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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星在野外采集古生物化石。
■本报记者 冯丽妃
今年是古生物学家徐星任全国政协委员的第六年。两会前夕，徐星从北京南下广州，到国内首个设在大型商场内的民营自然科学博物馆走访调研。
近几年，我国民营自然科学类博物馆日益增多。徐星表示，这些博物馆展陈形式丰富、互动感强、贴近公众，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有自然博物馆的不足。但它们良莠不齐，要加强对其的政策支持、科学指引，为其提供专业人才资源方面的支持。
“只有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调动各方积极性，才能让科学触及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全民科普。”徐星说，在今年的提案中，他建议调动科研人员科普的积极性，在科研项目和人才称号的评价考核体系中，加大科普工作的分量；在奖励体系中考虑设立对应的国家和省部级科学普及奖等。
无调研，不建言。这是全国政协委员放在心底的一条原则。而徐星的习惯是把政协调研融入平时的生活和工作中。与身边的朋友、同事、同行、学生的沟通交流，甚至孩子的教育问题，都是他提案和建言的源泉。
徐星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去年担任云南大学古生物研究院学术院长。身在其职，他提了不少教育、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提案，内容涉及从中小学到研究生阶段的教育。
譬如，他提出，研究生教育决定了未来我国高端科技力量的质量和体量，教育、科技、人才应该“三位一体”。人才培养不只需要学习纯粹的理论知识，还需要通过科研实践活动来锻炼，应当加大科研院所在研究生培养中的作用。
作为我国发现恐龙新属种最多的科学家，徐星还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在指导孩子的过程中，他发现应该在中小学教育中让孩子建立起对自然界的兴趣，同时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
几年前，徐星曾收到一封邀请他参与中学生物教材编撰的国外邮件，对方希望他把正在研究的内容纳入中学课本。这让他关注到国外中小学教材紧跟时代前沿，而我国中小学甚至大学教育却存在与实际脱节的问题，并就此提出启动相关教育改革实验，建立思维培养型教育体系。
“我国的教育体系过去一直倚重知识培训，存在‘填鸭式教育’的弊端。近年来，尽管开始强调素质教育，但从根本上看整个教育体系还处在传统模式中。”徐星建议借鉴发达国家的相关改革经验，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尽快推出适应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时代的教育规划与实施方案，转向以思维培养为主、知识培训为辅的教育体系。
由于平常生活中对教育、科研、科普等各方面的问题处处留心，对于记者提到的问题，徐星尽管并未“准备”，但显然已有思考。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建制化研究与自由探索之间的关系？徐星认为，我国具有举国体制、建制化研究方面的优势，这有助于攻坚克难，有效解决特定阶段的问题和“卡脖子”问题，“两弹一星”和航天领域的一系列重大科技成就就是优秀的例证。
但他同时指出，纵观科技发展历史，原创性的科技成果很难用计划的方式做出来。自由探索性研究能够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是原创性科技成果产出的更有效途径，也是我国科技长期发展的动力源泉。
“在有限的科技资源支撑下，科学、精准地评估亟须解决的科学问题，控制好导向性科研的规模，尤其要在自由探索性研究上下大力气。”他建议，在这方面进行宏观战略研究，根据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研究等对各领域进行顶层设计，在需求导向和自由探索性研究两大方向之间合理配置资源。
基础研究经费五年增长1倍、科研人员可以知识产权入股、技术岗位的薪资在整个盘子里的占比也在增加……“国家对科研越来越重视，不断花大力气改善科技人员工作的软环境，让科研人员更有获得感。”作为一名资深一线科学家，徐星对此有着深切体会。
不过，在和同事及同行的聊天中，徐星发现大家谈得最多的仍是软环境问题。比如一个项目申请或报销的表格，会对应多个体系相互独立的部门，由于表格设计不具有通用性，许多时间被消耗在琐事上。
“单独一个好的政策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还需要一系列相关配套政策出台，让科研人员感受到软环境的真正改变，否则很难落地。”徐星说。
他同时建议，通过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增强科研人员的归属感、荣誉感，激发大家的创造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