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2019年全年平均数为基准（设定值为100）进行比较，全球贸易量在2020年二季度降至低点84之后持续复苏，2022年一二季度恢复至107。但是，伴随以大宗商品为代表的国际贸易商品价格的快速上涨，与贸易量相比，贸易额的增速更快也更持续。同样以2019年贸易额100为基准，2020年二季度全球贸易额降至78，但在三季度末追平贸易量指数后继续迅速增加并拉开距离，2022年一季度的指数已经达到130，二季度甚至可能达到133。
相比对二季度的预测值，2022年一季度的贸易额对经济活动的描述更为准确。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额均保持增长。其中，货物贸易额实现6.1万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25%，比2021年四季度增长了3.6%；服务贸易额实现1.6万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22%，比2021年四季度增长了1.7%。按照UNCTAD的分析，二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仍会继续增长，但增速会有所放缓。地缘冲突加剧了国际贸易的紧张程度，也会在收入下降、物价高涨下抑制部分国际贸易需求。
UNCTAD认为，全球贸易的增长可能很快即会触顶。利率的上升和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都会通过不同的路径对2022下半年的全球贸易产生影响。主要的影响因素有六类：一是低于预期的经济增长。许多经济体的利率上升、通胀压力调降了经济预期；二是俄乌冲突对国际能源和主要大宗商品的价格形成上涨压力。由于全球食物和能源需求在短期内缺乏弹性，价格上涨会直接导致贸易额上升和贸易量下降。三是全球供应链挑战仍将延续，供应链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仍然很大。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措施可能会继续造成供应链断链，也会增加2022年的投资风险。同时，由于全球供应链出现短链化趋势，国际贸易结构已经开始随之变化。四是贸易协定和区域一体化的推进（如RCEP、非洲大陆自贸区）将促进区域内贸易的发展。同时，区域之间的贸易会受到运输成本、物流中断和地缘政治摩擦等因素的负面影响。五是全球绿色经济的发展将导致对环境可持续产品的市场需求上升，对贸易产生中长期影响，但影响效果与各国相关承诺和政策执行情况密切相关。能源价格的高涨会加速发展使用替代能源产品的国际贸易。六是对债务可持续的关注更多，利率的上升将严重加剧多数重债国的政府财政紧张状态，增加经济脆弱性，对国际投资和贸易产生负面影响。
从地区分布来看，全球主要经济体在2022年一季度的货物贸易进出口都要好于疫情暴发前2019年的水平。从2022年一季度的环比数据来看，巴西和俄罗斯的进口有所下降，分别下降3%和6%，其他经济体都保持增长。相比而言，巴西和南非2022年一季度的货物出口出现了较为强劲的增长，分别增长了15%和10%。
各经济体服务贸易的数据相对滞后一期。多数经济体在2021年四季度的服务贸易虽然尚未恢复到疫情前2019年的平均水平，但除巴西、日本和欧盟之外都已经出现了明显改善。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2022年一季度的货物贸易均显著高于2021年同期的水平，分别高出25%和14%。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南贸易额比上年同期高了42%。
俄乌冲突对两国的对外贸易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由战争直接导致的物流网络破坏、市场需求变化以及引发的制裁对商业活动的影响交相叠加。乌克兰在2022年一季度对中美欧三个主要经济伙伴的进出口均同比出现了下降，其中进口的降幅更大。一季度，乌克兰对中国、美国和欧盟的出口分别同比下降了10%、31%和10%，而自三方的进口则分别下降了90%、27%和48%。与之相较，俄罗斯对中美欧的双边贸易则呈现了明显的进出口差异。一季度，俄罗斯对中国和欧盟的出口分别同比增加了38%和75%，对美出口下降了4%，而俄自中美欧的进口则分别下降了18%、83%和59%。其中，俄对中国出口的精炼铜下降较大，对美国出口的原油、铂金和氮肥下降明显，对欧盟的主要出口商品均出现增加（天然气出口额增加了259%）。由于俄乌冲突爆发于2月下旬，预计二季度俄乌两国的贸易数据可能变化更为明显。
2022年一季度，不同商品类别的贸易额变化存在差异，大多数商品贸易保持增长。其中，除了能源产品的增长强劲外，金属和化学品、农产品、服装配件、机械设备、办公设备、药品等商品的贸易额也保持增长。运输产品由于飞机订单的哑火而出现贸易额的下降，通讯设备贸易额也低于2021年和2019年的同期水平。全球范围的半导体库存的下降和运输中断也对道路交通工具和精密仪器的国际贸易额带来负面影响。
伴随更多经济体上半年贸易数据的公布，全球贸易版图发展的近况将可能更为明晰。国际贸易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和反映，其发展水平展现了国际分工的发展。下半年，伴随美联储加息、欧洲央行等中央银行跟进所形成的新形势，国际贸易可能会受到更多的货币因素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隐藏甚至扭曲国际贸易关系。
与此同时，有关电子商务等创新技术和贸易模式的发展，也在推动传统贸易关系发生演变。新规则的出现，企业和消费者行为模式加速调整，都可能驱动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发生新的结构性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