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缓和后，我们将可能目睹到“阿拉伯的第三波浪潮”

原标题：在疫情缓和后，我们将可能目睹到“阿拉伯的第三波浪潮”

今年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

爆发第10周年。尽管在这10年中，阿拉伯地区的许多起义以惨烈的失败告终，但阿拉伯革命并未结束。因为即使在当下的疫情与全球经济衰退期间，反抗浪潮仍在阿拉伯各国接踵而起。

应《求真》报（Truthout）与阿什利·史密斯（Ashley Smith）之邀，黎巴嫩左翼学者、SOAS发展研究系教授吉尔伯特·阿卡（Gilbert Achcar）分享了他对阿拉伯地区历次起义的结局和该地区新一波革命浪潮的前景的看法。阿什利·史密斯是美国作家、社会活动家，长期为《求真》《国际社会主义评论》《雅各宾》等多家媒体供稿，澎湃新闻经阿什利·史密斯授权，翻译并刊发此文，以飨中文读者。原文链接见文末。

阿什利·史密斯：

时下正值“阿拉伯之春”爆发10周年，许多主流评论者对阿拉伯地区起义运动的结果给予了非常消极的评价。您是怎么看待这些结果呢？

吉尔伯特·阿卡：

我不赞同将这些起义视作一个个历史事件，而我们能做的是纪念它们的爆发。我认为应该更加准确地认为阿拉伯地区正在经历一种长期的革命过程。

将阿拉伯地区的革命视为一种长期的过程，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在总结事实。阿拉伯革命的第一波浪潮爆发于2010年12月的突尼斯，并从那儿扩散到其他地方。而自2018年12月起，我们开始经历阿拉伯革命的第二波浪潮。用媒体的说法，这是第二次“阿拉伯之春”。

阿拉伯革命的第一波浪潮曾席卷了六个国家，它们分别是：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巴林和叙利亚；第二波浪潮则波及了其它四个国家：苏丹、阿尔及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因此，直至目前，阿拉伯地区的20个国家中，有10个国家爆发过起义运动；这些国家集中了阿拉伯地区的大多数人口，这一点更加凸显了这些起义的重要意义。

在一定程度上讲，阿拉伯革命的这第二波浪潮确实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干扰，但疫情本身不会扑灭这些起义。相反，新冠疫情的蔓延使得造成这些起义的社会环境更为恶劣。

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使得石油价格大幅下跌，削弱了阿拉伯地区的经济实力，并且加剧了阿拉伯地区的社会不平等和政治动荡。一旦人们挺过了这次疫情，将会很快目睹阿拉伯革命又一波浪潮的到来。

阿拉伯地区正在经历不间断的革命过程。人们有理由对目前所取得的结果感到悲观；阿拉伯革命尚未成功，而叙利亚和也门正在进行毁灭性的内战。但在另一方面，人们可以为民众的斗争决心感到乐观。

许多民众并未对过去起义的失败感到悔恨。最近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埃及、苏丹和突尼斯的大部分民众并不后悔在当初发动起义。

2021年3月17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民众继续通过堵塞交通方式进行示威活动，抗议生活水平恶化和货币严重贬值。有部分民众封锁了通往总统府的道路，要求总统辞职。

阿什利·史密斯：

自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以来，我们就目睹过一次遍布全球的起义浪潮。但中东地区的起义运动最为激进。这是为什么呢？

吉尔伯特·阿卡：

从全球的总体情况看，新自由主义在2008年衰退后就陷入危机。总的来说，2008年后爆发的大多数抗议均要求政府改变其新自由主义政策，甚至要求政府下台，但很少有抗议行动要求全面废除现有的权力体制。

但是，要求全面废除现有的权力体制，正是自2011年起阿拉伯语地区许多抗争运动的诉求。“人们要求废除现有的政权体系”是这些起义的核心诉求。这一有阿拉伯地区特色的诉求，反映出在新自由主义的总体危机和中东与北非地区特殊的结构性危机之间，存在着差异。

新自由主义是一系列政策的组合，是资本主义体制下一种具体的管制模式（“废除管制”是它的具体表现）。选举和政府的变动或会改变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但不会推翻新自由主义所赖以生存的资本主义体制。

相比之下，阿拉伯地区的民众意识到若要改善他们的社会处境，就必须废除现有的权力体制。阿拉伯地区的所有国家机器都是由裙带关系构成的。一些国家机器是世袭的，由一些家族长期把持统治权，例如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政权；一些国家机器是“新型世袭”的，其中苏丹、阿尔及利亚和埃及均由军方把持统治权。

在中东与北非地区的大部分地方，民众无权通过选举活动罢免官员。该地区的许多国家，在收入上极其依赖石油、天然气的出售和其他自然资源的租让。长久以来，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通过扶持残暴的石油国君主制政权，长期把持对这些自然资源的优先获得权。

由于上述情形，中东与北非地区的权力体制（它们是在新自由主义转向的年代形成的），面临着结构性的发展瓶颈。这解释了自2011年开始的阿拉伯革命为何如此漫长。阿拉伯地区的民众会一直斗争下去，直到废除该地区的政治、社会与经济体制。阿拉伯民众要么赢得胜利，要么继续忍受悲惨的日子。

阿什利·史密斯：

哪些阶级和社会集团加入到阿拉伯地区的反抗运动？

吉尔伯特·阿卡：

由于缺乏可靠的材料，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取决于怎么诊断阿拉伯地区的结构性危机，取决于怎么谈它的出路。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承认阿拉伯地区处于深重的社会与经济危机。

但是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的官员分辨说，这些危机并不是源于他们开出的新自由主义方案，而是由于这些方案没有如他们所要求的那样得到彻底的贯彻落实。数十年来，这两个组织的官员一直施压于阿拉伯地区的各个政权，要求它们削减社会支出、私有化国有公司、放松市场管制，并且向世界经济开放。

因此，这两个组织的官员想渲染的是：阿拉伯地区的起义是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要求深化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社会运动。他们谎称：“中产阶层”会带来充分发展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会带来“良好的社会管理”（这是他们所惯用的民主与法治的代名词）。

但是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在埃及，正是由于得到了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所领导的残酷独裁政权的支持，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才有机会实现最为彻底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这个例子表明：新自由主义和民主自由是孪生兄妹的说法不过是自欺欺人。

当然，中产阶层的一些人确实参加了起义。但是，在街道和广场上行动的大多数人属于城市的中下阶层，是工人和失业者。

以突尼斯的情况为例。推倒独裁政权的不是突尼斯的“中产阶层”，而是由阿拉伯地区力量最强的独立的工会联盟所领导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我们再看埃及的情况。与突尼斯的情况不同，埃及的官方工会完全受控于政府。但在官方工会系统以外，埃及拥有非常有战斗力的工人阶级。

在2011年2月，工人阶级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当政府呼吁民众“各安本份”时，数十万工人发动了罢工，决定性地导致了总统的下台。

我们在其他国家中也可以发现相同的模式。在2011年起义的第一阶段，巴林的工人联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也门，相互联手的工人与青年人是自发性起义的主力。

在2019年，相同的社会阶层被卷入了阿拉伯革命的第二波浪潮。在苏丹，“苏丹职业协会”（会员包括一些低收入的社会群体，例如教师和记者）发挥着核心作用，并且吸收了新近组建的工会和苏丹的草根运动力量“抵抗委员会”。“抵抗委员会”以社区为基础，动员了数以万计的年轻人（主要是学生、低收入工人和失业者）。

阿什利·史密斯：

阿拉伯革命的第一波浪潮与第二波浪潮有关键区别吗？

吉尔伯特·阿卡：

在阿拉伯革命的第一波浪潮中，革命运动和两种反革命力量相抗衡。第一种反革命力量自然是当时试图扑灭起义的各政权，另一种反革命力量则相反，它们是宗教激进主义者。穆斯林兄弟会属于宗教激进主义的主流范例，而ISIS则是极右的范例。无论在哪，宗教激进主义者都不是起义运动的发起者，他们不过是顺竿子爬的机会主义者。

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企图绑架反抗运动，他们想利用反抗者争取到的民主成果，最终夺取政权。他们所主张的是新自由主义、宗教独裁主义和性别歧视的纲领，不会有助于解决埃及的社会问题，只会恶化这些问题。

宗教激进主义者一度统治了埃及和突尼斯，然而在起义爆发后的早期阶段所积累的社会支持（因为在当时，它们是最为强大的反对派力量）很快就被它们挥霍光了。ISIS作为极右势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裂土而治；它的残酷统治极具压迫性与反动性。尽管ISIS一度利用宗派主义而获得一定的社会支持，但很快它的可憎面目便广为人知了。

阿拉伯革命的第二波群众性运动浪潮吸取了前一波的经验教训。这一次，宗教激进主义者就没法混进去了。

在苏丹，群众性运动面对的是军方与宗教激进主义者联手的国家机器。在阿尔及利亚，主流的宗教激进主义者和军方所控制的政权狼狈为奸。在伊拉克和黎巴嫩，宗派主义的宗教激进主义势力既是当局的统治支柱，也是伊朗政权在这两个国家进行渗透的代理人。

因此，阿拉伯革命的第二波浪潮坚决地反对被视为反革命势力的宗教激进主义。革命者也未再对军方抱有幻想，尤其是在经历了塞西在埃及的暴政后。

阿什利·史密斯：

像美国等帝国主义势力在反革命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吉尔伯特·阿卡：

我们应当谨记：阿拉伯革命的第一波浪潮爆发之时，正值美国在阿拉伯地区的领导权处于两伊战争后的历史最低点。1991年，当苏联解体之际，美国在阿拉伯地区的领导权达到了巅峰。老布什抓住机会，通过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来维护其在阿拉伯地区的霸权。

美国政府对待阿拉伯地区的国家时，要么收编为盟友，要么争取其中立。它甚至争取到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俄罗斯的前盟友），共同进攻伊拉克。美国政府通过制裁束缚住伊朗与伊拉克当局的手脚，并通过奥斯陆协议笼络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小布什之所以挥霍掉美国在阿拉伯地区的支配权，在于他出兵占领了伊拉克。对伊拉克的占领最后演变成一场灾难：最先遭灾的自然是伊拉克人，但华盛顿当局也被卷进去了。这使得美国政府在国际上和在阿拉伯地区的挑战者（尤其是普京政权和伊朗当局）坐收渔翁之利。

奥巴马在2011年推动美军撤出伊拉克时，美国政府在阿拉伯地区的霸权处于最低点。2011年也是阿拉伯革命第一波浪潮爆发的时候，这波浪潮威胁到该地区的全部统治秩序。

美国当局没有多少影响力去左右民众中的事变。美国的弱势在利比亚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它虽然可以派出空军，但无法部署地面部队。北约对利比亚的干涉以完败告终，在卡扎菲倒台后，该国完全脱离了欧美的控制。

这一遭遇使得奥巴马政府更加不愿意干涉叙利亚，直到ISIS势力从叙利亚渗透进入伊拉克境内。美国政府在叙利亚部署了极少的地面部队，主要依赖当地部队（包括叙利亚境内的左翼库尔德武装）来对抗ISIS的军队。奥巴马政府在最初的消极态度使得伊朗以及随后的俄罗斯有机会站在阿萨德政权的一方，大规模地插手叙利亚问题。

现如今，俄罗斯当局的手已经伸到了利比亚。俄罗斯在利比亚的成功渗透，得益于埃及的塞西政权和阿联酋当局，以及利比亚的旧政权势力为其提供的支持。

一部分持左翼立场的人未能认识到美国的全球性霸权的相对衰退，以及与美国作对的帝国主义势力的崛起。他们未能在认识上与时俱进，误以为事态还是像在冷战时代那样。

当然，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势力。但是，如今的俄罗斯足以成为美国的帝国主义对手。而在阿拉伯地区，还有几个与美国进行竞争的区域霸权，包括同样反动的沙特和伊朗。

阿什利·史密斯：

阿拉伯革命的第二波浪潮正处于怎样的状态呢？您如何展望未来几年又一轮起义运动的爆发点呢？

吉尔伯特·阿卡：

我在前面已提到，第二波浪潮被新冠疫情绑住了手脚。阿拉伯国家机器以疫情为由禁止示威抗议，而民众出于对病毒的担忧而被迫就范。但与此同时，新冠疫情与经济衰退恶化着阿拉伯地区的社会环境，并且加剧了民众的愤怒与沮丧。一些事件甚至使民众气愤到不顾防疫所需，决然走上街头（类似的例子见于美国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

阿拉伯革命的长期性进程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值得高兴的是民众已经在实践中认识到他们反对的是什么，并学会了从失败与成功的经历中吸取经验教训。

例如，2020年8月黎巴嫩贝鲁特港口的爆炸激起了新一轮国内抗议浪潮，尽管规模不大。如今，即便疫情在总体上束缚住起义，但当疫情过后，更为浩大的起义运动将会来到。

我们很难预料下一波起义会在阿拉伯地区的具体哪个国家率先爆发。每个阿拉伯国家都是一个炸药桶，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埃及，我们即便从官方公布的数据中也能看到：在过去十年塞西政权的统治下，埃及的贫困率大幅提升。在阿尔及利亚，起义运动只是蓄势待发，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重新开始。阿尔及利亚的总统选举的民众参与度非常低，现政权被广泛认为是不具备合法性的。

摩洛哥是另一个火药桶。在2018年，约旦爆发了一场群众性起义，把当时的政府拉下台。伊拉克的群众起义仍在继续。苏丹的革命远未结束，正处于群众性运动和军方对峙的过渡时期。

即便沙特也是一个火药桶。爆发起义的几率最小的两个国家是卡塔尔和阿联酋，只有10%的民众享有公民权，其他人所享有的权利比西欧国家的移民工人所享有的权利还要少得多。

阿什利·史密斯：

阿拉伯起义运动的斗争目标是什么呢？要想取得胜利，起义者需要怎样的组织方式？

吉尔伯特·阿卡：

起义民众是为了生计、民主和社会公正而斗争。要实现这些方面的诉求，必须从根本上改变阿拉伯地区的国家机器与经济体制的社会与政治性质。

阿拉伯地区的群众性运动务必打倒腐败的世袭性政权，以真正的民主政权取而代之。只有这样，民众方能谈得上推行平等的社会经济政策。

而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权离不开普通民众高度的组织性和政治决心。阿拉伯地区的现存统治者以及他们的国家机器是非常残暴的，为了保住权力与地位，他们会无所不用其极。

我们只需要以叙利亚为例。作为统治者的阿萨德家族摧毁了国内的大部分地区，使得数百万人无家可归，而这一切不过是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

要想击败这些政权，离不开有效的组织。新一代的阿拉伯革命力量已经远远区别于旧时自上而下的集中制和强调领袖魅力的领导方式。

因此，自2011年后，大多数抗争运动的关键特征是扁平化的草根架构，而且鲜有极具个人魅力的领袖。

但所有人都意识到需要有效的组织方式。苏丹的“抵抗委员会”一方面拒绝建立一个中央领导机构，另一方面又实现了高度的政治与组织协作（部分地借助社交媒体）。

在苏丹首都，一部分社区委员会发挥了先锋作用。它们与“苏丹职业协会”（属于一种工会联盟）联手。这两股力量共同领导苏丹的革命运动，但它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党组织。

要想革命运动往前推进（且不提取得成功），上述程度的组织方式是起码要求。革命不能只靠社交媒体的作用来赢得胜利。把阿拉伯地区的起义定性为“脸书革命”，往往是在夸大其词。

苏丹的革命运动提供了一条出路。在至今为止爆发了大规模起义运动的10个阿拉伯国家中，苏丹革命的组织性最强。阿拉伯地区的起义民众都在向其取经。

之前提到，阿拉伯革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而民众已经在实践中认识到他们反对的是什么，并学会了从失败与成功的经历中吸取经验教训，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

因此，希望仍在。若无秉持希望，若只有“智识上的悲观主义”，将不可能具备意大利革命家安东尼奥·葛兰西所说的“意志上的乐观主义”。

原文链接：

https://truthout.org/articles/after-the-pandemic-subsides-we-may-see-a-third-wave-of-the-arab-sp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