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生滨
诗学批评的感性宗旨就是不断去触摸诗人的气质、风格和审美追求。诗歌创作者和批评者的精神梦想一样充满无限魅力，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是一种人类高贵的念想，也是笔者研究西部许多诗人的真实感受。“河湟谷地——不断返回的故乡”，这故乡在青藏高原，在河湟谷地，是诗人杨廷成现实生活的实有所在，更是其精神飞翔的巍峨高地。
1962年11月，杨廷成出生于青海省东部农业区的湟水河畔。1977年发表处女作以来，至今在《人民文学》《诗刊》《人民日报》《扬子江》《诗歌月刊》《鸭绿江》《诗潮》《绿风》《青海湖》等刊物上发表大量文学作品。出版诗集《雀啼民间》，散文集《风吹河湟》，报告文学集《巴颜喀拉雄风》等8部作品，主编、合编出版诗集《高大陆上的吟唱》《放牧的多罗姆女神》等10多部作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青海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获首届青海文学奖、第3届中国长诗奖、第6届中国当代诗歌奖、第8届青海省政府文学艺术奖、2018新世纪诗歌特别贡献奖、2020华语诗歌10佳诗集奖等多种奖项。诗人风马曾在《文学报》以整版篇幅撰文评论说，杨廷成“不仅是个有着独立品格的当代诗人，还是青海诗歌创作的推动者。”四十年如一日地耕耘劳作，杨廷成以他的诗人性情和独具内涵的诗歌、散文创作，在当代中国文学园地赢得了赞誉。
中华文明人文葳蕤的表现之一，是中华大地上叠印着无数诗人的脚印，留下了他们难以数计的审美文字，还有琴棋书画与山水一心的艺术沉淀。华夏汉唐，两宋明清，东方这片大地上，岁月流变与诗词歌赋相映成辉。“五四”新文化运动又增新机，白话新文学逐渐丰沛，传播四海。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焕发新的力量。古老的西部，黄河源头，祁连山下，无数的诗人吟唱生活的欢欣和悲苦，抒发时代的精神和情志。气之动物，物之感人，这个名叫杨廷成的乡村少年吹响春天的柳笛，成为汉代西征大将军赵充国曾屯兵耕作之地的诗意守望者。
紫气东来，丝路西去，青藏高原是诗性的高原，河湟谷地是诗人的福地。生命的疼痛在生活的表层和性灵的深层，涵养着诗人的审美性情。1989年，诗人王建民在《河湟文学论》里指出，河湟谷地是块多民族杂居地，其独特的文化形态和生存方式，构成了河湟文化的核心，文化的要义又在其精神活动，河湟的文化形态主要是河湟人的生存方式，也自然是河湟文学的本体和意义所在。河湟风俗的杂糅与其内部冲突构成了它自己的独特性质。这样的文化内涵和生存体验在杨廷成的文学创作中有了别样的个性化展现。借用诗歌评论家燎原的话说：“在杨廷成喜剧性的天性深处，伏藏着一种内核式的热忱和定力，惟因如此，才使他将近40年持之以恒的乡村题材的写作中，自我造化为一个具有鲜明标识的诗人。”多民族杂居地独特文化塑造了侠肝义胆的杨廷成，青春作伴，诗酒人生，恰恰对诗神一往情深。从不同批评的视角来看，40多年过去，诗人绘写乡野风情或者说钟情于大地的审美个性更加鲜明和坚挺。
作家才旦在其长篇评述中说，这位从城市守望乡村的诗人“孜孜不倦，无所以求地用诗歌的方式抒写和赞美家乡的大地，家乡的父老，家乡的山水草木，是对家乡丰厚忠实的回报。”的确，杨廷成不为迎合某种适时的乡土情怀，也不单是要在诗歌中实现对历史语境的批评，而是要发挥乡土诗歌本身所指向的乡村特有景物和意象的表现。亦如评论家刘晓林所言：“现代汉诗在青海出现后，河湟的河流、塬地、沟壑以及人文历史，依然源源不断为生长于斯的诗人们贡献着灵感与资源，虽然诗体、语言的形式和切入河湟生活的视角，随时间的斗转星移发生着变化，但浓厚的家园情怀，眷乡恋土的内在取向没有丝毫偏移，始终保持着从古至今，一切用善意书写乡土的文字，力图与大地建立健康关系的基本品格。”犹如“史册中记述的神农”，神性荡漾的心灵贴近大地，构建精神的诗意空间，在河湟的乡土风物中发现有意味的价值。
青海省作家协会原主席、诗人朱奇在一篇20世纪90年代写的题为《河湟谷地的歌者》一文中，第一时间肯定了杨廷成诗歌创作的大地情怀，“那是泥土的气息，芳草的气息，瓜甜果熟的气息，浓郁的乡野的气息。”
曾记得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热潮所及，没有人能置之度外——南凉旧地，古驿平安，当我从故乡的村庄里读到来自故乡的诗人杨廷成的诗歌，有时候也从广播文艺节目中听到有人朗读他的作品，有种莫名的内心的悸动。杨廷成从不隐瞒自己对乡土的眷恋之情，诗人心灵澄净的“乡土风语”，“似有阵阵田野微风拂面而来，让人陶醉其中。”这是诗人葛建中的评说认同。诗人怀恋故乡的抒情文字里不仅仅是赞美，还有生命体验的深度回访，“青稞酒飘香，游子醉卧远方……”
也就是说，诗意栖居的精神渴求滋养了“地之子”杨廷成执着而博大的乡土情怀。摇荡性情，其诗歌，其散文，就是诗人心灵贴近大地的深挚情感具象化的审美显现。
评论家李丹梦在《别样的“西部”——论杨廷成的诗》一文中精炼地概括说：“杨廷成的诗犹如高原的蓝天，清新明朗。诗行里间或透出豪气，那是来自洒脱与自得。”知他很久之后，再读到这样的评价，便不觉地心生赞同。河湟的风物深深涵养着诗人内秀的审美情怀，却又遮掩不了高原男儿豪放的天性。文学抒情的轻与重，在诗人清新、质朴和醇厚的文字琢磨中流转丰盈。
文学生态的培育和地域文化的建设，离不开批评的淘洗和肯定。昆仑月明梦高唐，书写过许多诗词歌赋的河湟大地，在砥砺奋进的时代大潮中破茧重生，获得了地域文化的创新和蜕变，改变了贫困落后的经济和文化面貌。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给千年丝路和大西北带来发展的新机遇。笔者虽置身于故乡之外，但时常遥想河湟四季，忍不住关心家乡经济和文化的再发展。欣闻中国诗歌学会授予我的故乡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中国诗歌之乡”的称号，这让我们更加敬重杨廷成等为故乡倾情书写传奇的诗人群体给家乡带来的诗意盛誉。
新文化建设，胡适先生特别注重史料留存。青年诗人、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王静，西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祁芙泉遍查文学报刊，阅读相关资料，认真编选了有关杨廷成诗歌创作的评论文章32篇。从地域文化和当代文学交融的角度说，这不仅是对诗人赤子情怀的观照和礼敬，也是对这个时代的真诚回顾和礼赞。从更深远的意义上来说，这自然会促进当代青海文学深耕细作的个案研究和在场批评积累，为我们探寻这位河湟之子的诗歌创作脉络，留下一份可贵的记录文本。
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