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秀娣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
在国内破除“五唯”顽瘴痼疾以及规范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等评价改革实践中，“高被引”指标显得尤为突出。“高被引”是高被引论文以及作者的统称。高被引论文的概念率先由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简称ESI）提出。ESI对全球所有高校及科研机构的SCIE、SSCI库中最近10年的论文数据进行统计，将被引频次排在各学科领域前1%的论文称为高被引论文。
当下“高被引”之所以在国内深受重视，是缘于国内很大程度上把高被引论文等同于顶尖高质量论文，而这又是基于高被引论文在国际同行中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这个假设条件。如果这个假设条件不成立，那么把高被引论文简单等同于顶尖高质量论文显然站不住脚，对“高被引”的评价结果以及一系列政策导向也就很成问题，过于热捧和追逐，可能相当致命。
为探究国内“高被引”真相，笔者委托国内某高科技公司，通过DPOT（数字人才画像）系统，利用大数据资源和技术，对ESI 2020年度“高被引科学家”榜单中中国学者上榜较多的数学、物理、化学、材料四个学科的共计203位（人次）中国高被引学者逐一进行论文被引情况查询。限于篇幅，这里简单阐述结论。
国内高被引学者论文的被引绝大部分来自于国内学者的引用，国内“高被引”的高国际学术影响力很可能被“虚构”；国内高被引学者论文的被引集中度很高，国内“高被引”在国内学术同行中的较高影响力和权威性也很可能被“臆想”；国内高被引学者论文的引文发表在低影响因子的期刊居多，国内“高被引”的高学术水平和贡献也很可能被“高估”。综上，“高被引”指标不能简单地作为顶级学术成就的评价标准。事实上，这与笔者在听取学术同行对业内“高被引”评价时的反映一致。
不可否认，国内学界把“高被引”等同于优质学术成就的现象较为普遍，这种评价指挥棒带来的负面效应不容小觑。
“刷指标”现象导致中国教育和科研的国际声誉严重受损。因为“高被引”的光晕效应，国内个别学者通过各种不光彩手段来提高论文引用率的现象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有道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这一问题不仅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高被引”的看法，也波及对整个中国学术诚信的评价。
论文“出口转内销”现象导致中国教育和科研损耗巨大。刻意追求“高被引”无疑助推了国内学者把论文发表到国际期刊上,再转回国内让国内同行阅读和使用的现象。由此导致国内学术论文成果交流耽搁，大量科研经费化作了高昂的论文版面费、靠“高被引”起家的“帽子”人才名不副实、教育和科研生态氛围急功近利等问题。
“皇帝的新衣”现象导致国际期刊机构把中国学界视为“冲头”（上海方言，指容易被骗的人）。在国内学界“不顾期刊良莠”“不惜一切代价”发表国际期刊论文的风气下，国际期刊集团旗下的数据库都不约而同地加大了向中国市场推出各种期刊论文指数的力度。同时，有些国际期刊一看来稿是中国人或者中国机构，立马把版面费提高几倍。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源头入手，标本兼治。
要求发布“高被引”榜单的机构严把“科学关”。如果“高被引”榜单发布机构明知榜单中混有大量非学术引用数据却依旧发榜，且不主动说明缺陷所在，这不应该是一个有社会和学术责任心的机构所为。各种“高被引”榜单的制作者和发布者有责任把明显不当的引用数据加以科学处理。已有不少学者提出，要对学者利用过度自引或小团体互相引用等操纵被引数据的做法进行干预，这在技术上也是完全可行的。
要求使用“高被引”指标的部门严把“检查关”。“高被引”指标与学者个人及所在机构的学术资源、经费和奖励等息息相关。各级管理部门在使用“高被引”数据时理应事先对“高被引”数据进行核实，同时更应该关注高被引论文的实际学术价值和贡献。教育和科研的管理者需要提高管理水平，杜绝学术评价中唯指标、数量的错误做法，否则追究评价主体责任。
要求学者在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时严守“诚信关”。国内论文引用方面存在的学术投机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人为做高引用指标数据对学术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当前，要大力弘扬崇尚真理、严谨求实的“科学家精神”，加强学者科研诚信和规范建设刻不容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