体制内社会福利大于体制外。同时，现在的年轻人缴纳社保去填补“历史欠账”和社保亏空，这将削减体制外的家庭收入。
2017年，中国开启启动国资充实社保的计划，截至2020年底中央企业已划转国有资本1.21万亿元。如今，央企利润创下历史记录，理应大规模划拨利润和资产充实国家社保基金。
有人会说，提高民生福利也要政府有钱啊，现在的体制内也降薪了。当下，大厂裁员，实体失业，体制内降薪也正常。在经济下行时，公共资源的分配公平性显得更加重要，钱没有那么宽裕，要花在刀刃上。
现阶段，中国的财政安排应该从基建投资转向民生福利。德国经济学家、财政学家阿道夫·瓦格纳曾提出，随着居民人均收入增加，为满足人们对公共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政府开支、特别是社会福利开支将不断增加。这就是瓦格纳法则。经济学家蔡昉通过数据观察到，在人均GDP从10000美元增长到23000美元的阶段，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上升最为迅速。所以这一时期可以被称为“瓦格纳加速期”【8】。
中国正处于“瓦格纳加速期”，政府的迫切任务是建立福利社会。增加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的公共福利，可以切实增加普通家庭的收入。其中，农民的社会保障基金的增加非常重要。这是另外一块历史欠账。当然，这并不是主张福利民粹化、赤字化，其逻辑是将资金以福利的方式返还给家庭，让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配置资金，可以更好地提振家庭消费和企业投资。
最近两年多，受新冠疫情冲击，餐饮、酒店、旅游、娱乐等实体经营惨淡，不少门店倒闭和工人失业，政府需要对他们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比如减免税收、失业补贴等。毕竟，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前提是普通家庭的收入持续提高。大规模基建投入短期内可以做大经济产值，但是家庭收入没有增长也是枉然。更何况，过度的财政和货币扩张还会削减普通家庭的实际收入。
货币发行权也是一种公共权力。一方面要降低货币发行量，抑制房地产泡沫，避免城市家庭的实际收入被高房价削减。另一方面，信贷发行要更加市场化，避免宽信贷削减普通家庭的购买力。央行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2.0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1.77万亿元；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占比从去年的43.7%上升到61.7%，民企占比从去年的23.5%下降到21%。
二、市场经济增长问题。
收入增加，包括家庭、企业和政府的收入，主要来自市场。市场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也可以提高财富分配效率。中国家庭的收入增加，实际上是自由市场如何持续扩展的问题。
最近市场热议统一大市场，我认为，统一大市场，最急迫的是把上海及长三角的货车司机行路难问题解决了，打破各地的防疫设卡、设限与管制；最根本的是破除各个领域的准入门槛，让土地、劳动力、资本、信息、技术等要素能够自由流通。
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促进农村土地与城市土地形成统一大市场。“确权是基础，流转是核心，配套是关键”，农村土地确权后才能流通，流通后农村的资产才能增值和变现，农民的收入才能提高。这严重抑制了中国广大农民家庭的财产收入增加。相比，北京2021年居民的人均财产净收入达到12460元。一个人在农村花30万建房，另一个人花50万在县城买房。前者的30万“沉没”了，难以增值、抵押和变现；后者的房产可以出租、出售、抵押和变现。更重要的是，只有土地流转，资本和技术才能进入农村和农业，农民才能在家乡土地里增收。所以，应该把选择权交给农民，农民只会比父爱主义者更聪明。
打破体系二元经济结构。近些年，上面多次发文打破石油、电信领域的竞争限制，引入社会资本。让更多资本、企业和工人都能够进入，让更多的普通家庭能够在这些领域获得收入。这不仅能够降低体制内外的贫富差距，还可以促进市场竞争和收入增长。
市场竞争促进收入增长的逻辑是有效供给，也就是有效的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经营管理创新。
经济学家林毅夫很看好中国家庭收入的持续增加。他采用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分析法，认为早期中国资本稀缺、劳动力富余，因此资本贵、劳动力廉价；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积累，资本价格降低，劳动力变得稀缺，工资增长，中国普通家庭的收入也会增加，同时劳动与资本的收入差距会缩小。
其实，林毅夫的判断只对了一半，而且未及根本。林毅夫使用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马歇尔的需求理论和萨缪尔森的要素价格均等理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遵循了供需与价格的关系。简单来说，最近几十年，随着资本投入增加，中国劳动力需求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近些年局部劳动力供给似乎有些不足，工资价格确实有所上涨。但是，这并不是必然趋势。与李马萨的错误一样，林毅夫所看到的只是工资的被动变化。如果这个判断成立，劳动力越少，家庭收入越高，如此应该鼓励低生育、早退休。如果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工资上涨就会产生替代效应，要不被越南等国家更低工资的劳动者所替代，要不被机器（资本）所替代。实际上，当我们在关注低生育、老龄化和工人短缺问题时，另一面的问题也可能同时出现，那就是局部性失业，尤其是低技能工种被替代，农村中老年群体过早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其实，收入上涨根本上源自主动创造，这是李马萨林未触及的层面。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21》的数据显示，2020年只有三个行业的平均月工资超过1万元：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以及金融业【6】。经济学家李迅雷指出，2012年以来，“劳动力素质+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急剧回落，主要原因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下降【2】。在制造业领域，技术创新和产品竞争力不足，工人工资收入增加难度很大。如何让每个人能够自由施展其才能去创造，这是民富之根本。
最近，被疫情相关事件整得有点抑郁。大疫当前，关乎生命；而经济和收入下降，同样关乎生命。这里使用经济学家梁建章的研究：人均GDP每减少1%，人均寿命就会减少5天左右，人均收入减半，人均寿命减少1-3年【9】。法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在100多年前提醒人们：不仅要看到“看得见的”，更要看到那些“看不见的”损失、代价和死亡。
参考文献
【1】国内“月薪1万”究竟有多少人？菜乙己、董道力，DT财经；
【2】面对2022年太多不确定：中国经济转型难点的思考，李迅雷，李迅雷金融与投资；
【3】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中国金融；
【4】住房、城市增长和不平等，安德烈斯·罗德里格斯-波塞、迈克尔·斯托珀尔，王瑞民译，比较2021年第2辑；
【5】谁也挡不住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周其仁，南方周末；
【6】中国统计年鉴202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出版社；
【7】“体制”越强大,投资价值越低，刘晓博，刘晓博说财经；
【8】以更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推动中国经济增长，蔡昉，第一财经；
【9】生命损失最小化的防疫策略，梁建章，财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