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领导者：神话与现实》：领导者究竟何以发挥领导力？
我在复旦大学教授“组织行为学”课程，在接触过的教学参考书中，西点军校的存在感十分突出。
众所周知，西点军校的任务是培养高级军官，军官需要领导力，这种领导力不限于一时一刻的作战指挥能力，而是一种广泛的组织协调能力。因为军事行动不只发生在战场上，军官需要面对的不限于士兵，需要沟通的不限于军中的上下级。他们经常需要向政府和国会阐述军事战略、提出预算，需要和盟军、盟国协商，需要获得普通民众的支援，甚至还要深入敌后开展行动。自然而然，西点军校成了全球闻名的管理学研究重镇。很多教员出身军队，他们撰写了众多领导学、管理学方面的著作，丰富的案例研究是其一大特色。
《领导者：神话与现实》的作者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也是一位出身西点军校的美国陆军四星上将，曾担任驻阿富汗美军以及国际安全部队的指挥官、联合参谋部主任和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指挥官。退役后在耶鲁大学任高级研究员，同时他也是领导力咨询公司麦克里斯特尔的合伙人。2020年11月，他成为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的国安顾问团队成员。
《领导者：神话与现实》，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 等著，乔爱玲 译，东方出版中心2021年版。
该书是作者继前两本畅销书《重任在肩》和《赋能》之后，推出的探讨领导力问题的最新力作。在书中，作者同样采取了西点军校教程的特色——案例研究法。在作者选择的13个案例中，我们看到了6对组合（分别是创始人、天才、狂热者、英雄、权力掮客、改革者），外加一个单独的案例——“大理石人”罗伯特·李。
这种类型化分析非同寻常。让我们跟着作者的思绪，一起来认识这些重要人物和他们身上的领导力吧。
对领导者的类型化分析
第一，不以成败论英雄。
在作者的观念中，杰出的领导者并不一定是常胜将军。有的领导人因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大展宏图而被铭记，比如丘吉尔（参见第十章），他在一战中因为输掉了加里波利战役（1914年）而去职，但在二战中却成功地使英国成为阻止“纳粹列车”前进的磐石，他的战争动员相当成功，最终盟军以英国为基地实现了绝地反攻。
丘吉尔有严重的忧郁症，并有自杀倾向，是绘画让他获得了某种解脱。1953年，丘吉尔因为1937年出版的《伟大的同时代人》一书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二战即将终结的1945年7月，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出乎意料地输掉了下院大选，这个奖对他来说也许正是时候，也恰如其分。不可否认，丘吉尔在艺术和文学上的天赋，对他的“政治的艺术”很有帮助，而他对演讲和修辞也确有独到的见解。
因为二战中的杰出贡献，丘吉尔成了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家。撒切尔夫人和现任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都是丘吉尔的忠实粉丝，后者著有《丘吉尔因素：一个人如何创造历史》一书。
跟丘吉尔相比，“大理石人”罗伯特·李（参见第一章）就非常另类了。他出身西点军校（并在1852年担任该校校长），在美国南北战争这一决定国家命运的历史时刻却“站错了队”，背离联邦，选择和家乡弗吉尼亚也就是企图维持奴隶制的南方阵营站在一起，担任南方军的总司令，并最终输掉了战争。但战后他反而成了某种传奇，他的雕像在今天的美国依然可见（特别是南方各州），李还和另外一位南方军的败军之将杰克逊一起出现在1925年版的半美元纸币上。这不是他刻意所为，因为战后的李选择了隐居。李的传奇地位令人十分费解——人们在这位“失败的将军”身上看到了什么？
丘吉尔把罗伯特·李描述为“有史以来最高尚的美国人之一，也是战争史上最伟大的领导者之一”，答案也许就在这里。
在今天看来，罗伯特·李也许失掉了“大义”（维护奴隶制、分裂国家），但他依旧保留了个人美德。作为西点军校的高材生，他富于军事才能和英雄情结，他沉着坚毅、风度翩翩、重情重义（这种伦理观也许是他选择与南方站在一起的理由之一）。事实上，李在私底下反对蓄奴制度，因此他的个人信念和行动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这也是很多人同情他的理由吧，谁又不是这样呢？多少人不得不在忠和孝、法和理之间进退维谷、左右为难。
内战结束后，李被传奇化的原因，也许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一是普通人视角下的同情心、同理心；二是对美国这个移民国家来说，政治整合是最大的课题，和解的文化是这个国家存在的必要条件，久而久之，这也成了美国的文化基因——仇恨向后看，而和解是为了向前走。
当然，作者最终对罗伯特·李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但并非因为他的失败，而主要是质疑他实际的领导效力和环绕他的神话思维。罗伯特·李在美国的传奇，印证了一句中国古话：“不以成败论英雄”。
第二，企业家精神和领导风格。
我们一般认为谦逊是领导者应该具有的美德，但在很多开风气之先的行业领导者（而不是某个企业的总管）的身上，经常可以看到专断和坏脾气，这种现象并不奇怪——这源自领导者和下属的意识差距。比如，可可·香奈儿和华特·迪士尼（参见第三章）这两位用自己的名字开创了两个长盛不衰的品牌的领导者，都是坏脾气和专横作风的代表。原因在于，香奈儿和迪士尼处于转型时代，身上具有领先于行业的洞察力和卓越的创意，同时，他们也是完美主义者和工作狂；相比之下，下属并不知道明确的方向和要求，他们不得不仰仗领导者的指令。
由此，这种独断专行的领导作风也就有了合理性，或者说必然的，可以被容忍。作为表征，我们观察到很有意思的画面：虽然下属不可避免地害怕这两位老板，却又心甘情愿地跟随他们，招之即来。他们的管理之道符合泰勒在20世纪初开启的“科学管理理论”，以及X理论假说。
企业家精神是好事，创始人的管理之道也情有可原，但这里依旧存在困境，那就是组织的传承问题。创始人会衰老，接班人何在？家族企业在创业成功后普遍面临类似的难题。管理学中的“不成熟—成熟”理论启发我们：好的领导是带领下属走向成熟的过程。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第三，孤独的天才也是领导者？
第四章“天才”中，作者选出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伦纳德·伯恩斯坦。后者担任纽约爱乐乐团指挥，获得巨大成功；前者是世界级的科学家，无人不晓。但爱因斯坦从未担任“领导职务”。他拒绝了很多职务。1952年，以色列第一任总统去世，总理魏茨曼向爱因斯坦发出邀请，提议由他来担任以色列总统，因为他是“最著名的犹太人”，符合公众期望。爱因斯坦马上礼貌地回绝了，他认为自己并不具有这方面的天赋。
这位可爱的、头发凌乱的天才的一个疑问是：“为什么没有人理解我，却每个人都喜欢我呢？”
我们要追问的则是：这样一位孤独的天才，为何也被作者放在“领导力”的案例里面呢？
本书作者提出了
“思想领导力”
这个概念。爱因斯坦把我们带到人类认知的边界，思想冲击力极大。他的探索精神鼓舞了整个科学界，以及无数的后来者，更重要的是，他对世界的开放态度，使他有能力将自己的天赋与广大的追随者联系起来。基于爱因斯坦在人类社群中的这种广泛的影响力，他自然也应该是领导者无疑了。同时，他的平易近人和天才的思想之间的反差，也是人们喜欢他、被他征服的理由吧。
第四，狂热者和“根据意识形态的领导方式”。
作者选择了相距二百年有余的两个人物作为案例：法国大革命中的罗伯斯庇尔和极端组织头目扎卡维。两人都对自己的“目标”狂热执着，却都宣称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理想国”。
这两人身上都有吸引大众的个人特质。罗伯斯庇尔被称为“不可腐蚀者”。1791年，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出逃失败，罗伯斯庇尔在混乱的巴黎慷慨演讲，顿时成了这个痛苦中的国家的大救星。在追求自由、正义和共和的旗帜下，罗伯斯庇尔的独裁体制形成。但不过三年，罗伯斯庇尔的恐怖政治也把他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雅各宾派主导下的法国，不但陷入独裁政治的漩涡，而且反智主义（民粹主义的一种表现）盛行，他们以“共和国不需要天才”为由，关闭皇家科学院，还把当时最杰出的化学家拉瓦锡也送上了断头台（恰是拉瓦锡优化了火药配方，帮助法国从反法同盟的围剿中幸存了下来）。
作者在书中总结道：“领导力的职责是推动人类的全面进步。”（第十章，第430页）基于这个定义，把狂热者也列入其中，不免可疑。
作者的解释是，领导力的生成，不只是自上而下，也存在自下而上的反馈循环——是的，民粹主义的助推。这两个人物的领导力和追随者相互循环，把历史推向了死胡同。这样的例子其实非常多。往远处说，忒修斯和罗慕路斯，他们分别是雅典和罗马的奠基人和统治者，前者转向了民粹，后者成了暴君。
第五，英雄不问出处。
作者选择的案例是中国明朝的航海家郑和和美国废奴运动的代表人物哈丽雅特·塔布曼。
郑和的使命是确立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并试图以外交成就来巩固政权的合法性。元朝官员的遗孤、宦官、航海家、海军统帅、外交家……郑和的个人经历和身份堪称传奇，他七下西洋，历史功绩有目共睹。1433年，郑和与世长辞（支持他的永乐皇帝早于1424年就去世了）。不久之后，他积极参与的朝贡体系开始走下坡路，之后，明朝更是走向了闭关锁国。郑和的航海记录被刻意销毁，这等同于对这段外交记忆的彻底抹杀。而在同一时期，欧洲文艺复兴兴起，葡萄牙、西班牙的航海事业蒸蒸日上，新航线陆续开辟。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得到了蓬勃发展。于是，东西方的差距开始拉大。
郑和是古代中国开放和和平外交的功劳者，郑和精神在今天依然具有启示意义。
塔布曼原本是南方的一名黑奴，逃亡后多次重返故地，成功地解救了约八十名黑奴。这些人占总体被解救黑奴的比重不高，但却极具象征意义。塔布曼是文盲、矮个子、女性，其貌不扬，一点不符合传统的“英雄”形象，但她身上的英雄气概受到了极大的赞誉。
“我自由了，他们也应该自由”，这是塔布曼的信条，或者说是来自虔诚信仰的力量。在19世纪50年代，她一次次回到南方，通过地下联络通道（用今天的话说，可以叫“暗网”），把黑奴们带出南方，带到自由州。她沉着冷静、周密计划、纪律严明，在450英里的逃亡路线上往返了13个来回，无惧对她的重金悬赏。除了救助黑奴，她还在废奴运动中充当了护士、侦察员，甚至间谍，非常精干和高效。为了获取资金，她四处演讲筹款，从不吝啬时间和精力。
美国的黑奴解放，是美国的自我救赎。没有黑奴解放，北部的资本主义就没有自由劳动力，也无法扩张市场；同时，如果继续保留黑奴制度，美国的宪法精神也会被掏空。无论从经济意义上还是政治意义上，黑奴解放都是大义所在、大势所趋。塔布曼的传奇故事为这场运动增添了有力的注脚，那就是：黑奴自身的决醒和行动是这场运动取得胜利的最终保障。否则，美国的黑人只可能是从一种经济模式下的工具变成另一种经济模式下的工具。人的精神的解放，才是最彻底的解放。
当然，这条道路依旧十分漫长，直至今天，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依然是国家之痛。
第六，成也权力，败也权力。
案例1是19世纪在美国纽约呼风唤雨的权力掮客威廉·马格尔·特威徳，他的故事完全是一个真实版的“纸牌屋”。有意思的一幕是，在明知特威德贪腐并且已经被捕之后，他所在选区的选民还是把他选为了议员。这里暗含的政治意义值得深思。特威德不倒台，公正透明的政治就不可能实现；但反过来，缺乏公正透明的政治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继续仰仗特威德这个“能人”和混世魔王（外号“老板”）来给城市提供“服务”。政治转型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坏人被抓，仅仅是一个开头而已。
案例2是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号称“铁娘子”，她是丘吉尔之后英国最著名的首相，也是20世纪在任时间最长的英国首相。作为一名女性政治家，撒切尔夫人发挥了她的领导风格：她和密友们组成了“早餐俱乐部”，通过这种非正式渠道进行沟通，提前给政治布局。这是撒切尔夫人的“厨房内阁”，也是核心决策圈。
撒切尔夫人在以下议题上取得显著成就：
首先，为了让英国经济走出困境，她发起了“供给侧革命”，大幅清理国有企业和社会福利，重申传统价值观。其旋风式的领导作风赢得了全国性的支持。
其次，1982年的马岛战争是另外一件危机带来的礼物——进一步塑造了她的坚定的爱国者的形象，并且令她扬名国际。
再次，在外交上，她巩固了和美国的盟友关系；同时，尽管她竭力反对国内的左翼思潮，但对外积极改善了和苏联的关系。
危机和困境需要政治家，政治家也需要危机和困境来显示他们的才干。撒切尔夫人的崛起具有偶然性，但她正是这样一个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合适的地方的人选。
第七，改革者和领导者的“三角色”。
当代管理学大师彼得·圣吉说，领导者必须同时扮演好三大角色——设计师、仆人和教师。其中，设计师是指愿景的创造；仆人，是忠诚于组织愿景；教师，是帮助下属成长。
作者选择的两个案例，分别是德意志修道士马丁·路德和美国牧师马丁·路德·金。这两位放在一起很相配——后者的名字就源于前者（出于仰慕，金的父亲为他改名路德）。两人都是宗教界人士，分别在宗教改革和民权运动中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
面对天主教会，路德离经叛道，和修女结婚，据说是为了“激怒魔鬼和教皇”。在此之前，他的“九十五条论纲”已经激怒了教会。他不顾一切地奋发写作，就像那个《皇帝的新装》里的小男孩，把用赎罪券牟利的教会的“新装”给一层层扒了下来。但马丁·路德并不完美。他是个反犹主义者，性格中有阴暗和自傲自恋倾向。在宗教不满引发了基于经济不满的德意志农民起义后，他与之划清界限，最后还对农民运动发出了诅咒。然而，宗教改革的历史影响不容否定。新教对偶像崇拜的废除，和现代政治也有密切关系，即“对领导者的偶像化可能导致暴政”的观念深入人心。有一种说法是，正因为如此，华盛顿纪念碑被建成方尖碑，而不是传统的骑马雕像碑。
让我们来看一看路德在宗教改革中如何扮演“三角色”：
（1）德国人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机帮助路德的作品（包括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在内）快速传播，1518年，他取代伊拉斯谟成为欧洲最畅销的作者。
（2）路德是德文版《圣经》的翻译者，也是标准德语的奠基人。他在沃尔姆斯帝国会议被判处“驱逐令”后，萨克森选侯——“智者”弗里德里希庇护了他，他得以在莱茵河畔的小城隐居下来，并完成了德文版《圣经》的翻译。由此，普通民众可以直接阅读《圣经》（在以前，《圣经》是拉丁文的，教会垄断了《圣经》的话语权）。
（3）与此相关，路德福音派重视教育，有教无类，包括女性、农民在内的普罗大众都是教育对象，从而留下了巨大的功绩。
马丁·路德·金参与民权运动的背景是“公共汽车让座事件”。1955年，蒙哥马利发生了黑人女性罗莎·帕克斯拒绝在公共汽车上给白人让座的事件，罗莎·帕克斯被捕，引发了蒙哥马利黑人社区的极大震动。金刚好就是那里的牧师，六个月前才从波士顿大学博士毕业。金虽然年轻，但被推举为运动领导者。因为居民的积极参与和高效能，运动推进速度非常快，获得了全国性声援。美国种族隔离程度最严重的伯明翰是最后的堡垒，金和伙伴们策划了行动方案，时间是1963年。金在运动中一度被捕。
对领导者金牧师来说，“坐牢与否”“坐牢时机”“坐牢时间”等，都是运动策略的一部分。当时正在参加总统竞选的约翰·肯尼迪和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由此，民权运动对原本倾向于种族隔离的民主党产生了积极影响。伯明翰事件后，肯尼迪政府制定了“1964年民权法案”。同年，金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35岁的金在这年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接近尾声。
金的领导艺术在于：和他领导的运动保持合适的距离——既在运动中，又在运动外。他并不是运动的发起人，也不是冲锋陷阵的主力，但他是灵魂。他提供了愿景，并通过演讲不断扩撒，影响更多的受众。尽管他和团队经常意见不同，但他们不断磨合，共同迎来了运动的最后胜利。
领导者究竟何以发挥领导力？
《领导者：神话与现实》这本书写到最后，作者揭示了自身的焦虑，那就是，他终生都在追求领导力，但一直都在路上，这里没有公式、没有唯一解。不过，作者还是提炼出了若干明确的主张和观察：
1.时势造英雄。
作者试图破解传统领导学研究的一个迷阵，那就是只关注领导者本身的“神话”思维，具体包括公式神话、归因神话和结果神话。这些神话思维都指向领导者的神奇作用，而且领导者身上这种天赋异禀经常被蒙上神秘的面纱。对，领导者仿佛就是超人、救世主。与此同时，在领导者的培训课程中，人们也总在寻找“特质清单”，似乎通过复制某些要素，人们就可以通达领导力的高阶。
这是相当静态的思维，并且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作者强调，领导力是领导者对复杂系统的驾驭能力（第十章，第426页）。领导者的某些禀赋（这些禀赋可以后天培养），比如演讲能力（丘吉尔、金牧师、古希腊演说家狄摩西尼）、坚毅的外表（比如郑和）等等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不能脱离系统和环境。离开了后者，在历史上声名赫赫的伟大人物，可能也就是普通人。同时，制度和机构的存在也十分重要，这些结构性要件帮助领导者迅速找到志同道合的同伴，组成团队并能开展有效的行动（试想一下，如果没有高效的政治和行政系统，硅谷不可能成为全世界的创新中心）。
作者的这一主张，和领导理论中的权变理论一致，也就是——“时势造英雄”。与此同时，机会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因此，领导人的个人素质（特质）也十分重要。
2.领导者的象征意义重于结果。
香奈儿示范了一种生活方式，让别人来效仿。人们不是追求香奈儿生产的商品，而是希望体验她的生活方式。在香奈儿之前，女性的服饰笨重、拖沓，身体处于被衣服捆绑的状态。香奈儿全新诠释了女性服装——休闲、实用。为了“苗条得像可可”，女性蜂拥而至她的店铺。到一战临近结束的时候，可可·香奈儿成了时尚偶像。为了维护作为时尚生活方式的“香奈儿”品牌，她不惜花钱封他人之口，隐瞒自己贫穷的童年。
除了出色的创意和设计能力，可可·香奈儿还是一个商业天才。一战帮助香奈儿打造了极致的商业王国，二战又无情地让它停摆了。14年后，她卷土重来，重振商业帝国。这时候，香奈儿的目标就不仅是要打败竞争对手了，她还要不断打败自己。后者更加困难。
在早年，通过和有权势的人结交，香奈儿成功打入上流社会。不同于其他满足于过寄生生活的交际花，香奈儿很快发挥出自己裁缝的特长（从定制帽子开始），开店，成为职业女性。不夸张地说，香奈儿的奋斗史是近代女性从依附走向独立的写照。
时代象征意义的内涵是卓越的价值观。杰出的领导者身上都有这样的烙印。
现代社会，重要的事情都无法以一己之力完成，团队是必经通道。于是，领导力变得极其重要——没有领导力，就没有团队。
领导力成了畅销产品，关于领导力的书汗牛充栋。如果你想获得领导力，除了看书，关键在于实践。你可能会说，我是无名小辈，没有领导职务。其实，家庭、集体宿舍、办公室，只要有人的地方，就可以去实践领导力，领导力并不一定与职务挂钩。
有权无威的人，比比皆是；而无权有威的人，往往发挥着更大的领导力。
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只有使命内化，才可能去感召别人；而这种能感染自己和他人的使命感，必然内含超越性的价值观。
卡莱尔在《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1841年）一书中说：“世界历史只不过是大人物（great man）的传记。”英雄或者大人物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当的，但人人都应该了解领导力、拥有领导力。（也许，可以从领导自己、变得自律开始？）
有领导力的社会，众志成城，办法永远比困难多。在充满全球化挑战的今天，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作者陈云为日本广岛大学区域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比较政治学、政治经济学，著有中、日、英文学术著作多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