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页 >业界 >

《第十一回》：镜像人生

时间：2021-04-05 09:45:28 | 来源：澎湃新闻

原标题：《第十一回》：镜像人生

注意：本文适合已经观影的读者
陈建斌的导演新作《第十一回》中有两种互为交织的镜像运用方式。
其一是直接使用生活中的镜子、监视器，平整的镜面呈现内外等同的局部景象，好比现实主义。
其二较为复杂，话剧的排演过程以及使用的红布、拖拉机等道具，成了凹凸不平、不断变化的镜面，带出生活与戏剧、真实与虚构、人物与角色、主我与客我的A面B面变形关系，犹如先锋（魔幻）主义。

《第十一回》海报

这两种镜像，在陈建斌的导演处女作《一个勺子》里，已通过汽车后视镜、破塑料帽、傻子身份的转换等载体或方式显现，不过互文关系较为简单，不像此回那么丰富。

《一个勺子》剧照：戴上破帽，成为“傻子”

汽车后视镜是《一个勺子》中的镜像载体之一

《第十一回》首先在人物名字上，形成“哈哈镜”式的夸张错位效应。
生活中的人物，男主角马福礼（陈建斌饰）、其妻金财铃（周迅饰）、他的继女金多多（窦靖童饰）、屁哥（贾冰饰）、白律师（王学兵饰）等，姓名在现实中都有迹可循。
市话剧团的人物，团长傅库司（于谦饰）、演员贾梅怡（春夏饰）、导演胡昆汀（大鹏饰）、导演妻子甄曼玉（宋佳饰）、门卫苟也武（刘金山饰）等，名字均属于对国际知名导演或演员的戏仿。
第一类人物的日常生活，正如镜子映出的马福礼一家三口吃饭，或者马福礼与金财铃睡觉时的情形般，平淡无奇，鸡毛蒜皮。马福礼对着近20台大大小小的监视器呐喊的画面，也不过是将生活的普通琐碎多次复制，“一对多”并没出现放大或走样的效果。
第二类人物的职业特点，决定了他们会用艺术创作“加工改造”生活。
当两类人物相遇，镜像含义由直接走向繁复，似乎是种必然。

《第十一回》中“镜像”无处不在

活人、死者与腹中胎儿，都要“面子”
30年前，马福礼向警察交代，坐在拖拉机车座上的他，意识到妻子赵凤霞和她的情人李建设在车座下面偷情时，松开刹车阀，用拖拉机碾死了这对在他眼皮子底下搞破鞋的“狗男女”，被判入狱15年。但他其实并没杀人，赵凤霞与李建设死于溜车事故。马福礼之所以向警察撒谎，是为了面子。当时“被戴绿帽”意味着名誉严重受损，带给他的耻辱与痛苦，远大于顶着“杀人犯”的帽子服刑多年。
时代风向改变。当下杀人要比“被戴绿帽”严重得多。马福礼知道话剧团要依照由他的口供写就的卷宗，将拖拉机杀人案改编成话剧《刹车杀人》公演，一改平时在金财铃、金多多等人面前唯唯诺诺的形象，找到话剧团说出真相要求改戏。给他壮胆的，还是事关颜面。
马福礼的大半生，一直活在“客观自我”，即别人眼光和社会评价之中，几乎没有为自己活着的“主观自我”。影片中的其他人物，基本也是如此。
胡昆汀创排《刹车杀人》，冲的是该剧会去省城演出。抓牢这一机会，他的人生将实现飞跃。
他用先锋而非现实主义的手法（主要道具红布的灵感无论来自崔健的音乐《一块红布》还是孟京辉的话剧《恋爱的犀牛》，都被“先锋”附体），是因前卫外衣会让原本就有凶杀、偷情等劲爆元素的话剧，更具社会话题性。

戏中戏《刹车杀人》的排法由先锋过渡到现实主义

至于是否想排这部戏，先锋手法是否合适，故事是否合乎逻辑（按希望深入角色内心的贾梅怡的话，“为什么在那个年代，光天化日之下，他们要脱了裤子在车轮底下做那种事情？”），他均不在乎。
能够功成名就，并获得新来团里的演员贾梅怡（以及未来其他年轻漂亮的姑娘）崇拜，继而用导演范与契诃夫、莎士比亚、阿瑟·米勒等大剧作家的经典台词联合包装的文艺腔调，把她（她们）哄上床，或许才是胡昆汀看重的。
李建设的弟弟屁哥也要改戏，并主动掏出20万元赞助费，是因如果按照马福礼提供的“真相”来演，观众会把哥哥当成主动勾引有夫之妇的臭流氓，他一家人，无论是活着的他还是死去的哥哥、父亲（后面有交代父亲已死），都会蒙羞——哪怕人死了，也要名垂不朽。

马福礼对着监视器呐喊

马福礼冲着监视器宣泄的画面被偷拍者传到网上之后，因为言语让公众误会他过去真是杀人犯，现在又涉嫌猥亵贾梅怡，金财铃“挺着”大肚子以死逼迫傅团长为丈夫恢复名誉：她的“孩子”小马不能一出生，就被人指指点点说是“杀人犯”与“猥亵犯”的孩子。小马人还没降临，已经在“争取”面子。
金财铃假装怀孕，源于还是少女的女儿金多多怀了孕，并坚持要生下孩子。如此一来，金多多便会重复她当年的命运，遭受外界的冷嘲热讽，同时未必能像她般，幸运遇见愿意接纳她与金多多的马福礼。顾忌现在的家庭以及金多多的名声，金财铃只能在肚子里塞个枕头，在过度关心他们一家人生活的邻居大爷为代表的社会目光面前（大爷说过，他一直代表居委会，观察马福礼这些年的表现），假装及时响应国家政策怀了二胎。
个体这样，社会层面亦是如此。市领导看到《刹车杀人》依据屁哥心中的“哈姆雷特”，排成了被欲望点燃的农村妇女主动勾引大好青年、拖拉机手李建设，大发雷霆，指出戏的价值导向非常危险，必须按照既定的社会公论排演。
A与B1、B2、B3，以及与“A”
围绕改戏的种种是非，带出有关创作的多样问题。
艺术家或说创作者，思考为谁创作、为何排演之外，如何真正理解戏剧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如果一切都要讲“面子”，生活里的真实部分又在哪里？戏剧又怎样萃取这些真实？
假如经由戏剧的“升华”，生活或披着现实的外壳，或打着先锋的噱头，在舞台上改头换面沦为掩盖真实的虚假镜像，观众凭什么要走进剧场？
事实上，扛着还原生活、提升生活大旗的话剧，在当下的戏剧舞台比比皆是，但绝大多数只是在篡改生活、贬低生活。

陈建斌与周迅分饰马福礼与金财铃

回到《第十一回》。按照傅团长生活是A、话剧是B的比喻，假设《刹车杀人》的多个版本都排出来，舞台上虽会出现马福礼B1、B2、B3，看在不同观众眼里，却均会关联、等同马福礼A，正如不同的人评论同一个人同一件事时，会有差异化的观点，但都会认为自己的评价是准确的。可是得出的多种结论，不过是带着主观和偏颇色彩的“罗生门”。
即便按照马福礼的说法排演，舞台上的他也很难是生活中的马福礼A。正如金财铃“肚子”里的小马与金多多肚子的“小马”构成的双面关系，生活同样具有双面属性。马福礼A的自我里，有面向自身的主我“A”，也有表演性质的客我“B”。
人活着的价值，大概在于应该尽量突破“B”的束缚去接近“A”，即便“A”毫无艺术性与美感。
片中马福礼设想采用极端方式，以开具死亡证明、注销户口的手段，让马福礼“B”从社会上消失，只留下纯粹的马福礼“A”活在家庭内部，来当小马的父亲。这一方法显然具有浪漫甚至理想主义色彩。想想屁哥依次借助东方佛教、西方基督教以及人类科学寻找不惨杂质的“A”，结果都无功而返。白律师终日端坐，并竭力用激烈的语言表现自己的能耐，只因站起来走动就会让他的跛脚以及自卑原形毕露。现实中，“B”与“A”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的，只是比重因人而异。
但马福礼的举动仍然令人感动，也先后打动了金多多、金财铃。此前叫他“马叔”骂他“窝囊废”的金多多，自此正式把他当成父亲。为了不让父亲伤心，她隐瞒了已经堕胎的事情，效仿母亲在肚子里塞了个枕头。老是体罚他的金财铃，通过在饭桌下面偷摸金多多肚子的行为，知道了“小马”已经没了，但也选择了佯装不知，让马福礼继续乐在其中。
睁眼，撕掉那层遮眼的薄红布
《第十一回》首尾镜像反转的处理，从面带愁苦的马福礼、金财铃开着三轮车载着满腹心事的金多多，到满脸平静的金多多开着三轮车载着有说有笑的马福礼、金财铃，道出大多数中国人朴素的生活理念。父母的大半生，常是为了孩子活着。孩子成长阶段，总是无比叛逆，屡屡拒绝父母的心意，但父母有耐心等待孩子长大成人。
如此着墨，比《一个勺子》结尾农民拉条子（陈建斌饰）捡起消失的傻子（金世佳饰）丢在路边的破红塑料帽戴在头上，成为孩子们眼中跟其他傻子没有任何区别的“傻子”，要温暖许多。拉条子与马福礼都是“一根筋”，命运却大不同。
马福礼比拉条子有余，“主动死亡”的他比贾梅怡、胡昆汀却属不足。贾梅怡与有妇之夫胡昆汀的“破鞋事件”愈演愈烈，《刹车杀人》排练陷入僵局。胡昆汀为了自身前途，当众将贾梅怡比作屁哥故事版本中的“狐狸精”赵凤霞，杜撰的“偷情”与真实的偷情成为讽刺镜像，贾梅怡伤心离开剧团。
消失的贾梅怡找到拖拉机杀人案的最关键证物拖拉机，也从赵凤霞表姐口中知道了所谓“搞破鞋”的真相。赵凤霞与李建设，本是一对相爱的苦命鸳鸯，无奈造化弄人，两人的爱情悲剧，竟被各种民间“章回体”传言，演绎成“回目”里的“一对破鞋”。
真相其实唾手可得。可是活在假象里的人们，似乎并不愿意睁眼，撕掉那层遮蔽双眼的薄红布。它最终由对艺术较真的贾梅怡找到，变相说出了艺术创作，也应该有执拗精神。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层面，贾梅怡与马福礼也构成镜像。
生活中以及创作上，胡昆汀也在努力靠近他的“A”。他明白了自己对贾梅怡是真心，净身出户与甄曼玉离婚。同时，再排《刹车杀人》时，也剪掉带有矫饰意味的“先锋”长发，如实搬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