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苏联“红色大学”为中国革命锻造人才 来源：参考消息网
参考消息网6月20日报道 （文/白雪骐）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中国，中国进步青年寻求救国救民之良方的轨迹也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莫斯科，宛如红色磁石，令他们心驰神往。一批批中国进步青年涌进苏联当年的东方大学、中山大学等“红色大学”，学习革命真理和斗争策略，探寻中国前进的方向，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
东方大学：两国两党的伟大合作
从莫斯科红场出发，沿着特维尔大街一路向北，步行十几分钟，就来到了普希金广场，4米多高的青铜纪念像前摆放着鲜花，纪念着这位伟大的诗人。漫步在广场上，很难想象，一百年前，一座与中国革命紧紧相连的大学——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就在这一带建立。
东方大学于1921年5月创办，专门为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以及苏联中亚各民族培训干部。一开始的校址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特维尔大街，于1925年搬至苦行广场（1937年更名为普希金广场）附近由建筑师尼古拉·久久诺夫设计的楼房内。如今这栋建筑已成为俄罗斯联邦新闻和大众传播局的办公楼（也有资料称原建筑已拆除）。除了接收从中国国内派出的留学生之外，东方大学还接收先期赴法国、德国、比利时等欧洲国家勤工俭学的进步青年。据资料显示，东方大学师资力量雄厚，集中了当时苏联一批经验丰富的革命理论家和实践家。
根据俄方档案资料，在1923年，有来自62个国家的1015名学生在东方大学学习，学校课程包括俄语、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史、工人运动史、苏共历史以及自然科学知识等。1938年，随着苏联方面调整，东方大学停办。
东方大学仅存在了17年，但它对中国革命具有重要影响，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刘少奇、朱德、任弼时、萧劲光等曾经在此学习。1921年春，刘少奇与任弼时、萧劲光等20多名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从上海搭乘邮轮，踏上了赴苏俄求学的旅程。档案资料显示，到1925年年中，从中共各个渠道派到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达到112人。他们在东方大学系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工人运动史，比较全面地掌握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和经济理论。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东方大学的创办与运转，对革命干部的培养与成长具有重要意义。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在东方大学的学习经历，不仅是两国和两党间的伟大合作，更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重要一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也是东方大学创建100周年。根据中俄两国档案部门去年合作制定的《2021-2025年中俄档案合作分委会工作大纲》，双方将在未来5年举办纪念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100周年展览。
中山大学：锻炼进步青年的熔炉
从克里姆林宫向西南方向步行大约10多分钟，就可以到达沃尔洪卡街16号，这是一栋外墙为黄色的古建筑，这座小楼便是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主楼。
中山大学成立于1925年10月。孙中山先生在1925年去世后，苏联政府为继续实行援助中国革命的政策，决定在莫斯科兴办以孙中山名字命名的大学，招收来自中国的进步青年，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
沃尔洪卡街16号在十月革命前是俄国贵族的官邸。楼房中间为四层，两边为三层。从正面看，这栋楼房不是很大，但整个主楼往后延伸很长。在大楼的正前方，是一个有树木点缀的小型花园，走出花园就是大街。街的对面是俄罗斯救世主大教堂。沿教堂再往前走，就来到了莫斯科河边。当年，中国学员课间经常到花园休息，也有学员在闲暇时散步来到莫斯科河边。
中山大学是上世纪20年代国共两党在海外留学人员最为集中的“红色大学”，也是为国共两党锻造了大量优秀人才的熔炉。
中山大学1928年改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至1930年停办，共接收约1200名学生（包括1928年东方大学中国班转入的100多人），其中共产党方面有邓小平、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陈绍禹（王明）等；国民党方面有蒋经国、谷正纲、郑介民等。邓小平在晚年时期，每每回忆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点滴，都是感慨万千。
1926年1月7日，邓小平一行十几人乘火车离开法国，途经德国、波兰，于1月中旬到达莫斯科。短暂调整之后，以多佐罗夫为俄文名、邓希贤为中文名的邓小平马上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
在中山大学的学习中，邓小平想“弄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他曾写道：“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利益而争斗。”（参与采写：谢荣 刘恺）
这是2004年8月17日拍摄的邓小平同志青年时代就读过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旧址。（新华社）
