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大学青年教师韦东奕的视频和相关事迹在网络上走红，很多网民表达了对韦东奕的喜爱。作为一颗国际数学领域耀眼的新星，韦东奕选择留在国内读博并且任教，一方面说明经过几十年艰苦卓越的发展，我国基础科学以及研究生教育的水平有了明显的提升，否则我们很难留住像韦东奕这样的青年才俊；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前我国社会有尊敬科学、尊敬科学家的氛围，这是非常可喜的，有利于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蓬勃发展。
但我们也要看到，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科学的研究有其特殊性与规律性，即需要学者保持纯粹，不能被外界过多打扰。想必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在韦东奕走红网络后，北京大学很快通过“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BICMR”公众号发布了题为《青年学者需要安静的治学环境》的短文，呼吁社会各界“营造有利于年轻人专心开展学术研究的氛围”。因为唯有安静的环境才能让青年才俊真正成长为顶级大师。那么何谓安静的治学环境呢？
首先，需要让学者有自由的学术交流物理空间。比如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便集合了众多来自基础科学不同领域的科学家，让他们能够在一个风景优美的自然空间中进行跨学科的自由交流，造就了科学史上的多段佳话。这也是国际国内诸多知名高校努力打造宽松宁静校园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需要让学者拥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科学研究，不要被过多的非科学研究事务分心。党和政府曾发出号召“保证科技人员每周有5天时间搞科研工作”。当前，由于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越来越多，高教系统内部各种活动名目繁多，加之外界喧嚣不停。面对这些情况，高教系统管理者要有所坚守，不能让时间被各种不相关的娱乐与应酬、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活动所占用，这也是北京大学在第一时间呼吁网络上淡化对韦东奕进行讨论的初衷。
还有经常被人忽视的、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即社会与相关部门需要给予基础科学研究相对宽松的评价机制与管理机制。一方面，基础科学研究需要极高的智力投入，科学家的智商和逆商如果不够高，很难突破人类知识的障碍与界限。另一方面，基础科学研究的竞争极其残酷，可能成千上百的顶尖科学家穷其一生都没有办法获得任何进展与突破。比如，费马大定理困扰了世间顶级学者300多年，许多天分极高的数学家为之鞠躬尽瘁却没有突破。况且基础科学研究还有一个特点，即一旦有所进展与突破，就将是名垂史册。费马大定理在上世纪90年代最终被安德鲁·怀尔斯证明时，相信世界上很多数学家一方面为之欣喜，另一方面也需要面对自己竞争失败的结果。
除了竞争残酷外，基础科学的科学家会经常被人质疑“你的研究有什么用”。比如此次“韦神走红”，网络上就有舆论质疑韦东奕的研究“没有什么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创院院长、教育学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曾经论述过“无用知识的有用性”，强调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科学的研究需要去除一些实用取向的功利性，这将大大有助于科学家对于学术研究的自由探索，进而帮助科学家取得研究上的成功。
“上帝粒子”之父、201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理论物理学家彼得·希格斯曾对英国的科研评估颇有微词。他认为科研评估对科学研究“影响”的注重将会导致英国高等教育机构优先进行短期内就能产生重大影响的科学研究，至于那些最具创新意义的研究——打破固有模式、重新定义学术领域的研究，则将可能面临萎缩，因为这样的科学研究风险极高，而且即使成功了，也可能在短时期内是没有实用价值的“屠龙之术”。笔者带领团队对英国科研评估的数据进行分析，也进一步证实了彼得·希格斯的忧虑——过分关注科学研究的短期影响将会拉低基础科学在评估中的得分。如果这样的评估又和经费等挂钩，势必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可见，对基础科学研究的评价需要格外慎重，不能简单地使用显性的指标去判断一个学者的水平与未来。所谓“青年学者需要安静的治学环境”，应该包括不能让一些短期的评价指标干扰了基础科学研究。
因此，社会各界要给予韦东奕以及其他众多青年基础科学研究者更加安静与宽松的治学环境，让他们能够敢于冒险与创新，以取得更多关键性的突破。即使韦东奕们在基础科学的探索上最终没有取得耀眼的成就，这种安静与宽松的治学环境也必将使得下一代的中国科学家们在前辈的基础上不断取得进步。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中国基础科学研究者登上世界科学的巅峰。
（作者系清华大学长聘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