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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说马金瑜的人生是场双重悲剧?

时间:2021-02-10 20:46:55 | 来源:澎湃新闻

原标题:为什么我说马金瑜的人生是场双重悲剧?

原创 维舟 维舟 收录于话题#女权1个马金瑜与谢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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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日,曾获得多项新闻大奖的记者马金瑜,在远嫁青海多年后,忽然又一次在公众视野中现身,但这一次,她却是以家暴受害者的形象出现。

她以前是新闻的采访者,现在则成了新闻的当事人,而这甚至是个更大的新闻。

虽然这两年来,随着女权的兴起,“家暴”这个话题本身就已逐渐引起社会关注,但马金瑜事件引发的关注点还并不只是涉及家暴,因为此事最具冲击力的其实是她前后遭遇的落差:一个已有相当成就的高知女性,为了一见钟情的爱情,在相识40多天后就闪婚,但这样一个童话的结局却如此残酷。

因此,围绕这一事件的争议,大抵是由一个巨大的谜团引发的:这事按理似乎不应该是这样,究竟在哪里出了问题?

于是,有些人相信其中另有隐情,有些人怀疑马金瑜此时披露的动机,而更多人则震惊于连知识女性都未能独立自主地维护好自己的权利——但无论是哪一点,马金瑜都处于暴风眼。

有女性朋友愤愤地说:“马金瑜事件,给人的感觉是舆论都在说她,似乎是她没做对、没做好,而那个家暴男被说得反倒不多,甚至当地没及时施以援手的机构也很少人批评,为什么?”

我想或许可以这样解释:人们基于对社会现实的了解,认为某些东西(家暴男根植的社会、地方机构的救助能力和效率)在短期内是无法改善的,个人只能靠私力自我救济,规避风险。

这样,结果就是人们都默认对那些不能抱希望,而只能怪女事主自己。但这其实跟女性受到骚扰后,反被责怪是自己不注意没什么不同,指责受害者无法带来改变,只有撼动那看似铁板一块的结构才有希望。(2月7日)2

现在很多评论中,马金瑜似乎已被标签化为一个“被爱冲昏头脑的文艺女青年”,事情恐怕不会只是这么简单。我不认识她,但我相信,很多人做出的选择都基于自己人生经历的总和。

我隐约觉得,她是一个“无我”的人:不太计较个人得失,不惜为某个宏大目标燃烧自己,那可以是一份理想、一种信仰(爱情也是)、一个事业,为此她可以毫无保留、无条件地全力投入。

所以她2017年(在已经被家暴的情况下)对一群大学生说,如果认准了,“你们要相信爱情,不要怕冒险,哪怕下一步是悬崖,不要怕,跳!”

这样的价值取向,使她能深入到别人不愿、不敢去的一线,采访中国最底层的真相,成为最好的记者;也使她为了自己心目中的真爱,一再屈抑忍让,此前她就在各种采访中反复赞美藏族女性无私奉献、勤劳忍耐的品质,可见这正是她自己理想人格的投射。

但这样的个性,其实不太适合经商,因为经商恰恰需要“斤斤计较”,这也解释了她做藏货电商,结果欠下百万债务,而或许又是因为她为人如此,那些借钱给她的老朋友仍然对她很宽厚。

如果是这样,那她也可说是很本真的人,也很有勇气,不是说她“无脑”,因为她这样所看到的世界,也是一般人难以感受到的。可以想见,要不是彻底幻灭,她是不会撤退的,所谓“轻伤不下火线”;恐怕也正因此,她之前明明有发声渠道,却并未求救,而现在这样,说明连她也已无法忍受了。

某种意义上,她这么想没有问题,但却需要她遇到对的人、做对的事,需要社会保障机制确保不至于有难以预测的风险让个人全部承担,然而在如今这个犹如“黑暗森林”般的社会上,一旦越出边界就只能“风险自负”,闭眼往下跳就变成好像蹦极时没系安全带。

她是1978年生的,在XJ长大,在她的成长环境中,这样的价值观或许还是主流,但更年轻的一代渐渐就少了,以至于老一辈要呵斥“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人们对要求无私奉献牺牲的宏大话语越来越心有疑虑,代之以理性的自我计算,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就两说了。(2月8日)3

从界面新闻那篇来看,她的早年生活应该对她影响很大:对“吃苦”的坚忍、对质朴生活的向往,以及一种对底层社会的本能共情。这更证明,她当初的选择不是“情感丰富、想像浪漫”的“文艺女青年”一时冲动,恰是某种近乎献身之举,也因此,这一结局更具悲剧色彩。

她的话也印证了我之前的判断,若非彻底幻灭,她是不会松手的:

最初的那一点点美好,始终让我觉得他心里还是善良的,应该不至于会这样。最后所有不愿意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如果不到最艰难的一步,我觉得咬着牙能撑住。

为什么像她这样出身贫寒、又做了14年社会新闻调查记者,按说对底层社会再了解不过的人,人生会踏入这样一个陷阱?答案可能在于:她被自己的理念困住了。

虽然她看到过很多现实,但她又抱着一腔热血,想要做点什么,从她以往的谈话中也能察觉到,她有一种救世心态,关心的事物很多,但唯独不太关心自己。这种人甚至可能觉得关心自己是羞耻的,却像陈丹燕《独生子女宣言》中说的,“担心自己一辈子也找不到一个人,可以把自己开满鲜花的心交给他”——当然,那个“他”也可以是某个理想。

这样一种个性,在如今这个时代已经不多见了。在她的事爆出来之后,网上不少人坚持要“看证据”,不相信她作为多年记者,竟然连家暴留证据都不会,还有人质问她此时披露的动机,特别是众筹还债用意何在。这些争议都表明,在这个日益复杂的社会,一个人单靠自己“良心”是无法交代得过去的。

这或许对她也是生动的一课,在人生43岁之际、身为三个孩子的母亲,经历了生活的毒打和惨痛的教训之后,她终于迟迟明白了,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自己所能推动改变的很少很少,她无法代表别人,只能代表自己:

也有同事说我,做了一个社会实验,一个理想主义的实验。我没有反驳,因为我内心真的是想能做点事情。我只是单纯想,好不容易让她们有工资了,能挣点钱,能抬起头来了。但后来,她们又回到原来的境地去了。[……]我不是青海的代表,也不是底层妇女的代表,我只是我个人的悲剧,我把个体的悲剧写出来。

从这些话来看,她内心的自我意识终于觉醒了,不再为别的什么宏大目标忘我奉献了。这里的双重悲剧在于:她经历了长期的痛苦和巨大的幻灭,才意识到这一点;虽然如今抽身退步也不失为好事,但又正是原先那种“无我”的个性成就了她,而今她可能就变得没那么特别了。

就此而言,她那篇《另一个“拉姆”》的标题错了,她不只是另一个家暴的受害者,她是开始做回自己的马金瑜。看起来吊诡的是,如今她强调这只是“个人的悲剧”,但其实却反倒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一代中国人的重新自我认识。(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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